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穀懷為胡風在南天出版社推出“七月”係列叢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胡風也為編選這些七月作家的作品傾注了一腔的心血，其中延安詩人魯藜的作品就是這樣。胡風重慶時期的《七月》就發表過他的作品，那純真的感情和清新的語言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風決定將他的詩集《延河散歌》編入“七月詩叢”第一輯，但是在第一次送交當局審查時就被打了回來，原因自然是在那條敏感的“延河”上，胡風並不死心，再次送審上去，還是被退了回來，這樣前後反反複複來回往返竟達三次，胡風無奈，隻得將作品集改為《醒來的時候》，最後才總算通過了。從某種意義上講，胡風對延安作家的這種關照和扶持，除了來自於他一以貫之的對文學本身的忠誠外，還飽含著一位真正的革命作家對心中的革命聖地的那份特殊的情懷，胡風後來就曾深情地回憶道：“他寄來的第一批詩歌是《延河散歌》。純真的感情和清新的語言，表現了革命生活的愉快和奮發，革命考驗的深刻，把延安當作抗戰和革命燈塔的宏大的戰鬥精神。這極大地滿足了我追隨革命的信心。”
魯藜是從福建同安縣偏僻的農村走向延安的。像許許多多的七月派作家一樣，魯藜走向詩歌的過程也就是他走出“田間”，走向飄泊的過程。
魯藜原名許圖地，1914年出生在同安縣巷東許厝村，這是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在饑餓線上掙紮著。就在魯藜還是嬰兒的時候，全家人決定像家鄉的其他同胞一們，飄洋出海另尋生路，這樣，小小的魯藜便同父母一道開始了漫長而危險的海上旅行，為生計苦苦奔波。3歲那年，他們僑居在了越南西貢。
本世紀初移居東南亞的這些中國僑民，遠遠沒有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他們的後代那樣富庶和輝煌，他們完全是迫於生計的含辛茹苦的一代，像魯藜這樣的僑民子弟幾乎就沒有讀書求學的可能，等待他們的是從父輩身上卸下來的家庭生活的重擔。魯藜剛剛念到高小就失了學，家庭需要他早早地進入社會，去當學徒、小販以及碼頭上過磅的小工，此時此刻，我們很難想象出以後那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來！魯藜自己也說：“在湄公河兩岸我幹過各色各樣的活，也曾夢想未來各種各樣的職業，就是沒有做過詩人的夢。”
在那些失學的日子裏，一位來自台灣的鑲牙匠給魯藜留下了難忘的記憶。這位40多歲的中年人借居在他鄰居的一間狹小的不見陽光的小屋裏，終日不是帶著工具到顧客的家裏鑲牙，就是伏在小小的工作台前化銅熔金，鑄造義齒。一到晚上，這間狹窄的小屋裏就聚滿了四麵八方的來客，有年邁力衰、幹巴精瘦的“南洋客”，也有像魯藜這樣的小夥計、小學徒，他們來到這裏，希望這位鑲牙匠用那獨具魅力的閩南腔吟誦古文或唐詩，或許更多的人是在通過這樣的消遣來打發寂寞的光陰，但卻給了失學的魯藜莫大的精神觸動——他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這位神采奕奕、自我陶醉的先生就是平日裏那不修邊幅、麵色焦黃的牙匠嗎？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感和什麼樣的境界召喚著他的精神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呢？
當然，我們知道這就是文學，是文學那獨特的藝術趣味散發著迷人的魅力，那時的魯藜雖然對此不可能有多少深刻的領悟，但卻可以說是在不知不覺當中接受了一次文學與詩的啟蒙。
1932年春，16歲的魯藜護送病重的父親返回故鄉。他幸運地考進了由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鄉村師範實驗學校，這所學校坐落在風光秀麗的鷺江之畔，學生一律免交學費及膳宿費，這無疑是為魯藜這樣的貧困子弟提供了理想的教育學習環境，隻可惜，學習還不到兩個月，國民黨當局便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將學校查封。魯藜第二次失了學。
