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臥在草地上
把太陽擁抱在我裸露的胸中
周遭的高山平原圍著我的羊群
廣大的盆地啊，你是我的搖籃
微微的山風捉弄我的頭發
在我足趾下的小河
正給我唱天真的歌
——《牧童的歌》
魯藜，這位在海外顛沛流離的苦孩子真是在延安這一新的環境和新的人際關係中才嚐到了生活的甜蜜，難怪他那麼真誠地吟唱著集體主義精神、自我奉獻精神，也難怪在其他更多的作家書寫人生的艱辛和戰爭的硝煙時，他卻發出了如此天真浪漫的聲音！
抗戰勝利後，魯藜奉命返回故鄉福建開展革命工作，但就在途經太行山時，他卻被當地的同誌留了下來。以後北方大學成立，他任教於中文係。然後參加邊區土改，接著又到了石家莊，任籌建中的全國文協秘書。1948年底隨解放大軍進入天津，先在軍管會文藝處工作，後出任天津市文協主席，1950年2月再兼《文藝學習》主編。在他為諸多的事務性工作奔走忙碌的同時，也繼續從事著文學創作，組詩《真實的生命》，長詩《新的旅程》、《我們是這樣走來的》、《紅旗手》、《馬雅可夫斯基》及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說都先後問世。這些作品文字在增加，視野在拓展，樂觀向上的格調也更加的明朗，但較之於《第二代》的思想境界，似乎又還沒有質的突破和提高。
1955年，魯藜作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被捕入獄。在以後20餘年中，他時而勞教，時而下鄉，時而進廠，受盡了折磨。
在魯藜之後走進七月派的另一位延安詩人是胡征。
胡征原名胡秋平，1917年生於大別山區一個貧寒的鄉村，（即今天的河南省羅山縣定遠鄉）窘迫的家境不可能為他提供多少的學習機會，所以青少年時代的胡征除了念過幾天私塾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為全家的生活而辛勤勞作。他先是像胡風一樣當放牛娃，後來又到一家糖果店當勤雜工，以後考入了當地農林局當練習生。但這一切生活的艱難似乎並不能剝奪他那發諸天性的對文學的熱愛，由閱讀到寫作，他漸漸深入到了文學的殿堂。從1935年開始，胡征在信陽主編了《春潮》詩刊，他想為自己起個雅致的筆名，想來想去，億起了小時候瀆過的《胡笳十八拍》“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他準備就用其中的“胡風”二字為名，是一位朋友及時地糾正了這一有“冒名”之嫌的舉措，由此他也知道了有一位著名文學家叫胡風。就在魯迅逝世後不久，他從日本《改造》雜誌上第一次見到了胡風的名字。
抗戰爆發後不久，胡征投身抗日革命隊伍，於1938年1月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他先後在涇陽縣吳堡“青訓班”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在抗大，他認識了詩人白浪（胡征預科學習時的隊長）、柯仲平（延安“戰歌社”的主持人），還拜訪過丁玲和田間，又多少次地流連在詩牆報前。濃厚的藝術氣氛給了他許多的熏陶，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他深情地寫道：“‘抗大’詩的乳母，‘抗大’，詩的搖籃。‘抗大’給予我的心頭詩，不僅是文字媒介的詩，不僅是藝術樣式的詩，而是更高意義上的詩，純真的革命人生的詩。”1939年胡征就學於魯迅藝術學院普通部。在魯藝，他接受了較多的文學教育，讀到了胡風的《密雲期風習小記》，讀到了《七月》。從魯藝畢業後，胡征又留校擔任了教務處出版科（油印科）科長，從這時起一直到1945年春天，魯藝的學習工作環境為他的詩歌藝術實踐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雖然學院的文藝讀物匱乏，但胡征卻在刻印講義的過程中讀到了別人無法接觸的珍貴資料，雖然傳到延安的文藝雜誌寥若晨星，但他還是盡可能地搜尋能夠借到的每一冊《七月》、《抗戰文藝》和《文學陣地》，如饑似渴地讀著。據說《七月》在當時是最難借的，偶有過手也是破爛不堪了。但他知道，延安的詩人如天藍、魯藜、侯唯動，小說家黃樹則、孔厥等已經在上麵發表了自己的作品，他感到，《七月》對自己有著莫大的吸引力。
