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這些動蕩不安的日子裏，牛漢也從未拋下他的那支詩筆，出獄後不久，他就和來自重慶的摯友郗潭封作了一次關於詩的長談。郗潭封是複旦大學學生，在詩歌觀念上受《詩墾地》詩人的影響很大，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了牛漢初期創作中所潛伏著的華而不實的傾向，這些作品的“致命的弱點是，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文藝戰士，缺乏向嚴酷的現實生活一步一滴血的拚搏精神”，他認為“詩裏應寫出新時代分娩時的帶血的痛苦與歡樂”。這分明是典型的七月派文學追求，是胡風式的藝術目標。牛漢雖然到此時為止仍然與胡風及其他七月派作家隔著千山萬水，但卻同樣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我猛省到自己的生活與詩的根須，是朝沒有阻力的天空長的，而不是深深地紮向現實世界堅硬而複雜的底層。”郗潭封的批評從精神上深化了牛漢與七月派的聯係。1946年秋，在伏牛山區緊張工作的時候，牛漢又將一首剛剛寫罷的諷刺蔣介石的長詩寄給了胡風，可惜當時的《希望》已無法編輯印行了。以後在開封城僻陋的住所裏，在豫北戰場上，在上海學生宿舍的地鋪上，在天台執教中，牛漢都筆耕不輟。長詩《彩色的生活》再一次寄給胡風，胡風將它轉給朱穀懷的《泥土》發表了出來。1948年，在進入華北解放區的前夕，牛漢將手頭的詩稿寄給了上海的郗潭封，請他轉給胡風。結果，胡風認真地審讀了全部作品，並整理改編成了《彩色的生活》，列入“七月詩叢”第2輯，於1951年出版，這是牛漢作為七月作家“名副其實”的一回，但就這一回卻給他帶來了以後的意想不到的麻煩。
牛漢1946年以後的詩歌是他職業革命生涯的情感體驗的真實記錄，代表了他走出早期的“夜的驚悸”之後的新的創作階段。
《梵亞鈴》是牛漢出獄後初到開封時寫下的。詩中寫道，一位熱愛音樂的同誌“希望有一隻梵亞鈴”，生活的困窘卻無法滿足他這一願望，但他已經把“日夜交響的生活”當作了心愛的小提琴，他也愛槍，因為在槍彈的飛嘯中，他聽見了梵亞鈴難以奏響的旋律。這首詩對藝術與生活、藝術與革命鬥爭的關係作了生動的說明，牛漢也作了自己鮮明的抉擇，生活本身重於藝術，革命事業對他也有著更大的吸引力，隻是，他仍然是一位藝術的癡迷者，在現實人生環境無法給人自由的時候，他更願意在生活的浪潮中，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來品味藝術的三昧，這首詩似乎已經預示了詩人未來幾年的生活道路，也形象地表述了他新的藝術觀念。
從1946年的《梵亞鈴》到1948年的《彩色的生活》，牛漢的詩歌創作也大體上是在兩大主題上展開：生活與革命。《錘煉》、《彩色的生活》、《饑餓》、《我的家》、《夜》等表達詩人在生活困窘中的體驗，而《石像》、《默悼》、《複活小集》等作品則是詩人對革命的鬥爭藝術描繪。為了祖國的自由，“又有一個人躺在血泊裏”，我虔誠地為他“默悼”（《默悼》），英雄倒下了，但為英雄塑立的雕像卻永遠屹立（《石像》），英雄的軍隊穿過沉睡的小城，喚醒了昏迷的土地和人民（《複活小集》。牛漢對於他所熱愛的革命事業滿懷著激情，對於革命的前景充滿了信心（如《春天》等），不過，畢竟未曾長期置身於軍事戰鬥行列，所以軍事鬥爭的抒懷在牛漢那裏並不引人注目，牛漢最有特色的詩歌還是他對自己長時期的地下鬥爭生活的真切感悟。長時期的流浪、隱居，在饑餓、困乏和通緝追捕中生活，既為了生存也為了繼續展開的革命活動，既為了妻兒又為了宏大的革命理想，這其中的壓力、阻力、毅力和動力都是局外人很難想象的。
牛漢的生活感悟都帶有明顯的自傳性質，都包含著他對自己人生經曆的記錄。《錘煉》是他在開封城的生活體驗，《彩色的生活》收容了他對大上海都會生活的總體印象，《我的家》則記下了他拋妻別子、北上解放區的人生選擇。饑餓、疲乏、窮困、寒冷、流浪是反複出現在這些作品中的詞彙和意象，它們生動地勾畫出了一位有誌青年在大都會的生存的艱難和尷尬，昭示出了他與這個不公正社會的疏離和對立，而來自生存的對立便是他堅定的理想的最有力的支持。所以說這些詩歌雖然各有不盡圓熟之處，但其中對個人生存境遇的表現卻是真切的，對個人革命理想的抒發也是入情入理的：
