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體現七月文學從《七月》到《希望》這一時期曆史成就的是小說家路翎。1939年，路翎與胡風建立了通信聯係，不久便在重慶兩路口見了麵。他在《七月》上發表了小說5篇，《希望》創刊後，幾乎每一期雜誌上都有路翎的作品，並且還往往是同時出現兩三篇。40年代以後路翎經由胡風編發出版或引薦出版的作品在七月作家中是最多的，他從胡風那裏獲得的評價也是最高的——單是這些事實就已經可以表明路翎在七月派中的非同尋常的意義了。
路翎原名徐嗣興，1923年1月23日生。他的出生和家世給後人留下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疑問，小的諸如他為什麼遵從母姓——路翎的母親姓徐名菊英，父親姓趙名振寰（路翎後來將他稱作趙樹民），按路翎自己的說法是因為他過繼給了舅父徐錫潤，因而改姓為徐；但另有學者卻考證說，事實是路翎父母結婚之初就已經確定了兒子的姓氏，因為他的父親趙振寰是徐家的上門女婿，而徐家的主人卻是路翎的母親和寡居的外祖母，這家人曾借居在路翎的舅爺蘇州蔣學海的宅院裏。這一連串的事實充分表明了路翎曾經擁有過奇特的家庭結構和複雜的親屬關係。此外，關於路翎的出生之地曆來也是迷霧重重，經路翎認可的說法是出生在南京，但長路翎8歲的三舅蔣繼三卻證明說是在蘇州蔣宅，路翎的說法不過是來自他外祖母和母親的談話——那本身就是兩位女性的刻意隱瞞！而隱瞞的事實還包括：他家為什麼要從蘇州搬往南京？如果按照蔣繼了提供的線索追查下去，我們便會不知不覺地走進那一段撲朔迷離的曆史，走進蘇州蔣家的豪門大宅，那裏有一大群“財主的兒女們”生活在複雜的家庭矛盾和人際糾葛當中。“上門女婿”趙振寰雖係醫學院畢業的外科醫生，卻難以取得蘇州居民的信任，基本上於家庭無甚貢獻。尷尬的處境進一步削弱了他的地位和尊嚴，反過來也加劇了家庭的矛盾，終於在1925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路翎僅兩歲，他的妹妹徐愛玉僅有1歲的時候，不堪心靈重負的趙振寰竟自殺身亡了。這一“非正常死亡”的陰影久久地盤桓在蔣、徐兩家，據說蔣學海的許氏夫人就因此嚇破了膽，於當年秋天去世，徐家的屋子也經常鬧鬼，路翎這才在懵懵懂懂之中隨全家一起遷去了南京。
路翎長輩所提供的這些“掌故”顯然更有利於我們認識路翎的精神世界：那“家”的夢魘何以會執著地糾纏在一位青年作家的心上，而且是滲透著血腥、陰鬱和神秘，這難道不就是沉澱在一個孩子心靈深處的關於一個複雜家族的隱秘的“記憶”嗎？
在南京，路翎很快有了另一個父親。繼父張濟東，湖北漢川人。“他是一個公務員，是精神的赤貧者，有小感情：憤怒、暴躁和慨歎。”徐氏家庭被徹底“改組”了，張濟東和路翎的母親又先後有了兩男兩女，路翎卻成了討人嫌的“拖油瓶”。他後來說：“我的童年是在壓抑、神經質、對世界的不可解的愛和憎恨裏度過的，匆匆度過的。”
1927年春到1935年夏，路翎用8年多的時間完成了他在南京蓮花橋小學的學業。他曾經是一個貪玩頑皮的孩子，對功課和習字都心不在焉，敢於同訓導主任作對。不過，古今中外的小說卻是他所鍾愛的，小學期間他已經讀過《七俠五義》、《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堂吉訶德》、《浮士德》、《戰爭與和平》、《複活》、《呐喊》、《子夜》、《家》等名著，他的作文也經常受到老師的表揚，被當作範文在課堂上宣讀。
1935年，路翎考入了江蘇省立江寧中學。一年多以後抗戰爆發，路翎被迫中斷了學業，隨全家一起溯江而上，流亡到繼父張濟東的老家漢川。在漢川，路翎回首流亡生活，胸中充滿了對戰爭罪行的憤懣之情。他寫下了散文《一片血痕與淚跡》，以烽嵩之名發表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彈花》2卷2期上。而就在這篇散文麵世之前，路翎又舉家人川了。繼父張濟東在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當會計，路翎就讀於四川國立二中。