魯藜是帶著對學習的由衷的渴望和對同窗的依依惜別之情告別鄉村師範的，他永遠記得那位同窗共室的學友陳劍旋，那真摯的友愛，那思想和行動的無言的帶動……後來他才知道，這是一位共青團員，而且就在7年後壯烈犧牲在上海的日本監獄裏。或許從這一時刻開始，魯藜就已經感受到了現實人生的血腥之氣，他已經不大可能踏進那種純藝術探尋的自得其樂的小天地了。
1934年魯藜到上海求學，但迫於經濟壓力仍很難如願，後來在一位老師的介紹下到陶行知的“山海工學團”任教，此時的魯藜已經表現出了很高的參與社會的熱情，他關心時政，在學生中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兩年後，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也是在他的人生走向社會政治鬥爭的日子裏，詩神降臨了，這種藝術與人生的連接方式注定了魯藜詩歌的強烈的現實感——他為我們留下的最早的詩歌《我們的進行曲》、《憤怒吧！炮台灣》，就是關於民族危亡與民族鬥爭的最真率的呐喊：“炮台灣啊！/祝你為祖國效命在海岸的咽喉，/春天來了，那時候/美麗的花會開滿你的胸窩！”（《憤怒吧！炮台灣》）
“山海工學團”遭到了當局的搜查，為了繼續開展革命工作，組織上將他派往安徽，在安慶等地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4月到了武漢，在工廠開展抗日宣傳，在這裏，他創作了《中國五一勞動節》、《想念家鄉》等聲情並茂的作品，這兩篇作品曾經在漢陽兵工廠的一次晚會上由詩人親自朗誦，後來又發表在了《抗戰文藝》上。
1938年年中，魯藜接受任務，去皖北從事敵後鬥爭工作，但此時津浦鐵路已被敵軍切斷，交通不暢，無奈之中他取道鄭州、西安，轉赴延安，這是他向往已久的歸宿。
來到延安，對於魯藜來說不僅僅是投入到了革命的大熔爐，而且也是他真正發現詩歌、找到屬於自己的詩歌的開始。
在此以前，魯藜的詩歌似乎主要還是對社會生活事象的一種激情式的反映，它們熱烈直率但卻多少有些粗糙、概略，缺乏對喚起情緒的典型意象的捕捉和開掘。來到延安，在這樣一個嶄新的讓人處處都倍覺新鮮的所在，大自然的異樣和社會生活的花絮不時地迎麵撲來，它們裹挾著的又是新的理想和新的精神，它們催促著詩人寫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延河散歌”。魯藜寫下的這樣的“散歌”有40餘首，可謂是他創作的一次“爆發”，其實也正是因為他心中生出了格外豐富的詩的感興，才有這一次的創作的爆發。從重慶出版的《七月》4集4期所刊載的7首“散歌”來看，魯藜對延安的新生活的興奮之情真是溢於言表的。你看，正是在這開闊的土地上，在漆黑的曠野裏，他驚喜地置身於群星滿天的景象當中：“星/各種各樣的星/分布在延河上”“天空永恒地飄走著星/飄流著星的喜耀”。喧鬧、嘈雜的大都市用它混濁的燈光掩蓋著星星的美麗，隻是在遠離那些生存的重負之地的時候，才可能自由地飽覽這星空的瑰麗，而且這片自由天地裏的熠熠閃爍的星光也在喚起我們理想的飛升：“黎明時/有的星老了/披著白發死去”“而年輕的星奔出來”。（《星》）這顯然是一個青春激蕩、滿懷理想與進取精神的青年人對於群星璀璨的延安的幻想。你看，詩人也從一位嗚咽的同誌身上找到了那份情感：“他坐了五年牢/經過了兩年的飄泊/這七年他老了/但，還帶著童心/回到家——延安”（《工作》）。當時曾經有人批評這些“散歌”太散，不像是“詩”，或許從一個更嚴格的藝術尺度上來看，這批評也有他的道理吧，但我們卻又不能忽視這個事實，正是延安新生活的這些看似“散漫”的意象，賦予了魯藜真正的創作激情，如果不是延安的大地上分“散”著如此動人的詩材，也就沒有了一個走向成熟的魯藜。所以說，我們與其固執地從藝術標準出發來修正魯藜的“散”，還不如平心靜氣地回答他何以會有這樣的“散”，而且能夠在“散漫”的意象捕捉中灌注一份真情。
