而更加糟糕的是路翎並沒有意識到緊跟著這些文藝批評而來的是一場更大的風波。從1954年5月起，全國幾大報刊載文，火藥味十足地批判路翎的抗美援朝小說，而且批判的調子逐步升高。書生意氣的路翎也在《文藝報》上發表3萬多字的反批評，這顯然也是一出悲劇，因為他完全誤解了這場批判的實質。他萬萬沒有料到對自己的批判僅僅隻是摧毀“胡風集團”的序幕。
1955年6月，作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路翎被捕入獄，在獄中他患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1964年初方得以保外就醫。但他出獄後的一封申辯書卻讓自己重陷囹圄。1975年6月“刑滿釋放”，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繼續接受地方派出所的監督，負責打掃大街，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平反昭雪。
社會可以在一個作家的盛年期殘酷地剝奪他的自由寫作的權力，但曆史卻不會忘記，一個20來歲的小夥子在中國的40年代曾經以超過他年齡的成熟創造了一係列彪柄史冊的文學著作。今天的人們或許會感慨路翎命運的坎坷和晚年才力的衰退，但卻再難忘卻當年出現在胡風麵前的那個英氣逼人、才情橫溢的小說家路翎！
是的，當年的胡風就正是從路翎式的文學實績裏證悟了“主觀戰鬥精神”的現實意義——我們注意到，主觀戰鬥精神這一極具文學史價值的命題的提出在胡風那裏是經過了一個過程的。30年代的胡風就很重視創作主體的地位和作用，但尚未明確形成一套關於“主觀”的思想。正是隨著七月派文學實踐的深入展開，善於在具體創作現象中提煉文藝思想的胡風才越來越多地使用了“主觀作用”、“主觀要求”、“主觀努力”、“主觀精神”、“作家的人格力量”等等術語，這是在1939年以後的情況。到1944年，在文協第六屆年會上宣讀的《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風公開提出了以“主觀戰鬥精神”來理解文藝創作、評價文壇現狀的總體思路。胡風認為，當前的文藝創作逐漸發展到了一個主觀精神與客觀精神相融合的新階段，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問題還有另外的一麵”，日常生活的“包圍、疲乏、腐蝕、俘虜”，導致了作家“主觀戰鬥精神底衰落”，“主觀戰鬥精神底衰落同時也就是對於客觀現實的把捉力、擁抱力、實進力底衰落”。為了克服這些病態的傾向，就必須提高“人格力量或戰鬥要求”，同時“獻身給現實生活底戰鬥”、“用具體的努力開展廣大人民底文化生活”。胡風強調，要特別關注新近湧現的作家，“新的作家，因為對於生活鬥爭的執著，電因為沒有受到文壇風氣底腐蝕，能夠帶來思想力的真樸和感應力的新鮮，給文藝傳統輸入新的血素。”不言而喻，路翎等七月派作家就是因為強勁的主觀戰鬥精神而引起胡風關注的，同時路翎等人在創作上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又促使胡風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主觀戰鬥精神”思想。
大半年之後，即1945年1月《希望》創刊。創刊號上，引人注目的是胡風的文藝評論《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裏麵》和舒蕪的論文《論主觀》，此外還有充滿精神搏鬥景觀的路翎的小說和冀汸的詩歌，簡直就是七月派“主觀戰鬥精神”的大彙演。胡風的評論從文藝的創作過程入手，更加鮮明地闡述了他的思想：“文藝創造，是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的。”“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就正是為了思想鬥爭底要求”；而所謂“作家要深入人民”，“從人民學習的課題或思想改造的課題”，也“不會是善男信女式的懺悔，而是創作實踐裏麵的一下鞭子一條血痕的鬥爭。一切偉大的作家們，他們所經受的熱情的激蕩或心靈的苦痛，並不僅僅是對於時代重壓或人生煩惱的感應，同時也是他們內部的，伴著肉體的痛楚的精神擴展的過程。”他將主觀戰鬥精神具體化為“自我擴張”與“自我鬥爭”，並以此作為對一般的“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主張的注釋。
《論主觀》的作者舒蕪原名方管，係路翎在礦冶研究所工作時認識的朋友。他1922年生於安徽桐城，係“桐城派”創始人方苞的嫡係後代。自幼接受家學教育，他思想活躍，才慧過人，抗戰後流寓湖北、四川等地，在中學任教，此時他尚未高中畢業。舒蕪與路翎結識後，兩人過從甚密，後來經由路翎介紹又認識了胡風，成了胡風的重要撰稿人。他的《論主觀》從哲學的角度論述了“主觀”問題。他認為“人類的鬥爭曆史，始終是以發揚主觀作用為目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到“約瑟夫（即斯大林——引者）階段”，“‘主觀’這一範疇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決定性地位了”。