國立二中初中部在華鎣山脈的文星場上，鄉場雖小，卻擁有聞名四川的天府煤礦，來自省內外的“黑色子孫”有好幾千人。路翎在文星場第一次目睹了聚集在這些沉默的勞動者身上的野性和力量，也對流氓橫行、兵痞作惡、士紳霸道的四川鄉鎮有了初步的感受。半年後，路翎又隨初中部遷至合川，不久即跳入高中二年級，在濮岩寺二中本部念書。由於他向當地《大聲日報》積極投稿，這家民營報紙特約他編輯副刊“哨兵”。“哨兵”的絕大部分稿子都是由路翎一個人撰寫的，這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一處難得的自由馳騁的陣地。“哨兵”上發表了路翎踏上文壇後的第一批作品，從其中保留下來的小說如《朦朧的期待》來看，他善於捕捉人物心靈搏鬥的特色已初見端倪了。
1938年底，“自由散漫”、不慣於課堂學習的路翎與校方發生了衝突，衝突導致了他高中學業的結束。當時，急於投身社會的他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結果。
路翎失學後果在家裏讀了一段時間的蘇俄小說。1939年初，為生活所迫進了國民黨三青團宣傳隊。同年9月，他創作了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後》。小說描寫一個年輕的轉運商人在抗日前線的複雜心態：既想報效祖國，又厭倦軍隊生活的繁瑣、空虛和黑暗，既怯弱又勇敢，他及時擊斃了漢奸金主任，卻又在一陣莫名的尷尬中喪命於同伴之手。我們曾經讀過丘東平的抗戰小說，那也是七月文學精神的典型，不過丘東平的小說是通過人物行動的近於“原色”的描繪來傳達那血肉相搏的心靈感受，而路翎的這篇小說是在直接攝取人物心理狀態的過程中呈示作家的精神體驗。而且，如此獨特地處理丘東平等七月派早期作家的戰爭題材，在路翎來說還僅僅隻是創作上的起點！
這篇小說完成後，路翎將它寄給了《七月》，因為這是一份令他向往的刊物，主編胡風所倡導的“主觀戰鬥精神”、“向生活突進”都是那樣地貼近他的心聲。就這樣，路翎與《七月》、與胡風建立了密切的聯係，他迷戀於同這位文學前輩的談話，胡風也從他身上發現了一種最寶貴而罕見的文學潛質。尋找到自己的精神導師和發現一位理想中的文學才俊不都是讓人激動不已的嗎？
1940年初，路翎經胡風介紹到合川古聖寺的育才學校工作，他在這裏結識了一位《七月》作者何劍熏，兩人經常在一起把酒臨風，暢談文學。路翎在三青團的朋友李露玲、姚掄達也來到了育才，在這三人之間還發生了一場情感糾葛，後來姚、李去了桂林。為了紀念這段經曆，路翎在發表《“要塞”退出以後》時確定了自己的筆名“路翎”——取“露玲”的諧音，且姚掄達亦有筆名日“彤翎”。
1940年夏，路翎到白廟子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會計科作辦事員，這使得他對礦區的生活有了較深入的了解，他邁向文壇的堅實的步伐就是從表現這些“黑色子孫”——礦工生活開始的。在《家》、《黑色子孫之一》、《卸煤台下》等作品裏，煤礦工人的貧困和苦澀、粗魯和暴躁獲得了一種近於殘酷的真實的刻繪。讀著這樣的句子，你會發現，所謂“真實”也不隻是客觀的“反映”，而是連通著作家本人對世界的獨特感受，傳達著路翎置身於黑暗礦區的心靈起伏：“煤場上叫罵和歌聲隱去了，煤場上寂靜了，隻聽見鬥車運動單調的大聲。涼風安閑地吹著，燈光澄清，坡路寂寞。鬥車工們在笨拙而遲緩的爬行裏是無聲的，仿佛失去了希望，也不再仇恨。但雷霆從地下升起來，給予他們底人類的沉默以一種勇往直前的粗壯的旋律——一切都來自他們自身，他們合一，帶著足夠粉碎一切的力量艱苦的向前！”（《卸煤台下》）對於路翎所找到的這一塊文學的“富礦”，胡風大加讚揚，雖然他不久就攜家小南下了，但卻始終與路翎保持著通訊聯係，鼓勵和幫助著這位文學新星。
