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魯藜、胡征與賀敬之奔向大西北，在延河之畔深情歌詠新生活的感受時，也有幾位北方的青年在苦苦探尋著人生和藝術的真諦。牛漢、朱鍵和徐放，這三位分別來自山西、山東和遼東的錚錚漢子執著地跋涉在戰時中國的東西南北，正如牛漢所說，北方有他們的“大夢想”、“大歡樂”，但是卻終究被生存或政治的力量封鎖在了另外的空間（《錘煉》），或者也是因為在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期內沒有像魯藜們那樣如願以償地奔向北方的延河吧，最終，“北方”的誘惑、南下北上的複雜經曆以及詩人那先天的北方性格在一起彙合成了七月文學的另外的景觀。
在這三位來自北方的夥伴當中，牛漢是最早走向七月派文學圈的一位。在1943年出版的《詩墾地》第4輯上，就選用過他的詩歌《高原的音息》。牛漢的藝術成長接受了《詩墾地》詩人群的影響，這也將他的“出現”定位在了從《七月》到《希望》的流變之中。牛漢，這是40年代中期以後七月派所湧現的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牛漢長賀敬之1歲，本名史成漢，1923年10月出生在山西省襄縣農村。史家的遠祖係蒙古族，據說老祖先是一個叫兀突兒的元朝將軍，元亡之後改姓史，家族匿居於雁門關一帶。家族史上的這一段傈悍的記憶後來不時浮動在牛漢的腦海裏，大大地激發著他少年時代的意誌和理想。——他曾經幻想成為一名孔武有力、賽過祖先的騎士！像他祖先一樣，他酷愛摔跤，在村裏的孩子當中，他是摔跤好手，幾乎天天黃昏要摔跤，滾得泥汗滿身。他還對螞蟻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因為大人說世界上得數螞蟻最有勁兒，為此，他和村裏的孩子們不知吃過多少隻螞蟻。當然後來的牛漢既沒有成為騎士，也沒有當上摔跤的運動員，但這種對生命力量的崇拜和追求卻顯然沉澱為他內在精神的一部分，在人生追求中的堅強、倔強和凜然不屈不就充滿了蒙古好漢的血性和氣概麼？
史家雖是農家，傳統卻頗為開明，也很有文化氣氛。牛漢的曾祖父一生經商，祖父是晚清廩生，曾經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辦過報紙。大革命的風潮也鼓舞過他的父親，他跑到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過兩年，後來長期在外鄉教小學。這樣的家庭環境給了小牛漢許許多多的自由。據說，他上完一年小學後，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貪玩撒野、摔跤角鬥大概才是他的興趣所在。除此之外，最癡迷的一件事便是畫畫，他是一位耽於夢想的孩子，平時髒兮兮的衣袋裏總是裝著幾小塊木炭或粉筆頭，一有機會就隨心所欲地塗抹一番，畫公雞、畫綿羊、畫祖母，也畫沒有見過的帆船，有時又學著弄泥塑，用家鄉特有的深紅色的膠泥捏出各種各樣的玩意兒。史家藏書不少，足足有兩大架，大都是父親從北平帶回來的，其中有魯迅、周作人的著作，有成套的《新青年》、《語絲》、《創造》、《新月》、《沉鍾》、《北新》等刊物，不過最吸引小牛漢的卻不是其中的文字而是上麵的圖畫。念高小時，牛漢喜歡上了《新月》那別致的封麵和正文中的插圖。1936年魯迅逝世，牛漢當時正在上初中，他在《中流》上看見了許多令人哀傷的照片，也為父親那沉重的表情所感染，一種自己所不能控製的情緒促使他臨摹了這樣一張速寫：魯迅的頭發亂蓬蓬的，顴骨高聳，橫眉之下眼睛緊緊閉起。①他此時或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所鍾愛的繪畫已經伸向了文學的殿堂。
但牛漢真正獲於文學與詩的體驗還是在抗戰以後。1937年10月，平型關的炮聲結束了牛漢14歲以前“那段愚稚而豐滿的天然生長期”，在父親的帶領下，他向陝西流亡。翌年初，他們在潼關住了一個多月，在那些日子裏牛漢幾乎天天坐在坍塌的城牆頭，遙望著黃河兩岸那蒼茫而冰凍的土地，一種從未有過的情緒在胸中翻滾，他甚至想瞞著父親獨自回山西去。一年後，他從艾青的詩歌《北方》裏重新讀出了自己當時的那種感受：“北方是悲哀的。/從塞外吹來的/沙漠風，/已卷去北方的生命和綠色/與時日的光輝”“北方是悲哀的/而萬裏的黃河/洶湧著混濁的波濤/給廣大的北方/傾瀉著災難與不幸”。艾青的這首詩恰恰也是在潼關創作的，這一次的似曾相識的感受顯然大大地加強了牛漢對於詩歌藝術的了解和興趣。