魯藜的《延河散歌》之所以能夠在重慶《七月》上發表也還有一個曲折的故事。那時延安出版條件困難，僅有一本薄薄的《文藝戰線》月刊，（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就發表在這份雜誌上）當初詩人是將自己所有的40餘首《散歌》都投了稿，但可能是由於篇幅太長的原故吧，組詩很快就被退了回來，第二年他又從箱底翻出了這些存積多時的退稿加以重新整理，並請文協的李又然幫助鑒定，李又然對這些作品很有好感，便將它們推薦給了遠在重慶的胡風，胡風以他詩家的眼光精挑細選了一番，選定7首很快發表在了《七月》卷首，那是在1939年的12月。《七月》究竟是威信很高的文學刊物，在國統區和解放區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延河散歌》的發表使魯藜詩名大振，從此成為延安詩界重要的一員。
而那時的魯藜卻正隨著他所在的八路軍總政治部第五文藝小組，與周而複等人在晉察冀根據地參加征糧擴軍工作，對於自己作品的發表毫無知曉——在此之前，他先是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接著又參加柯仲平、馬健翎的群眾劇團，深入三邊農村巡回演出。
魯藜是在1942年奉召返回延安參加文藝整風的，這時他才見到了《七月》，才讀到自己發表出來的“散歌”，也才深深地為胡風嚴格的藝術選擇所歎服！
就是在離開延安深入其他根據地的這段時間裏，詩人又創作了《青春曲》、《鍛煉》、《素描》等作品，這些作品的篇幅都比“散歌”長，表達的是詩人踏上抗戰前線之後所升騰的“戰地激情”。太行山的春色蘇醒了年青的生命，“我們的胸部起伏著，/我們狂奔向著山巔，/我們受著春天的愛戀而歌唱了！”詩人也因萬象更新、百鳥啁啾的盎然春意而熱血沸騰：“昆蟲們有自己的金色的胄甲，/那空中的禽鳥/要載負著自己獨特的羽翎去誇耀人間！/而那人間的人們呀/要讓生命去沸騰，去鬥爭！”（《青春曲》）《素描》寫的是詩人清晨行軍所目睹的迷漾的鄉村景色，這首詩證明魯藜具有良好的風景刻繪能力：“霜降了/霜柱支起了冬天的序幕/疏落的樹枝/放射著淋濕的水蒸氣/霧從一個山/跨過一個山走著/太陽迷糊地從雲裏出來/像月亮那樣陰森/大地，辛苦地呼吸了黎明的光線/柿葉，槐葉/紅了，更紅了/照耀著枯黃的田野/田野接著田野/村莊對著村莊/晨星落了/山更藍了/冬天的風開始航行在山的曲線上/白楊葉帶著露水一起降落/樹林呼響/白草擺動/一隻晨鵲在寒冷中飛叫”。我們讀到過不少關於黎明拂曉的描繪，但像魯藜這樣對自然景色的變遷作動態追蹤的文字也的確並不多見。
1944年，魯藜創作完成了組詩《第二代》，這組詩發表在1945年剛剛創刊的《希望》1集1期上，在文藝界頗有影響。
同他的成名組詩《延河散歌》一樣，這些詩也是篇幅短小，辭約旨豐，不過，與《散歌》中那種初來者的欣喜與好奇不同，此時的魯藜顯得比較的平靜，他是在靜觀生活，從生活的流痕中品讀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一般說來，從單純的情感的傾吐到理智的證悟和提煉，這也可以標誌著一位詩人的成熟。
你看他從平凡樸質的“泥土”中悟出了這樣的人生經驗：“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就時時有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泥土》）。同樣，平凡而樸素的野草也讓他品味了犧牲與奉獻的價值：“我是綠草/我的裝束很樸素/也沒有美麗的花蕊……/可是，我是春天的信號/人們看見我而高興/盛夏，勞動的人們/喜歡躺在我的懷裏憩息/到秋天，我就枯萎/我準備火種給嚴寒的世界”（《草》）。他也從滿天星鬥的燦爛中發現了群體的意義和力量：“我知道，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才感到快活，才感到美麗/我的光亮和他們的光亮/聯在一起，世界就永恒地流著理想的河”（《星的歌》）。應當說，這一類感受的背後其實就是延安時代那種特有的人生理想和價值標準，不過，魯藜出之以真誠，卻也並不讓人感到是說教，是訓誡，而是他在新的生活環境中所獲得的真切的人生經驗。
另外幾首詩又寫得天真浪漫，趣味橫生。比如他發現對於天上的流星，孩子竟有這樣的解釋：有一顆星落了/我又問她/“這顆星怎樣了”/她說：“星星真好/星星散步去了”（《散步去了》）。這真是超越所有世俗認識的最奇妙的想象。在牧童的自由和閑適中，我們也目睹了這樣的忘我的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