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朱健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入獄，一周後，被勒令退學，並由重慶警備司令部“驅逐出境”。當年9月，朱健到長沙，在中學執教，就是在這一年的冬天，他在長沙寫下了組詩《聽，中國！》，充滿激情地迎接著解放戰爭的槍聲：“射擊啊/中國！/全世界，用饑餓的目光/注視著/你槍上的準星”“今天，我們已經由/皮膚通紅的嬰兒/被仇恨的奶汁/哺養成/毛發森森的巨人/每個活人的意誌/都浸透死者的冤毒的血”。是的，朱健，這位愛詩的青年已經在長時期的顛沛流離中長大成人了，他，一名堂堂的山東漢子正在用北方人的剛毅和威猛，以自己寬闊的胸膛去迎接這最後時刻的戰鬥！
新中國成立後，朱健在中共長沙市委工作。1955年因胡風冤案被捕入獄隔離審查1年多，隻是尚未被劃人“骨幹分子”，這在七月派作家中已算是相當僥幸的了。出獄後，被分配到工廠作行政工作，前後長達20年，直到1976年夏被借至“湖南《辭源》修訂組”擔任編審，1979年瀟湘電影製片廠成立，朱健又調入該廠，擔任電影劇本的審閱編輯工作，同時繼續從事文學工作。
40年代加入七月詩人隊伍的幾位“北方夥伴”中，來自東北的徐放年齡最長，他於1921年11月28日出生在遼寧省遼陽縣溝子沿村。
徐家係地主家庭。這樣的家庭為徐放的早期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他5歲便在家裏的私塾開了蒙，而且塾師是當地頗有名望的吳樂天先生。7歲以後，進了村裏的小學，先後受到倪溥泉、韓小窗等先生的影響，這些先生在徐放幼小的心田裏播下了詩詞謠曲的種子。倪先生教童謠“牛大姐，馬二哥，青草地，吃青草”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韓小窗先生編的“唱本”也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除了學堂裏的教育，長工董五叔也以他的方式參與了對徐放的藝術啟蒙——他教會了徐放不少的民歌和小曲，以至後來其他的同誌竟然認為我們的詩人其實應該進音樂學院，成為一名男低音歌手！
“九·一八”事變以後，徐家從鄉下搬進城裏，徐放也便轉到城裏上小學了。在這所新的小學裏，他遇見了一位名叫孫世澤的先生，就是在孫先生的熏陶下，徐放真正走上了寫詩的道路。隻是，我們今天已無法讀到徐放少年時代的那些詩作並借以窺視他最早的“詩心”了。盡管如此，從保存至今的詩人在1939至1942年的早期作品中（這些作品主要被收入在詩人1942年的第一本詩集《南城草》裏），我們依舊可以一瞥他青少年時代的“詩教”和“詩路”。
這34首早期作品，題材多樣，意境豐富，詩路寬闊，充分體現了徐放在青少年時代所受到的良好文學啟蒙，他的正在向各個方向展開的藝術觸角。《大宅第》、《秋暮與野廟》、《鳳凰城》、《四月遼東城》等詩歌傳達了一種物是人非的興亡之感歎，《大道邊》、《九月鄉村》、《海與漁人》表現了詩人對下層人民生活苦難的同情，《隔窗望海》、《旅感》是對人生的頓悟，《待》、《五月窗》則是對親情與友誼的宛轉含蓄的把玩。在像《秋暮與野廟》這樣的興亡之歎裏，我們可以讀出那種濃鬱的古詩詞韻味來：“這是一座坍塌了的廟，/蹲在暮靄裏/就像一塊無人添補的糞堆；/不過作了蝙蝠們的家/充滿著/令人惆悵的一片古香古色。”依稀地，我們又讀到了“六朝文物草連空，天閑雲淡古今同”的意境。在《獨歸》、《鄉道》、《六月遼陽》、《九月沈陽》等作品裏，我們見到的也是古典詩歌式的勾勒、渲染和刻繪，誠如這一首《獨歸》：
黃昏裏，
廟門切斷了——
老和尚
沉笨衰弱的草鞋聲。
走下石階，
向長空，
換一口呼氣，
拍拍身上從佛堂裏帶出來的灰塵。
烏鴉們都睡去了
此時：惟白塔
熱戀著初三月，
同西風送晚鍾，