而艾青又曾是牛漢的美術老師。那是在他從潼關到西安以後，在西安民教館學習了兩個月的漫畫，艾青也在這裏當教師。隻可惜他在民教館沒有呆上多少日子又徒步翻越隴山到甘肅天水上中學去了，他進了天水一所專門收容戰時流亡學生的學校。來到天水的這一年秋天或初冬，一位叫趙增益的高三同鄉送給牛漢兩本詩集——田間的《呈在大風砂裏奔走的崗位們》和胡風的《野花與箭》，還鄭重其事地告訴他說：“這是我國當今最新的詩。”這還是牛漢第一次接觸詩集，在此以前，在他的童年時代母親教會的幾十首唐詩隻讓他“覺得很動聽”，其中的思想和情緒始終是似懂非懂的，母親也從不講解。現在，牛漢才真正走進了詩的王國，讀著《野花與箭》中的作品，他領略了一種“遙遠而並不陌生的情感”，而田間的詩則震撼著他“幼稚的渴望投入戰鬥生活的心靈”，他也喜歡田間詩歌那短促而富有跳躍感的節奏，以後有好幾年的光景他都沉醉於這樣的詩的“戰鼓”中。
牛漢開始作詩了，最早的詩出現在他為學生牆報所畫的插圖旁邊，有時這些牆報畫也直接從他喜愛的詩歌作品中取意立象。逐漸地，作畫的興趣又讓位於對詩的追尋了。詩人後來自述說：“詩與畫在我心靈像兩顆明亮的星星並成了一顆。好比荷葉上的兩顆水珠，一碰之下就幻變成天衣無縫的大水珠。”繼艾青、彭燕郊之後，又一位詩人從美術的世界裏走了出來，他同樣是在自己生命的流轉中與詩產生了天然的契合，“從來不是按什麼理論寫詩”，詩對他來說不是工具、不是武器而是一種無法遏止的情緒本身，“不寫詩就煩悶得活不下去。”
1939年7月初，一首將近百行的詩歌首次被牛漢署上了“穀風”的筆名。詩在學校的牆報上登了出來，內容是讚頌抗日前線的戰士們。有一天，生活書店的薛經理偶然到校，正站著看這首詩，可巧牛漢又路過那裏，於是雙方就聊了起來，薛先生談了他的感覺：“熱情倒是有的，但沒有什麼詩味。”詩味，這名詞卻是牛漢第一次聽到，他急切地向薛先生打聽什麼是“詩味”，薛讓他多讀艾青和田間的詩。這一次偶然的相遇，這一番短暫的交談在牛漢的詩路曆程上卻產生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再次將艾青、田間拉進了牛漢的人生，從而推動了他走向七月派的步伐，而且，也正是在以後對艾青、田間詩歌的著意搜尋當中，在對艾青、田間作品“詩味”咂摸當中，牛漢悟出了自己嚐試中的詩歌創作的不足：僅僅從概念和理性出發而沒有開掘自己內在的情緒！牛漢說，他慶幸自己少年時期就遇到了像薛先生這樣的人，“得到正確的指引，使我一開始練習寫詩，就踏上一級堅實的台階。”
從1940年起，牛漢完完全全被詩迷住了。他常常獨自跑到學校所在的山上，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裏，讀詩、寫詩，這個山頭當地人叫做“李廣故裏”，傳說李廣射穿臥石的掌故就來源於此。從山頭遠望，四外一片安靜，在安靜之中又有一種荒涼、寥遠的意味，牛漢感到自己的心境與這片山野的景象十分的協調，山頭也就的確成了理想的詩的發射場。他開始向省內外的報刊投稿，西安的《匆匆》詩刊、桂林的《詩創作》。1940年至1941年間在蘭州詩人馮振乾的介紹下他加入了成都的海星詩社，海星詩社的《詩星》上也曾發表過牛漢的詩劇作品。
1942年初，在皖南事變後，牛漢和幾位朋友悄悄湊了點盤纏，計劃奔赴陝北。後來因為父親的阻撓行動失敗了，但對陝北的那份情愫卻曲折地移置到了離陝北不遠的鄂爾多斯草原，詩人為我們留下了一首近400行的長詩《鄂爾多斯草原》，在這塊他自小神往的土地上，曆史和現實的感情在胸中交融、激蕩。詩人感歎著當今草原的寒鬱、枯幹和衰老，他的思緒不禁奔回了曆史悠遠的過去，“蒙古草原似乎冥冥之中能給我以雄渾的力量，成為誘惑力極強的夢境”，對祖先的懷想奏響了一曲壯麗的生命之歌，“嘿，遠古，/這草原上的騎士，/這草原上的騎士，/一支驕傲的/上帝底響鞭，/從鄂爾多斯/向西/打過亞細亞底脊梁”，在對生命的懷想和呼喚之中，詩人仿佛看見“鄂爾多斯草原的/牧民底血，/像解凍的熱流/從冰冷的皮膚裏/從冰冷的生活底牢獄裏/噴出來了，噴出來了。”