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鈿的這些作品後來應胡風之約編成了《旗》，作為“七月詩叢”的第一輯於1942年8月在桂林出版。
1938年7月，孫鈿奉命去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籌辦軍餉和冬裝。8月的一個下午，他頂著炎炎赤日找到了胡風的住所，這是一位《七月》作者與編者的親切的會麵。臨別之時，孫鈿走出了很遠，回頭看見胡風還佇立在門口。
武漢局勢一天天緊張了起來，孫鈿該返回大別山駐地了，但此時已交通阻塞，歸途迷茫，組織上決定讓他去重慶，這樣他不得不登上了辦事處聯係的最後一班入川輪船，於12月下旬到達重慶。
在重慶的幾個月當中，孫鈿參加了文學界的一些活動，與胡風多次見麵，討論文學創作，他請胡風給自己剛剛寫了兩章的長篇小說提意見，又將所有的詩稿都交給了籌備中的《七月》。
第二年3月，在組織決定下孫鈿又去香港工作。在香港，他先後編輯過《僑胞》、《東江》、《東惠》等雜誌，但均被當局查封。1941年，胡風一家流寓香港，孫鈿便在廖承誌的安排下擔任了接待工作，他設法將胡風安頓在了西洋菜街的一間房屋裏。在那些日子裏，他們頻繁會麵，討論時局和一些文藝問題。這一年的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在隆隆的炮聲中，孫鈿與胡風一家避居在灣仔的一所房子裏，年底香港淪陷，他們在憂患中共同迎來了1942年元旦。
胡風一家在黨組織的安排策劃下離開香港，接著，孫鈿也返回國內繼續參加抗戰工作。抗戰勝利後他轉入地下，在國民黨統治區活動。每當旅途或工作的間隙，他還在創作詩歌，這些詩歌後來輯成《望遠鏡》，人選胡風主編的“七月詩叢”第二輯。
孫鈿在抗戰勝利後的詩作仍然繼續書寫著他的關於戰爭的記憶。《我底月光曲》、《漁村》、《防守著黑夜》……這些夜晚的軍事行動依舊是他即興抒懷的對象，而且在藝術上似乎更加的純熟了。例如一首《我底月光曲》，其中既有對戰鬥的向往，又流瀉著一份默默的深情，渴望戰鬥的熱烈和懷想和平的清涼互相交織，有效地擴充了全詩的情感幅度：“月光/叫我想起——/母親/又在喚醒貪睡的弟弟/工廠的汽笛/快響了”。
詩人的思緒在不斷的紛飛，有時竟也能夠從某些無甚詩意的戰爭事物中發出些奇妙的聯想來。比如他對“望遠鏡”就發出了這樣的感歎“望遠鏡/望不透/人的心/隻望見/你笑”“而/信仰/和行動/可以/望透你”（《望遠鏡》）。於是，在這一瞬間，戰爭的硝煙暫時散去了，而人生的深邃又平靜地幽幽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我們當然不是要求每一位戰爭詩的作者都作這樣超乎戰爭的想象，但能夠超乎具體的現實境遇透見更豐富的人生意韻卻也正好剖露了詩人的思想功力。
孫鈿是七月作家中充分展示抗日征程感受的詩人，而且這些看似單純的關於戰爭寫作也顯示了他個人的思想才華。
解放後，孫鈿先是在上海，後來又被分配到浙江寧波工作。
1955年5月，孫鈿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被捕入獄，等平反昭雪的時候，已過了四分之一的世紀。
1942年3月6日從香港出發的胡風終於到達了抗戰文化名城桂林。在這裏，他見到了老朋友熊子民、聶紺弩、駱賓基等人，也見到了《七月》的青年作者彭燕郊，他是剛剛從新四軍部隊裏過來的。彭燕郊又介紹胡風認識了兩位廣東籍的青年學生朱穀懷和米軍（林紫）。不久，彭燕郊提議由他們幾位青年來共同籌辦一個出版社，用以出版胡風主編的詩叢和文叢，這一意見立即得到了朱穀懷的歡迎，他表示自己願意先出一筆款子作為創辦出版社之用，就這樣，朱穀懷從他經商的哥哥那裏討來了五千法幣，這筆數目可觀的讚助終於為中國新文學史誕生了著名的南天出版社——在這個出版社裏，胡風推出了我們曾反複提及的“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這既是對《七月》作家隊伍的一次大規模總結，同時也是對七月派文學精神的發揚光大。這份因緣也將朱穀懷這一《七月》之外的青年作家納入到七月派的文學圈子中來了。
朱穀懷原名朱振生，廣東省興寧縣古塘村人，1922年生。在家鄉興寧縣一中接受中學教育，在校期間即思想激進，17歲那年參加了地下黨。為了便於隱蔽身份，黨組織決定讓當時還在念高二的他轉學到梅縣東山中學。在東山讀到高中畢業，然後便與同班同學盧華澤（盧懷傑）一起到桂林，租下了漓江邊的一間木頭房子，準備溫習功課，報考大學。
在這間木頭房子的隔壁也住著一位廣東青年米軍（林紫），他是潮汕人，愛好文藝，特別是詩歌。米軍認識桂林文藝界的不少朋友，如彭燕郊、艾鋒、羅岡等人，他們經常在米軍的屋子裏進進出出，日子久了，朱穀懷也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在這個時候，彭燕郊提議創辦出版社，以便出版胡風主編的叢書。對於胡風，朱穀懷久聞其名，心儀已久，所以幾乎是不假思索就立即表示了擁護。等款到位以後，朱穀懷請米軍約上胡風等人在飯館裏聚餐，討論出版社成立的有關事項。那一天參加的人除了胡風、聶紺弩、彭燕郊、艾鋒外，尚有朱穀懷的朋友米軍、盧華澤。聚會確定了出版社的名稱“南天”，這一頗具地方色彩的名稱得之於胡風的意見，社務分工也初步商議妥當，書稿由胡風供給，米軍負責社內日常工作，朱穀懷則是最主要的“讚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