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撥《七月》精神的響應者彙集在了北碚複旦大學這塊文學熱土上的時候，在數百公裏之外的文化古城成都，也有一批文學青年正積極探索著抗戰文藝活動的方式和取向，一些文藝團體和刊物陸續出現了。其中的華西文藝月刊社就是由成都市疏散到新繁兩所中學的文學愛好者於1939年至1940年間組織的。1940年底這個團體解散以後，其中的骨幹成員如蔡月牧、杜穀、蘆甸、寒笳、白堤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轉向以發表詩歌作品為主，1941年《詩墾地》創刊時，就得到了其中的詩人如杜穀等的支持，《詩墾地》的創刊對於這些熱愛詩歌的青年來說無疑也是一種鼓勵和啟示，於是經過認真的磋商，他們於1942年春正式組成了平原詩社，詩社有成員30來人，除前述數人外，尚有若嘉、任耕、左琴嵐、葛珍、無以（張孟恢）、孫躍冬、方然、範方羊等。平原詩社在成立的當年便出版了詩叢刊《涉灘》，以後又出版了《五個人的夜會》，另外，他們還利用《新中國日報》副刊《動力》發表作品，在洪鍾主編的《新新新聞旬刊》上推出每月一次的《平原詩頁》。成都平原詩社與重慶《詩墾地》一直都是互相支持的，平原詩社的叢刊上出現過鄒荻帆、曾卓、綠原、冀汸等人的作品，而“平原”詩人杜穀、蘆甸、方然、白堤、孫躍冬、葛珍、左琴嵐、許伽等也為《詩墾地》提供了自己的稿件，《詩墾地》叢刊三、四集是在成都印刷發行的，這也得到了“平原”詩人們的大力支持，特別是第六集《詩墾地》叢刊由鄒荻帆在成都主持編印時，平原社成員如杜穀、蘆甸、白堤、葛珍、許伽等都參加了編務工作，大概再沒有比他們更親密的兄弟社團了吧！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平原”詩人都和《詩墾地》作家一樣與《七月》與胡風有著切近的關係，也不是說所有的“平原”詩人都有著與七月派相同的文學旨趣，正如“平原”詩人葛珍所回憶的那樣，“要說平原詩社成員的詩風都是‘七月派’也不盡然，”例如範方羊那些低回宛轉、情景交融的作品似乎就更接近新月派。從總體看，“平原”詩社與七月派是互相交錯的關係，也就是說，七月派的活動方式及文學創作的確都影響了“平原”詩社，但卻不是每一位“平原”詩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傳達了這種方向，最能體現七月派文學精神的是其中的幾位有代表性的詩人，如杜穀、蘆甸、方然等。
首先讓我們來結識杜穀。他不僅是這一群體從華西文藝社到平原詩社的關鍵性人物，是平原詩社的重要作家和後期的主要負責人，而且也是名副其實的七月派作家——在《七月》上發表過重要的作品，有詩集入選胡風的“七月詩叢”。
杜穀原名劉錫榮（現名劉令蒙），原籍江蘇揚州，1920年11月1日生於江蘇南京，與冀澇同年。
杜穀的童年也有過短暫的快樂時光，那是因為他的外祖父在南京開了一家繅絲工場，一家人生活富足安定。隻是天有不測風雲，“寧緞”織造業不久就走向了衰落，外祖父的工場瀕於倒閉，而且雪上加霜，一場火災又幾乎將所有的家財掃蕩殆盡，無憂無慮的小康生活就這樣一去不複返了，父親淪為手工工人。家庭的變故讓杜穀時時麵臨著輟學的危險，如果不是外祖母變賣了僅有的幾件首飾，他連小學也無法完成，如果不是他在小學畢業會考中成績優秀而被保送升學，他可能也早早地中斷了自己的學習生涯，就是在中學裏，他也得靠每年申請清寒學生免費才能堅持學習。隻是，物質生活上的“清寒”並沒有掩蓋杜穀精神追求的“富足”，他分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特別是作文。還是在念初中一年級的時候，他的散文就獲得過初中部第一名。以後他主要的興趣落腳到新文學作品上，如朱自清《背影》、魯迅《故鄉》、冰心《寄小讀者》等抒情性的作品。詩人常任俠曾是杜穀高中時代的語文老師，這又大大地加深了他對新詩的感情。