從1939到1942年間，胡征在魯藝寫下了《討論會》、《初試》、《打水人》、《白衣女》、《鍾聲》、《掛路燈的》等，1944年冬天，在魯藝文學係主任荒煤的建議下，他選擇了部分詩稿請返渝的周恩來副主席捎給了胡風。1946年3月出版的《希望》1集3期上，胡風以《白衣女》為題選登了他的6首詩歌。
作為延安的學生和普通文職人員，胡征在這一階段的生活是相對穩定平靜的，所以此時此刻，出現在他筆下的就主要不是什麼如火如荼的戰鬥場景，不是千裏跋涉的革命征程，而是關於延安普通人士的素描和寫生，他的延河散歌也是出自於一位青年知識分子對周遭生活的吟詠和抒懷。打水人的歌聲迎接著黎明：“打水的人/天沒亮就起來/他用粗壯的雙手/握緊轆轤的鐵把/在井台上絞動/那骨碌骨碌的音響/催喚起黎明了。”（《打水人》）掛路燈的同誌點亮了黑夜：“人們的眼睛/都擔心地望著你/因為你給行路人/點起了明亮的燈”（《掛路燈的》）。敲鍾的老盧也讓他詩情翻滾：“用你的鐵錘/在日子上留下響亮的記號/用那好聽的聲音/向世界廣播著/莊嚴的歌”（《鍾聲》）。他以一位負傷戰士的眼光注視著那純潔的白衣護士：“我願和你作一個久遠的朋友/願托出我最深的心事/好讓你了解/——好將你聖潔的注射液/洗滌我的靈魂”（《白衣女》）。在這裏，革命同誌之愛和青春期的脈脈溫情相互交織，真摯而動人。在另一首題作《紫花藤》的詩歌中，詩人又似乎打算同這種青春期的溫情訣別，應當說，那同樣也是真摯的，一種投身於革命隊伍再塑自我的真摯。《討論會》是一首生動風趣、別具一格的作品，“某夜，許多小鬼擠在窯洞裏討論法蘭西的革命問題，而他們還不知法蘭西在什麼地方哩，”詩人寫道，這些孩子“學大人的口氣”“背誦列寧的話/把列寧的激情/送給法蘭西工人階級”，“而法蘭西工人階級/不曾想到/許多中國工人階級的小兄弟/在中國偏僻角落/冰冷的窯洞裏/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出力”。延安的孩子們是有些幼稚，但這種幼稚卻包含著一種可貴的激情，一種博大的胸懷。
1945年抗戰勝利，胡征被派往晉冀魯豫邊區，在邊區文聯擔任研究員和《北方雜誌》編輯。解放戰爭期間，又奉命任第二野戰軍隨軍記者，跟隨部隊參加了強渡黃河、進軍魯西南、躍進大別山、飛跨長江天塹、挺進大西南等一係列著名戰役。延安的青年文藝工作者也有了出生入死的非凡經曆，特別是在1948年1月的大別山王家店中，胡征不幸被俘，度過了九死一生的鐵窗生涯之後又勝利越獄，返回了解放區。
波瀾起伏的戰爭經驗給了胡征新的藝術靈感，他的詩歌創作開始從前期的對延安的樸素的吟詠轉向對戰爭風雲的充滿激情的鋪敘和渲染。《七月的戰爭》和《大進軍》都是雄渾、大氣的戰爭史詩。它們以進軍魯西南和挺進大別山的戰鬥過程為線索，比較全麵地展示了這一曆史事件的絢爛畫卷，戰役的總體進程、局部戰鬥場景、英勇的我軍指揮員都成為了這一畫卷中的動人風景。重要的還在於，胡征對這些戰爭素材都作了詩化處理，也就是說，他要告訴我們的並不僅僅是解放戰爭的一段故事，而是以這段故事為依托所激起的內在的情緒，他寫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奉命出發：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
打雷的日子，
扯閃的日子，
掛帥的日子，
我們出發了。