陪隨著獨歸人。如果說徐放在這樣的自然環境的描繪中是不知不覺地走進了古典主義的意境，那麼《大道邊》、《海與漁人》則是現實主義的關切，而《隔窗望海》、《旅感》式的思考又多少滲透了幾許象征主義的意味：“有濤浪，/推著白帆，/帶一支燭，/帶一星星火亮。/走遠了，/這就如/一個人哪，/正在追逐著/那充滿著風波和凶險的/人生的旅程！”（《隔窗望海》）特別是在東北大地上到處燃起的抗戰烽煙中，徐放的民族情感和鬥爭精神高漲了起來，他用質樸的、通俗的大眾化語言訴說著“七月東北”的苦難，那裏正湧動反叛的暗潮，詩歌《七月東北》和《邊城》又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新的藝術方向上。
徐放也不僅僅是在詩中抒發著他的抗日情緒。大約在1940年前後，徐放結識了一些思想進步的朋友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在他們的引薦下讀了許多的革命讀物，從此在理想追求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41年底，東北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滿抗日鬥爭，（即“十二·三十”事件）鬥爭遭到了日滿當局的殘酷鎮壓，許多同誌被捕入獄，徐放的好友李宜生（季瘋）就是在這時被投入獄中的，接著徐放自己也遭到了通緝。他隻身逃到北滿去尋找義勇軍（抗聯），可惜沒能找到。之後，他又南下入關，經北京、洛陽、西安、寶雞，數千裏流亡。在計劃中，是要去延安參加革命的，但正碰上國共兩黨摩擦加劇，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了進入陝甘寧邊區的交通路線，徐放不願跨進國民黨的軍政單位，於是繼續南下人川，涉足廣元、劍門、遂寧、重慶等地，最後於1943年秋考入了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文學院中文係。詩人1943年3月至7月創作的11首詩歌就是對這次千裏流亡的真切記錄。
北京、洛陽、西安、大散關、褒城、廣元、劍門，徐放千裏跋涉的這些所到之處都是中華文明的曆史文化名城，所以說每處都彌漫了曆史的風煙，貯藏著文化的信息。詩人曾經發出過關於“秋暮與野廟”的興亡之歎，今天親曆這樣的名勝，當然也是撫今思昔、詩興大發。《到北京》、《過洛陽城》、《到長安城》、《夜宿留侯寺》、《爬過大散關》……昔日的“秋暮與野廟”似乎還隻是相對單薄的“物是人非”，千裏流亡的這些藝術實錄則是一份份沉重的曆史滄桑，沉重的不僅僅是時間的漫長，而且是過去和現在的雜錯和衝撞。在古都北京，華表、牌樓和夕陽似乎將戰爭的變化推向遠方，“而遊人們/正出入中山公園，/他們是忙著到稷園的紅紗燈下/去看牡丹！”（《到北京》）詩人透過這一份閑適，洞見了民族精神的創傷；在那已消逝了雕梁畫棟的洛陽，英勇的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作長城”“在給那些獨夫民賊們維持著剩水殘山”（《過洛陽城》），現實政治的腐敗似乎是繁華的曆史走向消亡的最後一章；昏暗的長安城無法黯淡詩人奔湧的思想的光芒，“我從國民黨匪徒們的集中營想到坑儒穀/從蔣介石/想到稱雄一世的秦始皇。”（《到長安城》）