這“複活”的景象當然包含詩人的希望和幻想，或者也不妨可以認為是詩人自身生命高揚的一種投射——牛漢，這位蒙古族英雄的後裔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像成吉思汗時代一樣的叱吒風雲、豪氣衝天啊！對牛漢來說，那並不意味著侵略和征服，而是人的偉岸，一種沒有屈辱毫無奴性的大寫的生存方式。《鄂爾多斯草原》這廣闊的意境，這悲哀與雄健的雙重情感交織很容易讓我們想到艾青的《北方》以及《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潼關城頭的詩的體驗真是銘心刻骨啊！“我摯愛田間早期的詩，由於生活境況不同，我無法學他，而形式的模仿總是失敗的，但艾青的詩卻容易追隨，容易吸取，他的詩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廣闊的情境。”牛漢如是說。
1942年以後，牛漢的注意力又落在了一批青年詩人身上，《詩墾地》詩人群的作品、魯藜的《延河散歌》、艾漠的《自己的催眠》和《躍進》、陳輝的《平原手記》等等都啟悟著他的靈性，用他後來的話來說就是這些作品“起了催化的作用”，“它們像一粒粒具有繁殖能力的細小種籽，落進了我的渴望得到墾殖的心靈。”比起名家的作品來，這些東西並不那麼圓熟，但卻自有一股虎虎的生氣！當他從報紙上見到《詩墾地》的目錄，讀到了S。M、鄒荻帆、冀汸、曾卓、綠原等親切的名字便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立即按刊物地址寄去了組詩《高原的音息》。對於遙遠的《詩墾地》，他有著一種油然而生的認同感，他是這樣地渴望著尋找自己的同誌。
1943年秋，牛漢考入城固西北大學俄語專業學習，雖然大學校園為他的讀詩、寫詩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整個西北地區的荒涼苦寒卻仍然牢牢地包裹著他，不僅在自然的意義上，而且更在文化的意義上、精神的意義上。所以牛漢在1943年前後特別是在大學學習期間的詩歌創作就表達了他在生存苦悶中的思考、抗爭以及從未喪失過的理想。他創造過“池沼”的意象，那池沼仿佛是人生中途的一處驛站，充溢著和平，也貯藏著危機。詩中寫道：“池沼/一個和平的驛站/讓不能鼓響翅羽遠飛的鳥群/帶著霜露的鳥群/休息在池沼邊/灌木林為它們編造好溫暖的旅舍”“然而，在黑夜/那些野狼和狐狸/嗥叫著流浪在精光的大地上/帶著一個貪婪的肚子/帶著冒火的搜索的眼睛”（《池沼》）。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池沼”可以說就是詩人大學校園生活的隱喻。在這“流淚的大地”上，這個“暴亂的冬天”，似乎也隻有這處旅舍還有些溫暖，但與之同時，在兵荒馬亂的時節，在暴虐政治的壓榨下，哪裏又能有真正的和平與寧靜呢？
有時，望著眼前這濃霧鎖閉的高原，詩人又覺得自己好似一隻翅膀受傷的雲雀，唱著悲啞的歌，卻隻能在地上爬行，“誰不想飛/而誰又能從這/苦難的大地飛起來呀”（《誰不想飛》）。青春的生命在身上生長爆裂，但生命的前方卻沒有了運行的軌道，“有腿不能走，有嘴不能高歌/有眼不能自由地看書”（《給我們軌道》）。很顯然，這是牛漢對現實生存束縛的申訴和抗議。最激烈的現實抨擊是那首《地下的聲音》，“地下的聲音”來自地下的生物如土撥鼠、蚯蚓等，它們被迫生存在黑暗的世界，被迫充當地下的奴隸，但是他們的反叛和憤怒卻在不斷地升騰，雖然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還是發出了強烈的詛咒：“上帝的法律/必須修改……”
當然，現實的人生雖然苦悶、雖然令人倍感自由的艱難，但詩人還是有著美術家的彩色的夢想，就像行走在大風沙中的趕駝人，在生存苦澀的包裹中還充滿了“遙遠的綠色的懸念”（《駝隊的搖籃》）。特別是在滿天星鬥的夜晚，詩人總會沉浸在對明天、對未來、對於秋天的幻想和期盼當中（《夜的憧憬》），他清澄的眸子透過茫茫的黑夜，尋找了人生的真諦，那裏有思想和智慧，是詩人傲行於世的有力的手杖（《眸子，我的手杖》），在思想和意誌的支撐下，詩人決心不顧一切地向著自己的理想世界飛奔：