當然，下層勞動者在路翎的眼中並不隻有貧困和粗魯，他還有意識地發掘蘊含於這些粗樸的生存狀態中的生命的力量。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就是他此時的一部力作。路翎告訴我們，除了衰老的鴉片鬼劉壽春，拘謹、怯懦的魏海清之流外，這個世界還有另外的一類生存者：張振山，一位傈悍、乖戾的流浪漢，經受過戰爭的洗禮，對社會抱有惡毒的藐視和憎恨；郭素娥，一位美麗而倔強的女子，有著赤裸裸的欲望，他們的放蕩的愛情是“毒辣的”、充滿獸性的，但在另一方麵看，恰恰是這樣的“毒辣”才磨礪了刺向社會的鋒刃，恰恰是這樣的獸性才足以對抗傳統社會的虛假的“文明”。據說郭的原型是天府煤礦文星場上一個賣香煙的寡婦。作為儒家文化邊緣地區的巴蜀，這樣潑辣強悍的女性是極具地域個性的，而路翎來自南京，那卻是六朝金粉、禮義昌明的所在。地域差異凸現了四川女性的獨特性，她一下子就撲進了他的視野，給正在反叛傳統文明的他以很大的精神衝擊和理想啟示。路翎曾對胡風談了他此時的心境，“我隻是竭力擾動，想在作品裏‘革’生活的命”，“我企圖‘浪漫地’尋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強力，個性底積極解放。”
在白廟子，路翎還創作了《穀》，這是他邁向知識分子題材的開始：有誌青年如何在沉悶的生存環境中掙紮。其中顯然曲折地記錄下了他與李露玲的情感波瀾。在知識分子題材上，他也初步展開了自己的宏大計劃——《財主的兒子》，20萬字的初稿寫好後寄給正在香港的胡風，可惜正逢戰亂，胡風在慌亂中將書稿給弄丟了。
也是在這一時期，路翎結識了一大批朋友，如煤礦職員章心綽、劉德馨（化鐵），防空工程技師吳德甫，生活書店的袁伯康，當教師的方管（舒蕪）等。他與複旦大學的鄒荻帆、姚奔等人也很要好，化鐵的詩就是路翎推薦給《詩墾地》的。
1947年夏秋之間，已在南溫泉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的舒蕪推薦路翎擔任了該校圖書館助理員。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和藝術感受，路翎也得機閱讀了一些文學巨著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等。就在政校圖書館的一間小屋裏，在昏暗的桐油燈下，路翎沉浸在托爾斯泰“偉大的魄力”和“羅曼·羅蘭底英雄的呼吸”之中，並試圖在這樣的感覺狀態裏重新構思和創作他的《財主的兒子》——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財主底兒女們》。
“財主”其實就是路翎的舅爺、蘇州首富蔣學海。蔣學海先後四次娶妻，有子女十數人。這個典型的豪門望族充滿了大家庭特有的代際隔膜、思想摩擦、財富爭奪之類的故事。兒時的路翎就曾跟著外祖母不時出入蔣園，與舅舅姑姑們相熟。抗戰後蔣家子女走出家門，其中不少都流亡到了大後方，與路翎一家保持著聯係。就在一年前，他的外祖母還感慨萬端地把蔣家的興衰敘述了一番，這種敘述顯然勾起了路翎的潛伏的記憶，誘發了他走進家族曆史的強烈欲望。
《財主底兒女們》就是以蔣氏家族為原型創作的。它的上半部描寫蔣捷三的蘇州巨室在風雨飄搖中的沒落和瓦解。是老一代人的冷酷和兒女們的爭鬥、分化和反叛所形成的巨大離心力將它逐漸破碎、撕裂了。這似乎早已是中國文學的熱題了——從《紅樓夢》到《家》都在反複書寫，但路翎的感受卻更具有20世紀的特征。引起他興趣的其實不是家族本身的坍塌，更不是這種坍塌在一個少年心中激起的無言的惘然（在巴金的《家》中，我們尚能讀出這樣的悵惘來），而是伴隨著這種家族生存方式的瓦解，那些蔣氏兒女們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的荒蕪和死亡。不堪一擊的蔣蔚祖，“迷途知返”的蔣少祖莫不如此，而那位王熙鳳式的金素痕，她的刻毒陰冷其實也正是中國傳統人倫精神之“精華”——古老的文化鼓勵和催化著這種人性的惡，因為，正是在實踐經驗中，人們悟到，“惡”是對自我利益的最好的庇護，是自我發展的最佳選擇。小說的下半部描寫蔣家兒女們在抗戰時期的流亡生活，其中以對蔣純祖著墨最多（蔣純祖的原型便是路翎的舅舅蔣繼三），在蔣家後代中，他是一個異端，一個執著的理想的追尋者，他是“舉起他整個的生命在呼喚著的”。在石橋場，他向著中國最荒僻一角的野蠻和愚昧宣戰，但他同時也與自己的同行者格格不入；在演劇隊，他反抗“壓迫著他那些冰冷的教條，和一切鼓吹，誇張，偶像崇拜”。這樣，蔣純祖實際上就不得不承受著“曆史與數目”的最大程度的夾擊了，難怪他的精神世界經常處於極度的狂亂狀態，有幻想、狂熱，也有恐懼、沉淪。但正因為如此，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那異乎尋常的心靈衝突才得到了空前深刻的敞露，而路翎刻繪人物心靈搏鬥的才華也有了充分的展示。