從北京、洛陽到西安，隨著詩人穿越抗戰前線，到達熱烈的大後方，他的情緒顯然一天天地高漲起來，關於曆史的悲傷已為現實的判斷所代替——這並不僅僅見於徐放的詩作也直接表現為他的人生。他先後參加了“東北救亡總會”和“讀書會”，前者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後者接受著中共南方局青委的領導，在三台東北大學，他又是學生運動的積極組織者和領導者，在政治追求上更加的激進。他發起和組織了一係列的文學活動，和一批同學策劃的“壁報拒檢”活動有聲有勢，在整個大後方都頗有影響。1944年，他和老師陸侃如、馮沅君、趙紀彬、楊榮國、董每戡、葉丁易、姚雪垠以及同學劉黑枷等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本人還擔任了川北分會理事和會刊《文學期刊》編委。借助分會的力量，他又聯係了一大批射洪的進步青年，幫助他們出版了《文學青年》雜誌，這份雜誌在川北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東北大學的“黑土地社”也是徐放領導的，“黑土地社”是一個政治傾向鮮明的文學社團，曾經一度成為當局監視的對象，後來它的成員都先後去了解放區。
徐放將自己在東北大學的日子稱作是“充滿著少年風懷和青春情調的黃金時代”，顯然，這層金黃色中塗沫著他此刻對現實政治的激情般的關懷。較之於先前的單純的曆史現實觀感，投身於政治革命活動大大地充實了徐放的青春期的精神世界，他將自己的作品題獻給抗日英雄，題獻給民主戰士，題獻給奔向解放區的同誌，他直陳胸中的革命理想，吟詠奔湧的革命熱血。主題思想上的現實批判性和政治指向性，藝術上以曉暢、明快、質樸的風格掃除了先前間或流露的悵惘、感傷和朦朧，是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其中《媽媽的黑手》和《起程的人》被詩人自詡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之作。的確，這兩首詩能夠比較清楚地表明徐放此時對個人情感的把握和處理方式，前者有效地將對親人的懷念濃縮在時代苦難的象征——黑手上，從而較好地生發出了個人解放從屬於民族解放這一抽象的主題：“媽媽，有一天，/我要回去的。/我今天不回去，/正是為了要自由地回去”“到那時候，/讓兒子拉著你的黑手，/扶著你/參加那人山人海的慶祝大會去。”詩人個人的親情相當自然地融會在了一起：“可是我偏要送你。/送你過一個村，/又送你過一個鎮。/我們隻是走嗬，/我們不敢停腳。”這裏沒有過多的豪言壯語，因為奔向光明已經成了我們人生的自然選擇，成了我們情感的自然流淌。
徐放將自己在三台東北大學期間創作的作品彙集成《明天的旅程》，又在假期專程將一些詩稿送到重慶賴家橋鄉下，請胡風批評。胡風後來在一封長信中詳細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見，並答應替詩集作序，沒想到詩集在“五十年代出版社”送交國民黨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查時被沒收了！這篇沒有成為事實的序言將徐放的命運與胡風連在了一起，雖然他從來沒有在胡風主編的刊物或叢書中發表過作品，但卻始終認同著七月派的文學追求，當然，這種主動的追求連同他與胡風的關係也最終給他帶來了麻煩——從未在《七月》、《希望》上露過麵的徐放還是成了“胡風集團”的一分子，這也是七月派同人中的“典型”吧！
徐放與胡風和七月派的進一步接觸還是在他到重慶之後。
1945年5月，徐放從東北大學畢業後到了重慶。6月間，他參加了中共南方局青委直接領導的東北青年新民主主義小組。“八一五”日本投降後，徐放執教於重慶南岸海棠溪的南京東方中學，同時和老作家駱賓基一起編輯《東北文化》周刊，不久，又參加了詩人王亞平組織的“春草詩社”，擔任詩社的理論部部長。徐放的詩集《啟程的人》就是作為“春草詩叢”之一種出版的。這段時間裏，徐放與國立藝專的另一位七月詩人魯煤過從甚密，魯煤曾協助徐放編輯刊物，兩人一起參加社會活動和民主鬥爭，也多次專門拜訪胡風，請教文學問題。
