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天”下的詩人(1 / 3)

讓我們返回頭來繼續循著胡風的步履,去認識其他的七月作家。

胡風於1941年5月離渝南下,從此拉開了他在40年代奔波輾轉的生活的序幕。

1941年6月6日胡風經過貴陽、柳州、桂平、貴縣、陸川、廣州灣(湛江)的長途跋涉到達香港。

1942年1月12日胡風從淪陷的香港出走,經東江、惠陽、老隆、曲江於3月6日來到桂林。

1943年3月14日胡風重返山城。

在將近三年的流亡生活裏,胡風繼續為捍衛和發展七月精神、為扶持和團結《七月》作家作了大量的工作,在香港他曾想籌劃主編《七月》香港版和一套《七月叢書》,在桂林,胡風編輯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這是對《七月》骨幹作家隊伍的一次大規模的檢閱。

更重要的則是,胡風在重返山城之後,又創辦了繼《七月》之後的又一重要文學刊物《希望》,《希望》像《七月》一樣,成為了中國優秀青年作家們施展才華的陣地。《希望》時代的胡風也積極參與了大後方文學界關於“主觀論”的熱烈討論,這種討論也推動他自身的理論體係走向成熟,而這種成熟的文學理論可以說也正是他對七月派文學追求長期總結、長期提煉的結果。

從《七月》到《希望》,這一段曆史值得我們重視,在這一段曆史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或新近湧現出來的作家也吸引住了我們的目光。

胡風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學活動,得到了許多朋友和《七月》作者的大力支持,除了我們在前麵已經熟悉了的一些人外,這裏值得一提的還有孫鈿、朱穀懷。

1941年6月6日,經過整整一個月的艱難跋涉,胡風一家終於到達了目的地香港,疲憊不堪的他們暫時住進了一家小旅館的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裏。第二天上午,一位20多歲的青年奉廖承誌之命前來迎接,胡風一看,這不是《七月》的老作者孫鈿嗎?他鄉遇故交,胡風非常高興,便在孫鈿的安排下住進了九龍彌敦道的新新大旅館,這才算在香港安頓了下來。以後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都得到孫鈿的多方照顧。

孫鈿原名鬱文源,上海人,1917年生於上海市小南門。6歲就讀於小南門初級小學,以後又先後在漢口大智門小學和上海育才小學學習,1929年考入大同大學附中,4年後提前畢業考入上海大同大學,第二年因不堪當局迫害,流亡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日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

少年孫鈿曾迷上了《水滸》,那裏麵的綠林豪情給了他朦朧的振奮。上中學以後,他又沉醉在外國小說的斑斕世界裏,高爾基、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雨果等人的作品充實了他全部的課餘生活。閱讀之餘,他也嚐試著文學的寫作——此時還不是詩歌,而是小說、散文。當時的《申報》增刊上曾發表過一署名村因的作品,這位村因其實就是孫鈿。

1934年以後的日本流亡生活在孫鈿的文學生涯中有著重要的意義,他不僅參加了中國劇人協會、詩歌座談會、社會科學座談會等左翼文學社團的活動,而且還找到了與他的個性和氣質相融合的文體——詩歌。在日本,他閱讀了大量的西方詩歌,包括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柯爾卓夫、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勃洛克、惠特曼、歌德、拜倫、波德萊爾、繆塞等許多著名詩人的作品,西方優秀的詩歌很自然地將孫鈿帶入了新詩創作的道路。

抗戰爆發,孫鈿乘船回國。剛到上海不久,又迎來了“八一三”抗戰,槍林彈雨刺激著他的民族情感,也刺激了他奔瀉的詩情。在這期間,他寫作並出版了詩集《擊退敵人去》,在巴金、茅盾主編的《烽火》雜誌上發表了長詩《給敏子》。上海、南京先後淪陷,孫鈿和木刻家劉峴一起在河南確山竹溝參加了新四軍,而在此以前,他已經成為了一名中共黨員。

在新四軍部隊裏,孫鈿先是在第四支隊留守處工作,以後又調任第八團團部秘書、參謀、民運幹事等職。在隨新四軍奔赴抗戰前線的日子裏,孫鈿獲得了他一生中最豐富的創作素材,他曾說:“我的詩在大別山戰火中在行軍途上湧流出來,我的戰鬥生活充實了我的詩,我的詩激勵我的戰鬥生活。”這種與生命融為一體的詩歌在當時都被孫鈿寫在了廢紙、軍衣和軍帽的白布內層、甚至撿到的小竹片上,它們後來陸續發表在了《抗戰文藝》、《七月》和《希望》等刊物上,正是它們記錄下了詩人關於“軍旅征途”的那些獨特感受。

詩人和他的戰友們匆匆走在抗日的征途上,隊伍前麵是高高飄揚的紅旗,那“旗是我們的眼睛”,是無數的戰友們企盼的熾熱的眼睛(《旗》)。遠征的我們告別了一處又一處難忘的土地,一次又一次地滿裝起彈藥,向著痛擊日寇的方向奔行(《迎著初夏》)。我們的戰士掛了彩,當醫生從他的手臂裏鉗出了敵人的子彈,站起來的又是一個茁壯的漢子(《掛彩者》)。或者是我們英勇的同誌被謀害了,但誰都堅信:“他是一粒種子/沒有死/他發芽了/我們要看見的/春天一定會來/發了芽的種子一定結實”(《行程》)。

孫鈿又多次寫到夜行軍,看來,這雨夜的軍事行動不僅給日本侵略者以出其不意的打擊,也給我們的詩人不盡的藝術的感興。孫鈿筆下的雨夜景象尤其豐富,你看,大雨滂沱,但他絲毫沒有淋漓之苦,因為這雨就像“母親一般/用血的乳漿哺養我們”,“苦暗的雨中長大的我/終於振撲著堅強的翅翼了/我叩響新的光明的門扉了/太陽在我生命上照耀”(《雨》)。大雨衝洗著詩人青春的激情,他在雨夜產生出不盡的亢奮。有時,在夜幕中,他又焦急地渴望著一場即將到來的戰鬥:“敵人,快來吧!/我們的槍不慣用了,/需要一支——/打你們那裏奪來的/好槍——光榮的槍!/我們許久沒有暢食了,/需要一些——/打你們那裏拿來的/牛肉魚幹——豐盛的食物!”這又是一位優秀的抗日戰士的豪情(《我們在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