常任俠首先將《詩帆》雜誌推薦給了杜穀，這是他與孫望、程千帆、汪銘竹等於1934年創辦的，杜穀尤其喜歡那上麵刊登的翻譯作品如葉賽寧的田園詩。葉賽寧的詩歌情感細膩宛轉、語言質樸、想象豐富，它和先前讀過的那些抒情性的散文一起都很能貼近這位金陵少年的心靈——那裏麵已經開始貯存了江南人的才情，略略帶著家庭變故後的人生憂傷，但卻沒有喪失掉天真的夢境和溫暖的緬想，一如江南這塊溫暖、濕潤的土地，曆來都以出產細膩、溫柔、輕軟的詩情而著稱。杜穀早年的這些文學興趣似乎也表現出了這種鮮明的地域性特征，在他以後的藝術追求當中，這一地域特征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但江南也有江南的贏弱，它的文學固然才情豐沛，固然深情綿邈，溫馨敦厚，但卻經常對現實生存的若幹重大事項特別是社會政治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可以說，如果杜穀的人生和藝術視野中隻有江南式的明山秀水，也就很難走向七月派了。
改變杜穀人生道路和藝術追求的是抗戰。
1937年抗戰爆發，正在高中讀書的杜穀開始流亡，他從南京經長沙到了成都，就讀於航空機械學校。在學校裏，他與一些同學組織了“四月”讀書會，讀書會集體購買了當時出版的許多新文學作品，包括“世界文庫”、“文學叢刊”等，這使得他有了係統閱讀大量的新文學作品的機會。課餘，他開始了文學創作。作為早年文學興趣的一種繼續，杜穀此時最愛不釋手的是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的詩文，他最早創作的短詩如《漂流》、《病之夜》、《雨中的曠野》等都受到了何其芳溫柔而迷離的風格的影響，他似乎尚未完全找到“七月”的感覺。不過當這些作品陸續在成都《華西日報》、《新中國日報》、《飛報》副刊及《文藝後防》等雜誌發表以後，卻結識了許多的青年作者。就在1939年的冬天，協進中學的蔡月牧、趙光魯、趙適、黎方等發起成立了華西文藝社，杜穀也應邀參加，並成了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成都，杜穀寫下了確定他詩壇地位的詩歌《泥土的夢》，這首詩先於1940年發表在《文群》上，第二年又發表在了《七月》7集1、2期合刊上。詩歌以擬人化的手法描寫了泥土這一生靈，描寫它在春天悄然來到的時候心中所升起的美麗的夢想。杜穀將泥土這如此質樸如此平凡的意象納入到了自己的詩歌世界當中，充分證明流亡已經為他的人生注入了更真切的現實體驗，他已經不再滿足於傳統江南文學的風花雪月了：
泥土有綠鬱的夢
灌木林的夢
繁花的夢
發散著果實的酒香的夢
金色的穀粒的夢
它在夢中聽見了
孩子們的刈草鐮
和風車水磨轉動的聲音不過，杜穀的泥土情畢竟還沒有艾青式的深沉，田間式的健壯，他仍然將一份美麗的遐想寄寓其中：
泥土從深沉的夢裏醒來
慢慢睜開晶瑩黑亮的大眼
它眼裏充滿了喜悅的淚水
看，我們的泥土是懷孕了
1940年9月，杜穀從航空機械學校畢業，又由成都流亡到了重慶，這是他藝術追求產生較大變化的開始。