這些關於“主觀”的思想雖然都揭示了文學發展乃至文化思想發展中的關鍵性問題，對於糾正長期以來左翼進步文壇上存在的機械反映論、客觀主義、主觀公式主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卻不擇時機地出現在左翼文藝界正在學習貫徹“延安講話”的時候。於是，理所當然地，人們很快就得出了否定性的意見。早在胡風的《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發表後，黃藥眠就在《雲南日報》上予以批評。而《希望》創刊號上的“主觀”大行動則遭到了更多的抨擊，茅盾、何其芳、邵荃麟、黃藥眠等許多人都撰文反駁。而胡風及其他七月同人也在《希望》、《泥土》、《呼吸》等刊物上繼續發表爭鳴性文章。應當說，這不過是一場正常的文藝思想的討論活動，然而卻被不恰當地置放在現代中國政治鬥爭漸趨尖銳的40年代中期，因此雙方都難免有些失去平和之處。當時發表過文章的舒蕪、方然、阿壟以及胡風自己都多少有過某些意氣之辭，而論爭的對方也很難從自己既有的“地勢”和“權威”中走出來，保持一種純淨的心態，於是其結果就大大地超過了學術論爭的要求，向著我們所不願看到的方向傾斜了。
1948年，彙集於香港的邵荃麟、胡繩、林默涵、喬冠華等人在《大眾文藝叢刊》上連續載文，點名批評胡風，特別指出了胡風文藝觀點與毛澤東《講話》的區別與對立。後來，遠在上海的胡風得知消息後又寫了《論現實主義的路》，這是一篇將近10萬言的長論。較之先前那些犀利潑辣的文字，這裏的態度明顯是審慎的，胡風試圖更全麵更理性地回答別人的批評，解釋和說明自己的思路和意圖。然而，十足的書生氣卻嚴重地阻礙了胡風對別人“意圖”的準確把握：他還缺乏必要的政治嗅覺，無法因爭論中日漸濃重的政治意味而有所警醒。
這一切，不僅直接導致了胡風在1949年以後的錯誤決策，也最終決定了七月派作家的命運。
§§尾聲
中國文學的整合
與七月派的消亡
在長時間的奔波流亡生活中，在煩瑣冗雜的出版事務裏，詩人胡風已經有10多年沒有詩情的湧動了。但是在1949年，這個異乎尋常的時刻，他卻豪情大發，詩興翻湧，因為，他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他付出了一位左翼文藝戰士所有的忠誠，所有的心血和所有的時間。今天，當一個新時代的領袖毛澤東出現在中國最高會議的主席台上時，他激動了，仿佛自己的人生又翻開了新的一頁，生命又開啟了新的一輪航程。“時間開始了——”這幾乎是脫口而出的歡呼，再準確不過地道出了所有七月派作家的心聲。胡風寫道：
祖國
偉大的祖國嗬
在你承擔著苦難的懷抱裏
在你忍受著痛楚的懷抱裏
我所分得的微小的屈辱
和微小的悲痛
也是永世難忘的
但終於走到了今天這個日子一時間，胡風又恍然感到自己是置身於一片大海裏，不僅僅是歡樂的大海，更是俯仰自如，無際無涯的生存的大海：
我是海
我要大
大到能夠
環抱世界
大到能夠
流貫永遠
我是海
要容納應該容納的一切
能澄清應該澄清的一切
我這晶瑩無際的碧藍
永遠地
永遠地
要用它純潔的幸福光波
映照在這個大宇宙中間這的確是一種美好的想象：海是生命的源泉，當個人的渺小的生命返回到生命之母的寬廣懷抱，它也就有了安全感、歸宿感，海擴展了我們狹窄的胸懷，也庇護著我們的個性與自由。隻是，此時胡風還不可能做這樣的設想，百川彙海其實得經過一個曲折前進的旅程，其中有急流有險灘也有暗礁，而且大海也會有驚濤駭浪，彙人大海的水流也麵臨著被吞沒被分解以至喪失“自我”的尷尬。
七月派的文學選擇似乎能夠保持它長久的生命力，因為它已經走過的10多年的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先先後後湧現過大大小小的許多社團流派，他們都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光芒四射，但存在的時間一般隻有幾年，很少有超過10年的。隻有七月派——僅僅從《七月》周刊創刊算起，中間經過半月刊、月刊和《詩墾地》的連接到《希望》終刊，前後就已經有了10年時間，如果再加上孕育過七月精神的胡風創編《木屑文叢》的時期，延續到為其他七月作家繼續提供陣地的《呼吸》、《泥土》等刊物的出現，那麼整個七月派文學的產生、發展曆史就更長了。一個社團或流派很少有像胡風這樣忘我執著的主持人，而七月派文學自身所體現的那種高度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同樣令人驚歎。一些相識和不相識的文人自發地沿著《七月》的文學之路探索前進，出版刊物，組織叢書，與《七月》遙相應和，這難道不是更大的奇觀麼！