——《七月的戰爭》其實這是詩人內在激情的出發——發動，仿佛滿懷著對“聖戰”的渴望，仿佛回蕩著一腔的熱血，詩人如此痛快如此情不可遏地發出了對戰鬥的呼喚。你看，他又運用這樣的喻象來勾勒那複雜的軍事計劃和戰鬥部署：
我們的首長，
把戰爭擺在小桌上，
把敵人圈在地圖上，
把自己的兵力，
看在眼裏，
轉在心裏，
握在手裏，
往隴海以北，
黃河以南，
魯西南千裏平原，
揮起撐天的大手，
撒——出——去！
——《七月的戰爭》喻象的準確不僅使抽象的軍事策略獲得了形象的說明，而且更是由此生動地表現了一種俯瞰四野、雄視八方的氣度和襟懷。
解放戰爭期間，胡征還創作了《主席台》、《石榴花開》、《行軍祭母》、《兵車開向南方》、《我看見了戰爭》等詩歌，表達他對解放區及軍旅生活的諸多感受。
新中國成立後，胡征在西南軍區文化部從事創作活動。1953年調往東北，任《解放軍文藝》編輯。1955年春退役，在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繼續作家生涯，並參與《延安》編輯部的工作。30多歲的年紀，又有著豐富的革命鬥爭的體驗，本來正是胡征創作的旺盛期，但是胡風事件卻突如其來地發生了。詩人不僅成了“胡風分子”，而且還因為1948年的那一次被俘而失去了黨籍。詩人後來感慨萬端：“1955年5月一個陰沉的暗夜，我開始了不知幾萬幾千裏的屈辱的長征。我從彪壯的青年起步，一直走到須發斑白的歲暮。”
1940年夏，另一位詩人繼魯藜、胡征之後到達了延安，他就是賀敬之。第二年4月出版的《七月》6集3期、9月出版的7集4期上先後推出了一位名叫艾謨的詩人的5首作品，胡風1942年在桂林主編的七月詩叢第1輯《我是初來的》又再次收入艾謨的這些作品，這位艾謨也就是賀敬之。
在進入七月文學圈的作家之中，賀敬之與《詩墾地》作家群年齡相仿，都屬於比較年輕的一輩。他1924年11月5日出生於山東嶧縣賀家窯（今屬棗莊市郊），這是一個隻有百來口人的窮困、閉塞的小村，這是一戶貧寒的農民家庭。童年的賀敬之是在親友的幫助之下，才有幸就讀於一所私立小學。
1937年夏，13歲的賀敬之考上了山東省立第四鄉村師範。位於滋陽縣的這所學校，每位學生每月可獲得8塊錢的夥食補貼，基本上解決了生活問題，對於賀敬之這樣的窮孩子來說它自然就成了難得的好去處。隻是，沒有料到的是，在戰爭已經爆發的當時，這個小小的縣城也無法為十來歲的孩子安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在賀敬之入學還沒有幾天，日本軍隊逼近濟南，在學校的動員下，他和其他同學都紛紛休學回家了。
半年後，有消息說，山東的一些中等學校（包括鄉村師範）已內遷湖北，並在那裏建立了國立湖北中學，其中師範部設在了均縣。賀敬之很快決定離家到湖北求學。一位十來歲的孩子，在這樣一個兵荒馬亂的時節要背井離鄉，與其說首先是對他自己的考驗，還不如說是對他親人們的一種考驗。好在他善良的母親終於順從了兒子的心願，“還記得我離家那一晚，/油燈直點到撚子幹。//媽媽手拿棉花紡不成線，/淚水打得棉線斷。//第二天她把我送出家門外，/我從那越走越遠不回來。”（《行軍散歌·看見媽媽》）八年後，當詩人回憶起那生離死別般的情景，內心實在難以平靜。
像七月派中的許多青年學生那樣，賀敬之踏上了漫長的流亡之路，從山東到湖北，又在戰火的驅趕下，從湖北到四川，他的確是“越走越遠不回來”了。
正是在這條漫長的流亡之路上，賀敬之獲得了艱難人生的種種體驗，又找到了他最鍾愛的事業——文學創作。
從山東老家上路的時候，母親把家中僅有的五塊錢縫進了賀敬之的衣角，他就這樣帶著沉重的親情，冒著極大的危險，時而步行，時而爬車，跋涉上千裏，才到達了湖北。半年後，又和其他同學一起徒步經陝南入川，最後進入設在梓潼縣的國立六中第一分校。十四五歲，本來正是一個孩子享受父母愛撫的季節，而他卻已經奔波在了動蕩的生活之中，這讓他充分品讀了人生的艱辛，但也使他終於走出鄉土的封閉，來到了一個無比廣闊的大世界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