我疲困地活著，也傲岸的活著。
一次一次的賭出生命，用力抓回來，
再擲過去！
傷疤上裂著傷疤；血口連接著血口，
但我從未倒過一次，
慘敗中，
也前進，
慘敗中，
也反擊……
——《彩色的生活》以傲岸的理想勇敢地麵對人生，這本來是抽象的理訓，但卻被詩人恰到好處地融化為“賭博”的意象——這可是大都會生存的真切寫照啊！生命的賭博是需要付出最大的勇氣和意誌力量的，這也正是血肉相搏的七月精神。
新中國建立後，牛漢被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和其他的七月作家一樣，他也繼續創造發表了一些讚美新時代的詩歌如《我讚美北京西郊》等，隻是這些作品在同一時期海潮般湧起的“頌歌”中，見不出更多的個性特色，更與他所追求的七月文學精神拉開了距離，倒是在很快發生的“胡風冤案”中，他又被再一次地拉進了“七月”文人的“圈子”，成為不容置辯的“骨幹分子”。接下去是“反右”，是“文革”，屢遭批鬥、管製和強迫勞動的他以堅強的毅力承受了這一切，甚至也沒有拋開自己心愛的詩筆，待雲開霧散、春暖花開之時，複出的牛漢以他爐火純青的詩藝成為七月文學最後釋放的生命的光華，這在他的許多曆經浩劫的昔日同人中，是十分突出的。
牛漢存陝西城固就讀西北大學的時候，結識了一位同齡的山東青年朱健，兩人一見如故，相聚甚歡，這一段相交給了正在寫詩的朱健莫大的鼓舞和啟示，他從此更加勤奮，創作出一批優秀的作品，並在《希望》上發表了長詩和組濤，成為七月派的著名詩人之一。
朱健原名楊竹劍，又名楊立可，1923年12月6日生於山東省渾城縣黃垓楊村。這是一個文化積澱深厚的村落，據說村東還矗立著“冉子故裏”的石碑。楊家也可以說是詩書世家，朱健的祖父曾是清末進士，經常躺在床上給孩子們誦念古典小說和詩詞，同時，他的父親和叔父又都來過大學，接受了新文化思想的影響，朱健就這樣在無形中接受著文學的啟蒙。新舊兩重文化和文學共同開啟了朱健的性靈。
1930年朱健就讀於黃垓小學，以後又在縣城念完了高小。1936年夏天小學畢業後又考入濟寧中西中學，第二年再進荷澤中學。但緊接著便是抗戰爆發，荷澤地區也在當年8月發生了大地震。到年底，學校南遷，朱健隨校而行，經河南許昌、湖北老河口、鄖陽等地一路流亡，走走停停，最後於1939年初到達四川羅江。在羅江，朱健有兩年時間繼續接受中等教育，這兩年也是他的藝術觀念和社會感想漸趨“定型”的重要時期。
羅江本係默默無聞的川北小城，但在抗戰期間，卻因為外省流亡者的大量湧入而平添了幾分“熱鬧”，文化氣氛也濃鬱了起來，朱健所在的中學就彙聚了好幾位知名的作家，如詩人、散文家李廣田，詩人方敬，小說家陳翔鶴等。抗戰爆發前夕李廣田在濟南中學教書，他是隨一群山東孩子流亡到羅江的，到羅江以後，這位國文教師決心靠自己的努力營造一處良好的文學天地，為幾百名遠離家鄉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糧，他先後請來了方敬、陳翔鶴等作家同台執教，又積極嚐試著一種全新的教改計劃，拋開當時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不用，自編講義或選講當代作家的新作。於是，朱健有幸在課堂上聽到了李老師吟誦的艾青的《北方》、《雪花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太陽》，聽到了田間的街頭詩甚至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也知道了《七月》和胡風。如果說這些詩、詩人和詩刊在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倒沒有引起朱健多少的感應，那麼李老師講授的高爾基、魯迅、果戈裏卻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吸引力，正是在李老師的啟迪下，朱健“終於懷著虔誠的心直接捧讀魯迅的書了，雖然並無多少理解，然而，魯迅的形象，作為可感知的實體，在年輕的心靈中，卻愈來愈崇高和親近。”