同胡風一樣，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1949年，這批正當壯年的七月派作家將在一個當家做主的社會裏更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華，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不過，曆史卻並不是按照人們的想象在發展，因為，曆史是若幹矛盾複雜的因素綜合運動的結果，我們的想象和判斷往往隻是對其中部分因素的觀照。對於七月派的推斷亦是如此。我們固然應該驚羨於它的旺盛的創造力，但也有必要看到，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必將對紛繁複雜的文化思想進行“整合”。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整合”與文化“整合”對七月派的溶解其實早就隨著新中國的逼近而有條不紊地展開了。
吳奚如、黃既、彭柏山等在40年代就因生活工作環境的變化而逐漸放棄了先前的寫作方式甚至基本擱筆了。
艾青、田間、賀敬之、徐放等作家先後進入解放區之後，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特別是在毛澤東的《講話》以後，更是自覺地調整著創作方向，自覺地使文藝為黨的事業、為廣大的工農兵群眾服務。
作家分批“撤離”，創作風格漸次“轉換”，七月派作為一個文學派別其精神彙聚區域的光芒黯淡了許多，特別是身為“七月派先導”的艾青與田間的詩風變化，特別是像賀敬之這樣的昔日骨幹的更大的“方向”上的調轉。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七月派的精神家園已遭遇了一場時代的風雨，在迎麵而來的強大的權力話語中，它很難再保持先前的風貌了。
新中國的建立也對包括七月派作家在內的大陸中國的所有文化人士提出了“統一”的要求，要求他們迅速完成自我的否定，迅速投身於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縱情高歌中。這是一幕中國文學史上很少出現的全民“大合唱”，在莊嚴宏亮而和諧的頌歌聲中，很難想象還有其他什麼標新立異的個性鋒芒！
或許是出於對“海”的“有容乃大”的幻想吧，胡風和幾位七月派文學家還試圖在“大合唱”的間隙中盡量地保存一個獨立的自我，還試圖繼續嚐試用他們所理解的現實主義方法來觀照和表現當下的社會。這幾位不諳水性的泳者在被大海吞沒之前甚至都還在為大海的完美和永恒而殫精竭慮、出謀劃策。
《七月》沒有了，《希望》沒有了，胡風再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再不能以文學期刊的形式展示七月派的文學追求，扶持和培育更多的青年作家了。所以當1950年梅誌、羅飛等人在上海編輯出版《起點》月刊的時候，胡風的心情頗為複雜。在當年1月12日致路翎的信中，他一方麵深知在“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檢查”的情形下，“並不能把它當作什麼陣地”，但另一方麵卻還是希望這“小刊，要弄得好點才是”。在此前此後的一些私人信件中，他又多次談到雖然“文藝這領域，籠罩著絕大的苦悶”，但“問題還是要有作品衝破它，這作品，要能使那些害人的理論不能開口……”（1949年5月30日致路翎信）
但是，在這樣一個文化大整合的時代，有“作品”就真能改變局而，或者“使那些害人的理論不能開口”嗎？
七月派最優秀的小說家路翎在《天津日報》上發表小說《朱桂花的故事》不久，有關人士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接著，他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連續創作的幾個劇本又都不能上演，據稱是因為“主題不明顯，沒有正麵的主題。”雖然該院導演金山和院長廖承誌個人對這些本子都很欣賞，但他們也不願“犯錯誤”，廖院長還好心相勸，讓路翎把劇本的背景改成“二七”大罷工！可見，時代運動的大漩渦讓所有的個體都無可奈何了。
以後，路翎還以自己的風格創作了抗美援朝題材的短篇小說《戰士的心》、《初雪》、《窪地上的“戰役”》、《你的永遠忠實的同誌》、《節日》等，但很快又受到了《文藝報》的專題批判。這些作品被認為是“有著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對部隊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寫。”