不怕
土地上的陷阱，監獄
種子
有翅膀
種子
長著翅膀
要飛
要找尋遠方肥沃的開墾過的黑土地帶
從荒涼的土地上起飛
——《種子有翅膀》隻是，種子雖然有翅膀，卻還需要合適的氣候和土壤，否則，“起飛”終究還是夢想，牛漢1942年就想去陝北，可惜未能成行，1944年牛漢離校到西安，負責中共西安辦事處領導下的文學雜誌《流火》，他又一次想去陝北卻再次失敗了，雜誌也隻辦成了一期。第二年5月牛漢又重返西大，在現實的種種壓力和限製下，這些想飛的夢都破碎了，多年後，詩人回首自己的這段苦悶和幻想，也曾為自己所沉醉的夢境的飄浮而感歎不已。
一顆有理想有智慧的想“飛”的“種子”是危險的，因為它的“起飛”就是對現存秩序的破壞，而專製的現實和程序也就會折斷他飛著的翅膀，甚至幹脆將它投入自己的“陷阱”和“監獄”！未能飛向自由世界的牛漢真的品嚐了監獄的滋味，那是在1946年，投身於學生運動的牛漢被捕入獄了。
自由的飛鳥失去了和平的驛站，在漆黑如鐵的世界裏重新讀解這沉甸甸的人生。夜的漆黑讓他再難尋找滿天的星星，冰冷的監牢隔絕了那些飄浮的憧憬，詩人的情感逐漸投向了他周遭的生存環境，開始從具體的現實人生事象中提煉詩感。詩人在獄中和出獄後寫下的作品就是對這種禁閉生活的真切描繪，這些作品也最終成了牛漢詩歌轉折的重要標誌。詩人發現，監獄的高牆外，有一座教堂，而敲鍾人卻是凶暴的劊子手，上帝與魔鬼原本競也是這樣的一體兩麵。於是他憤怒了：“我要再犯罪，/殺死那個敲鍾的人。”“上帝，在你的鍾聲裏/我不懺悔！”（《控訴上帝》）他也勇敢地奔赴死的召喚：“假如/我一個人/可以同垂死的敵人同歸於盡，/讓千萬人/踩著我的屍體前進”（《死》）。在獄中，他意外地見到了從千裏外趕來的母親。這位勇敢的女性，年輕時代就曾懷揣菜刀，闖到閻錫山家裏報仇泄憤，因為閻錫山開渠強占了史家的良田。今天，當她得知兒子身陷囹圄，又一次跋山涉水來冒險探視，詩人深情地為我們描繪了那動人的一幕：“母親/到牢獄看我，/我和母親中間/站著一個獄卒，/隔著兩道密密的鐵柵欄，/母親向我伸出/顫顫的手，/我握不到，握不到……”（《在牢獄》）踏出監獄的大門，牛漢的目光裏多了一分深邃，也多了一分堅毅和義勇，他傲然屹立，蔑視那些倚仗人勢的走狗：“當正直而不幸的人/倒下的時候/狗吠得最凶/狗爭奪著/狗貪饞著/留在大地上一片片的/人底血跡……”（《我憎惡的聲音》）
牛漢被關押在漢中第二監獄，他是1946年夏天出獄的，獄中歲月不僅沒有讓他屈服、妥協，反而磨礪了他的反叛意誌，強化了他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決心。如果說入獄之前作為莘莘學子的他還主要是在思想感情上抗拒著這個社會，那麼黑牢的磨練卻推動他走上了一條實際的社會革命的道路。出獄之後的這年7月，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隨即輾轉開封、上海、江浙等地，為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地下工作是危險而艱辛的，他先是在開封活動，幾個月後便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於是在上級組織的安排下，他前往伏牛山區工作，調查當地的國民黨武裝力量的分布狀況。而這一年的年底，他又不得不和懷孕的愛人避居在開封城一間陰暗發黴的小屋裏。第二年（1947）的三月初，就在女兒誕生後的第二天，當局的搜捕之網又一次向他罩了過來，無奈隻得匆匆離去，在豫北戰場上盤桓之後再赴南京、上海。上海江灣的複旦大學和徐家彙的交通大學都先後成了牛漢的藏身之處，他寄居在學生宿舍裏，擠進學生食堂混飯吃，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數月後，再到浙江天台的一所中學裏任教。1948年夏，牛漢北上，經天津、北平進入了華北解放區，為迎接新中國的建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