羅江電促使朱健邁向政治思想的成熟。中國共產黨在羅江建立了地下秘密組織，學校便是一個據點，黨組織特別注意在這些流亡學生中展開組織發動工作，對李廣田這位有威望的教師也相當的團結尊重，這樣當時的學生中就湧現了不少的“思想左傾”者。朱健也在1940年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讀書會”，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1940年“皖南事變”發生，當局四處圍剿“異己分子”，朱健被迫離開羅江，化名丁一山到成都回龍鎮外北貧兒寄托所當教師。兩個月後，又考入了蘭州西北公路局站務人員訓練班學習。學習結束後即在甘肅蘭州，陝西鄰州、廟台子、寧強等地當汽車站驗票員。這名年青的政治流亡者，置身於黃土蒼穹、勁風大穀的西北高原上，心中似積聚了種種豐富而複雜的情感，悲壯、失落、幻夢……當他設想用一種聲音來轉述這種從未有過的情感體驗時，一年多以前那些沉睡的詩句竟又悄悄地湧上了心頭，艾青、田間、天藍此刻才真正讓朱健產生了激動。漸漸地，他摹仿這些名家名句，開始將自己的情感的衝動記錄在了紙片上。我們讀到了一位在黑夜中孤獨前行的青年，他並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失落和淒冷，但卻始終不曾否定這羅網密布、危機四伏的人生，“我打著/寒戰 走著/我咬緊/下嘴唇走著/我不低頭走著/夜是一張/四麵八方全罩進去的黑網/我不祈求收網的人走著”（《夜啊……》）。詩人白莎是朱健少年時代的摯友，此時正在重慶，他利用陪都之便替朱健收集了許多詩刊和詩集寄來，於是，遠在西北之隅的朱健也陸陸續續地讀到了桂林的《詩創作》，讀到了《七月詩叢》，讀到了胡風的詩論和S。M、綠原、魯藜、冀汸的作品，紫柏山麓，青羊河畔，來自“七月”的詩文讓朱健的心時而沉靜，時而清亮，時而熱烈，他仿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對朱健來說，1943年底與牛漢邂逅於城固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事件之一。數十年後，他還不無留戀地寫道：“流連於大學生們戲稱為‘高爾基甜酒店’燈影下，仰臥在冬天漢江之幹涸的河灘上，我們語無倫次，滔滔不絕，不知道說了多少莫名其妙的荒言譫語。”這次會見，顯然給了朱健諸多的激情和靈感，從城固一回到廟台子，一首長詩便一氣嗬成了，這便是《駱駝和星》。
《駱駝和星》是“一個沙漠的神話”。這個神話告訴我們，十萬年前的沙漠曾經是一片綠色的海洋，“那裏住著無數綠色肌膚的美男子”，每當“多星的夜裏”，他們便“赤裸了全身，披散著頭發”，放聲歌唱。宏亮的歌聲讓天上的星星心旌搖曳，終於，天上地下情意綿綿了。這時，“天神發怒了/星星像暴雨/被驅逐下了天空……”星星們爭先恐後地投入海洋，卻又吸幹了海水，“大海被填平了”。一位到海邊清洗眼睛的瞎子老人搖響串鈴，呼籲各部落的人向天神請願，其餘的星星因此獲救了，但老人卻被處死。人們隆重地為老人舉行了葬禮，“他的墳被築得無比的高大/成為有名的/中國西北高原”，然後，“在祈禱的曠野裏/舉行了一次宣誓的集會/宣誓要把沙漠變成海洋”，但這卻再次觸怒了天神，神鞭降臨，人們變成了駱駝。幸存下來的人們含淚跪在駱駝前，發誓永遠要做駱駝的牧人，天上的幸存的星星和地上的幸存的牧人都在哀哭著自己的夥伴，他們的淚水灑進沙漠，凝成了沙漠之水的苦澀。不過，曆史已經預示了未來：終有那麼一天，沙漠裏生出的新生物將飛上天，暗夜中光明重放，海水重新彙聚，駱駝們在綠色的海上遊行。詩人朱健曾告訴我們這首詩的醞釀過程：在城固的一天，他和牛漢相約去到青羊河邊，“那是冬天，河已幹涸，到處是荒寂的沙石。我們躺在沙石上，傾吐胸中的憤懣，多麼渴望碧綠的河水和明亮的星星嗬！”水是生命之源，對水的渴望也就是對自由的充滿活力的生命形態的渴望。而在當時，那四處可見的幹涸的荒漠卻是如此冷漠地包圍著我們的詩人，時時顯示著生存的桎梏和枯澀，難怪他會進入關於沙漠的神話中去。