在重慶，徐放仍然是民主鬥爭和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對大後方的窒悶和黑暗也有了更切身的體會。1945年底學期結束，東方中學借故解聘了這位政治活躍分子。徐放在王亞平的幫助下，預備轉至嘉陵中學任教，但就在這時，“較場口血案”發生了，白色恐怖籠罩了重慶城，徐放還未到校就任，便被校方以“匪類”的罪名給解聘了。在以後的幾個月裏，他完全失了業，隻能在朋友家中到處借宿、寄食。種種的人生遭遇和社會體驗淤積在詩人的心中，最後在1946年6月誕生了《在動亂的城記》。在這首描繪國統區人生掙紮的詩歌裏，徐放體現了一種日趨成熟的大家氣度：這裏充滿對青春生命的向往卻顯得穩重而深沉，這裏情緒鏗鏘激昂又調度有方，具體而微的意象與寬闊的場景，個人情緒的抒發與社會事象的抨擊，彼此穿插，轉換自如，語言奔瀉中自有參差錯落、抑揚起伏，表明詩人對詩歌“散文美”有著深刻領悟和把握。對此，詩人自己曾有過一番反省，他特別指出了胡風詩歌理論給予他的巨大影響，“我總記著他‘第一是人生上的戰士，其次才是藝術上的詩人’這些話。”他又深深地意識到了自己與“七月派”的精神聯係：“我真正地走向了‘七月派’，一方麵在反對著舊的格律束縛，一方麵也獲得了散文的美。而‘七月派’的風格特點，我理解，主要是他們的詩，都充滿著了強烈的、巨大的感情的力量，都充滿著蓬勃的生機，極富於感染力、鼓動力和說服力。而他們所要求的，也主要是一種內在的力量的美。”
1946年6月，徐放由重慶到了南京，在《新華日報》社工作，但該報卻因為內戰停刊了，他便又同其他的同誌一道，於當年7月撤回延安。在解放區，他先後任教於隴東分區的隴東中學、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藝術學院文學係、華北大學第三部（文藝學院），直到1949年。在這期間，他還隨部隊打過遊擊、做過收複區工作、參加土地改革、擔任新華社太行分社的特派記者等。同那個時代所有追求光明和自由的青年人一樣，延安給了徐放“家”的感覺，他是“像孩子，/打遠方歸來，/睡在媽媽的懷裏；/像種子，/深深地/落進潤濕的土地裏……”（《在歸來的日子》）他興致勃勃地挎上行軍包，隨部隊穿行於“大風沙的搖籃裏”（《鍛煉》），在群鴉歸巢的黃昏時分，他沉醉於解放區的和平與寧靜（《傍晚》）。其中，詩人創作於1947年的“轉戰手記”係列及刨作於1948年的《萬廷元說的……》顯然都更關注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作品中滲透鮮明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情感，詩歌語言也有意識地追求通俗化、口語化的效果，但是詩人卻沒有簡單套用當時那種流行的民歌形式。在北方大學的一次新詩創作討論會上，徐放曾發言說詩“主要是靠詩的內在生命去感染讀者，而不是靠什麼純形式的形式美或音樂性的東西。”在這裏，我們又一次聽到了“七月”的反對形式主義的聲音。
1949年徐放隨部隊進入北京，不久調《人民日報》任副刊編輯，與王亞平、袁水拍等詩人共事。1950-1951年間，他和詩人嚴辰合編了“現實詩叢”12本，這是新中國建立後的第一套詩歌叢書，它為在戰爭年代裏難以出版個人詩集的詩人們提供了機會。關於這套詩叢，徐放的編輯方針是：盡量擴大作者麵，各種風格、流派的好詩兼收並蓄，一視同仁，既不單收“七月派”的作品，也不為“民歌體”的“潮向”所局限。應當說這在當時也是一種膽識和遠見。1955年5月，徐放因“胡風集團”案被捕入獄，十年後出獄正趕上“文化大革命”，於是再次被送往勞改工廠“改造”，以後又被遣返遼陽東部山區務農，直到1979年方獲允返回人民日報社工作。但就在這20餘年的最艱難的日子裏，徐放卻以他北方漢子特有的堅韌繼續探求著詩的真諦。在秦城監獄他開始係統閱讀和注釋中國古典詩歌的工作，為中國新詩的民族化道路而探索；在山東務農的時候，他偷著寫下了400多首小詩。這些持續不絕的精神探求讓詩人保持著一顆不老的詩心。平反複出之後，他成為了七月派詩人在新時期的“多產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