在這裏，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七月派文學的偉大追求——揭示民族精神的創傷和實現個人主觀戰鬥精神，在路翎筆下獲得了完美的結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難怪後來小說出版的時候，胡風會以一種克製不住的激動向世人宣布：“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胡風以異常流暢的文字表達了他的評價，不，更準確地說是向我們傾訴著他的情緒：“在這部不但是自戰爭以來，而且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規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裏麵，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識分子為輻射中心點的現代中國曆史的動態。然而，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曆史事變底記錄，而是曆史事變下麵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們底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曆史命運這個無情的審判者前麵搏鬥的經驗。”隻有在胡風當年評論艾青的文字中，我們才讀到過這樣的激情、這樣的興奮！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正是艾青和路翎最努力地犁開了七月文學精神的河床，——在它的開端和它的尾部，艾青的詩歌和路翎的小說組成了七月文學的最絢麗的畫卷。
到1944年4月路翎離開“政校”為止，他已基本上完成了《財主底兒女們》。以後，他再赴北碚，在燃料管理委員會北碚辦事處黃桷鎮管理處任辦事員。同年8月，他與中央社電台報務員餘明英結婚。餘是李露玲的好友，沒想到這一點看似遙遠的線索卻將兩人拉到了一起。
從1944年4月到1946年6月，路翎在北碚黃桷鎮住了兩年多的時間。他的小職員工作讓他重新浸泡在了四川鄉場最底層的人群之中，他創作了《王炳全的道路》、《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羅大鬥的一生》、《感情教育》、《可憐的父親》、《秋夜》、《瞎子》、《新奇的娛樂》、《程登富與線鋪姑娘的戀愛》等作品，繼續敞露各類人物的內在精神世界，揭示其為了生存的種種曆險和恐懼性境遇。此時的路翎，已經成為了七月文學的當之無愧的脊梁。1945年1月，《希望》創刊，路翎的小說《羅大鬥的一生》赫然置於卷首，《希望》第2期又一氣推出了他的6篇小說和1篇評論。不要說是在七月派文學雜誌，就是在整個中國新文學史上，這種“待遇”也是極其罕見的。
小說家路翎也開始了自己關於文學和文化的理性思考。1945年1月12日他在複旦大學《中國學生導報》上發表的《熊和它底謀害者》一文，便顯示了他對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種獨特的理解。在這篇論文裏，他借用俄國作家赫爾岑的觀點，將落後的民族喻為野蠻而“蠢笨”的“熊”，而“先進”的西歐民族則是“獵熊的風雅浪子”。不過，路翎又更為深刻地指出，在反抗法西斯的當代，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文化都正在完成巨大的變革，“即使曾經是最蠢笨的熊，罷，但今天它已經怎樣智慧又怎樣敏捷地站起來，向前飛奔和障礙搏擊而且勝利，是世人都知道的；而‘熊’的欺騙者，他們已不複再是先前的浪子，那些法利賽人，那些毀滅公眾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敲詐者，今天則組織了叛逆的軍隊，蹂躪了任何文化和文明，連自己曾經戴過的假麵具也在內，在西方和東方發動了匪徒的進軍。”