——那就是一個關於水，關於生命的故事。生命的自由總是受到專製權威的幹預和限製，生命愛情也將在無理的鞭笞下飽受創傷，但對自由生命的追求和向往卻更是人們執著的信念。在當時，已經接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的朱健無疑將位於黃土高原的陝北視作生命自由的所在，他曾說：“遙望秦嶺以北，是荒涼的黃土高原，但有民族的脊梁在”。在《駱駝和星》中，他又饒有意味寫到，黃土高原就是埋葬那位英雄的瞎子老人的高大的墳塋，“這下麵埋葬著/全世界的良心”。於是，神話背後的現實隱喻也就不言而喻了。
朱健將《駱駝和星》寄給了重慶的白莎，後來由白莎轉給胡風，發表在《希望》創刊號上，不過，等朱健得知詩稿刊用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在重慶沙坪壩了。
朱健是在創作了《駱駝和星》大約半年後，順嘉陵江而下到達重慶的，他先是寄宿在沙坪壩中央大學的學生宿舍裏，而就在這時，白莎將胡風的用稿信件交給了他，他這時才知道，這封信是徑寄到廟台子的，怎知他早已離去，於是轉來轉去，最後還是退回到了胡風手裏，而胡風一直對此頗為係懷，還在給白莎的信中繼續探尋自己的下落。來自一位文壇長者的關懷在朱健那裏引起的激動恐怕絕不會亞於作品本身的發表吧。
在重慶的日子裏，朱健一直與胡風保持著通訊聯係，胡風多次關心他的生活情況，還準備替他找一份中學教師的職業。1944年初冬，朱健離開重慶去了樂山，在五通橋永利化學公司的一家工廠當文化教員並兼工人宿舍管理員。在這裏，他又創作了許多詩歌，後來都寄給了胡風。胡風在1946年3月出版的《希望》1集3期上以“低雲季”為題發表了朱健的一組共5首詩歌。它們是《早晨，我開始寫詩》、《問訊》、《霧》、《沉默》、《不知道》。冬天的四川盆地，經常是陰雲低重，大霧彌漫，太陽、月亮和星星都難得一見，大自然的這份景致很自然地在尋求光明的朱健那裏引起了關於生存的種種感想——在西北是生命不甘於枯澀的執著，在川西則是在“密雲”中的掙紮呐喊。在大霧中，“我瞎子一樣摸索著尋找/沒有嗬/一切都被窒息，窒息……/我噙著眼淚/不讓它流下/我緊握拳頭/叩向著山穀/求救的槍聲/響過沒有/這裏有一個/沒有穿軍裝的兵士。”（《霧》）在結核病飛滾的密雲期，“人們閉緊嘴/不敢呼吸”，但“黑色的沉默/成熟了……/天文台發出了地震的警號/電已閃過/清聽一聲雷響……”（《沉默》）沉默中的爆發已指日可待了。
抗戰勝利前夕，朱健響應黨組織的號召奔赴中原解放區，但在他途經重慶時抗戰形勢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的投降促使黨組織調整了有關政策。朱健在地下黨的安排下於1945年下半年到川北鄰水一個女子中學任教，一學期後先後轉至合川瑞山小學、重慶中正中學等處任教，1946年秋又考入重慶鄉村建設學院學習。在這段時間裏，朱健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工作和學習上，詩歌作品較少。他1945年冬在鄰水創作的《第一支歌》由胡風推薦給何其芳主持的《聯合詩刊》發表，這首詩直言不諱地獻給毛澤東，並且將毛澤東喻為正在升起的太陽。從今天讀者的眼光來看，當然不會覺得有多少的異樣，但在1945年的當時在國統區這卻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勇氣。果然，這首詩發表之後，招來了一位讀者的批評，他聲稱不明白作者為什麼要寫這樣的讚美個人的詩，為此，何其芳還親自作了解釋：“也許作者認為毛澤東同誌對中國人民所做的偉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用不著另外的說明和解釋，便寫了這樣的詩。”此外，詩人還創作了長篇政治抒情詩《中國，什麼是和平的代價》，這首詩的第一部分《血寫的童話》在胡風的建議下經過修改也交給了何其芳，但終因篇幅太長而未能發表，而原稿也在1955年的抄家中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