七月派傑出的詩人和詩論家阿壟也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麵人物與反麵人物》，但周揚迅即作出反應，在文化部大禮堂上當眾點名批評。與此同時，《人民日報》也連續發表了兩篇署名文章，對阿壟發起了更加粗暴和激烈的攻擊。在“偽造馬列主義”這一強大的輿論壓力麵前，向來堅強不屈的阿壟也不得不致函《人民日報》表示“檢討”。事實再次表明，這已經不是一個以“作品”自身的實績就可以得到公眾承認的時代，最後不能開口的並不是“理論家”而是“作家”本人！因此時的“理論家”所掌握的“理論”已遠遠超過了“文學”，“理論”的背後是無比強大的文化“整合”的巨浪，“理論”的背後是現實政治運作的龐大機器。
然而胡風卻長時間地陷入了對形勢的錯誤判斷之中。他還在掙紮。在與七月派同人的通信中，在他剛剛出版的新著裏，他還以對文學的一貫的赤誠和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強烈的責任感思考著、探討著、分析著、批評著當前發生的種種“異常”現象，他還企圖再次以個人的力量來捍衛“五四”新文學與新文化的人道主義傳統。伴隨他這些不斷發出的卻又是擲地無聲的言論，胡風反反複複地在京滬兩地來回奔波——新中國建立好幾年了，這位為新中國的到來而浴血奮戰的老布爾什維克竟然連一份正式的工作也沒有！在一個別無選擇的文化大整合的時代，一個拒絕“同化”、拒絕“整合”的個體隻能被合力擠向最邊緣，在那裏，他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遊魂，孤獨地飄蕩在曠野上……
然而，更富有悲劇意味的是這邊緣上的飄蕩也無法持續下去了。不願困守邊緣的舒蕪反戈一擊。這位胡風當年竭力扶持過的七月派作家在時代風雲的變幻中，顯然比他的老師更清醒，也更有力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他恰到好處地“順應”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潮流，又不失時機地與他的昔日師友劃清界線，上繳“罪證”，立功受獎。
舒蕪的倒戈固然有其個人品質上的原因，但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上看，我們也可以說這是當代中國文化整合七月派的又一次強有力的出擊——來自權力機構的巨大威懾力量已經在七月派內部引發了“地震”。在七月派內部，在各七月派同人之間本身就存在著一些不易被人所覺察的分歧，今天就是在這一分歧的縫隙間嵌入了引線，引爆了炸藥。
任何一種文學流派或文化流派其實都是若幹相似的個體的聚合，不過所有的相似都不能完全取消他們彼此的細微差異。往往存在這樣的情形：當流派的整體能以其個體所不及的力量在文化格局中發揮影響的時候，所有個體之間的差異都顯得無足輕重了；然而一旦這樣的整體不再能夠推動個體自身的發展，不再能滿足個體不斷生長的新的要求之時，其內部的分歧和差異就將日益擴大，甚至最終導致整體的分崩離析。
在通常情況下，個體之於群體（流派）的這種聚散關係是完全正常的，因為無論是彙聚還是離析都是為了適應個體的思想發展和藝術追求的變化。隻不過，舒蕪的此番“倒戈”卻另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一方麵，“地震”僅僅發生在舒蕪與七月派的其他同人之間，也就是說，並不是七月派的文學精神在總體上落後於社會，落後於它的內部成員了，舒蕪的“倒戈”純屬他個人的行為；另一方麵，我們亦可以相當清楚地發現，舒蕪在新中國發展起來的並不是他作為文學家的新的藝術追求，而是他先前潛伏起來的現實功利欲望：他“不安心長期留在南寧那樣一個邊遠城市”，“想到京津滬等大城市”（舒蕪《回歸五四後序》）。對於這一“文學之外”的欲望，舒蕪卻試圖以“文學之內”的鬥爭來實現之，這倒是頗有中國特色的現象了！至少在這個時候，以“文學”求取功名利祿的傳統文化觀念擠走了舒蕪頭腦中原有的“文學獨立”的新文化觀念。
相應地，我們也可以看到像七月派這樣建立在個體思想獨立與精神自由基礎上的文學團體，像這些公開以“主觀戰鬥精神”反抗幾千年非人道的傳統文明的知識分子，要在一個“去古未遠”的時代盡量保持自己的完整和純粹，盡力堅守現代新文化的人生立場，這本身也是多麼的不容易呀！
1952年1月7日，在舒蕪出現思想動搖的時候，胡風曾致信魯煤，對舒蕪的思想和行為作了這樣的分析：“他那些鬥爭中積極性的東西，原來不是他自己的。”“我們就覺得他帶著濃厚的‘五四遺老’的氣味，反而是缺乏血肉的‘主觀戰鬥要求’的氣味。”“現在，他反而向原來他弱的一麵浮去，把積極的東西丟掉了。這依然是他那舊書生的東西翻了一個麵的結果。”這些分析都相當的深刻，相當的精辟。隻可惜，此前的胡風及他的同人們對於舒蕪的這些“內蘊”卻缺乏足夠的認識和足夠的警覺。胡風和其他的七月派作家終究還是癡迷的“文學一族”，除了文學事業，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複雜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並不曾付出太多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