這當然是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大軍，但進軍過程卻也是民族和文化自我革新的過程。路翎指出：“完成了光輝的曆史底第一個階段的‘熊’，在這一次的搏鬥裏將會完全勝利，朽腐文明底浪子，在這一次的搏鬥裏，假若他們是站在人類文化底正確方向，站在由全世界人民所負持的方向，那他們也會洗滌掉自己底虛榮心利欲心——而達到他們底祖先和子孫都在夢想的真正的飛升。民族性和文化底地理因素，並不是絕對的東西或基本的東西：基本的東西隻能是在該一曆史階段上的人民底方向。”“看他，幾世紀以來的慘痛的經驗，已經使‘熊’知道怎樣攻擊和防禦，怎樣用智慧來防衛它底耿直的血了！”將抗戰，將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與中華民族的自我更新緊密相連，在不願為奴隸的抗爭中尋找“人”的尊嚴和意誌，充分發揮主觀戰鬥精神，這正是七月抗戰文學的主旨。路翎以他對東西方民族與文化的宏觀認識再次闡述了七月精神，同時也是對自身小說創作總體追求的一次理性說明。
日本法西斯終於在“熊”的抗擊下無條件投降了！
1946年夏，路翎返回了闊別9年的南京，但等待他的並不是當家做主的喜悅，而是一段“泥漿的路”——失業。有好幾個月，全家生活是靠餘明英的低薪和路翎在上海《聯合晚報》連載小說《嘉陵江畔的傳奇》來勉強維持的，半年多以後，他才有機會重新工作。待生活稍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推出了四幕悲劇《雲雀》。按胡風的說法，這是一出“知識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劇”，“它所宣示的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們之間的搏鬥，是照明了包含著這一類性格鬥爭在內的每一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的。”
1948年初，路翎受聘擔任了南京中央大學文學係講師，講授“小說寫作”。他創作了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這是他對四川鄉場生活的一段“記憶”：興隆場就像一張散發著毒汁的巨大的蛛網，各類生靈在其中掙紮，那居於中心的主宰地位的大蜘蛛便是地主吳順廣，那招搖過市、殺氣騰騰卻又色厲內荏的是落魄的兵痞郭子龍，那忍辱負重的農民張少清……殘暴摧殘著無辜，而殘暴又摧殘著殘暴，這無疑是中國鄉場生活的最真實的本質。如果說40年代的其他中國作家（如沙汀）也曾描繪著這樣的鄉場，那麼路翎卻是用他一以貫之的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渲染而顯示了自身的特色。
從1948年下半年起，路翎再度失業在家。在這期間，他創作了散文《危樓日記》及一批評論。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由胡風引薦到軍管會文藝處任職。他很快寫出了許多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如劇本《人民萬歲》，小說《朱桂花的故事》、《勞動模範朱學海》、《女工趙梅英》等等。他表示：“對於過去我無所留戀，我希望在偉大的時代中，我能夠更有力氣追隨毛澤東底光輝的旗幟而前進，不再像過去追隨得那麼痛苦。”
路翎的確在竭力追隨這新的時代。1950年他調任北京青年劇院創作組副組長，從此開始了南下北上的深入生活，試圖表現新時代的全新生活。不過，事情並不如他想象的那麼單純，他的藝術實踐不時受到非議和批評（如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劇本《祖國在前進》），特別是在1952年他調至戲劇家協會劇本創作室之後的朝鮮戰場之行，他按照在朝鮮的體驗創作了《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作品，而這些作品還是在文藝界引來了較多的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