在重慶，他又見到了自己的文學啟蒙老師常任俠，常任俠介紹他認識了田漢和艾青。他先是幫助田漢整理歌劇新作，接著進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文藝組。這裏的作家都極具現實感和時代精神，置身其中的杜穀無疑是經受了一次人生觀和藝術觀的洗禮，特別是力揚和盧鴻基給了他許多的鼓勵，他開始在《抗戰文藝》、《七月》和《國民公報·文群》、《新蜀報·蜀道》等處發表詩歌，而此時的詩歌創作已有意識地從何其芳式的詩風中蛻變出來，向著堅實的現實生存土地邁進，艾青成了他學習的方向。
與成都時期的詩歌相比，生活在重慶的杜穀更多了一些現實的觀感，他注意到了山城腳下的冬天的江水，注意到了山巒起伏的對岸那來自南方的載重車隊，日機轟炸之後的破碎的街巷也引發了他的感歎。這些情感不再是單純的明淨與美麗，溫暖美麗的向往當中也摻雜了幾分“硬”度，詩人生出了渴望戰鬥的昂揚：“穿過疏林/穿過覆蓋著霧的輕沙的/紅色的草坡/唱著嘹亮的歌/迅急地奔來/到了渡口/向聳立在危岩上的山城/揚起手”（《車隊》）。詩人積蓄了對侵略者的仇恨：“扶著那鋸齒似的殘垣/在破瓦堆上/一拐，一拐/艱難地尋找著的/老母親/你臉苦痛地皺結著/喃喃地詛咒些什麼”“是的，我知道/我們每一個/熱愛祖國的人民/心裏都種著仇恨”（《巷》）。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時，杜穀正病臥於寬仁醫院裏，他寫下了《寒冷的日子》、《寫給故鄉》等詩，表達了自己對這一千古奇冤的憤激之情，現實的慘烈景象讓詩人怒不可遏，他以艾青式的激動控訴著這冰心徹骨的“倒春寒”：“往日明亮的窗口/也好像巨大的陷阱/從那裏伸進罪惡的黑手/我憂鬱了/夜裏醒來/我聽到風猖狂地在屋頂上/拍擊著它巨大的翅膀/從窗縫裏/又透進它冰涼的呼吸/使我感到寒栗”（《寒冷的日子》）。故鄉也不僅僅是溫暖和親情的所在，那塊土地上正發生著觸目驚心的一幕：“我的戰鬥的兄弟/倒在從背後射來的槍聲裏……”溫和的金陵才子終於忍無可忍了：“我也要昂然奮起/躍過叢生的荊棘/跟隨那些叩你火之門的兄弟/撲向你的懷裏”（《寫給故鄉》）。這兩首詩最能體現杜穀作為七月派詩人的現實體驗和現實精神。
當然，杜穀的詩歌是有自己的個性的，這種個性就在於，他能夠在七月派式的現實體驗當中保持一份心靈的透亮——他的抒情仍然是輕柔的溫潤的，他時時都懷著對光明的由衷的毫不掩飾的企盼，可以說，正是塗抹在現實關切之上的這一層暖暖的幻想給杜穀詩歌帶來了“亮色”。你看，一束陽光照在了化龍橋的農舍裏，給正在病中的詩人莫大的慰藉，這陽光來自不遠處的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我久久深沉地凝望著你/最後並向你伸出手來/請你給我一掬光輝”（《山坡》）。疲倦的人，望著那滿天的繁星，則生出了繁花似錦的美感：“今夜，天上仿佛三月的果園/海上開滿潔白的水仙”；“今夜，天上想有豪華的酒宴/繁星交列著銀色的燈燭”（《夜的花朵》）。從突破江南式輕靡柔麗的抒情傳統到寓溫潤的柔情於質樸的現實關懷當中，這是杜穀詩歌藝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複歸，超越是他作為現代詩人、作為七月派作家的一種尋驛，而複歸則意味著多種藝術精神的彙合和交融。
杜穀避居到化龍橋和雞歇鋪是在他出院以後，這時文化工作委員會的許多人都因皖南事變而疏散了，他隻能一邊避居養病，一邊讀書寫作。就在這時，他先後收到了胡風的桂林來信和鄒荻帆的複旦來信，胡風約他編一本詩集人選“七月詩叢”，這就是杜穀的第一本詩集《泥土的夢》，隻是後來因原稿被檢查機關扣留而未能出版；鄒荻帆請他為《詩墾地》寫稿，這樣杜穀便與七月派和《詩墾地》真正地走到了一起。1942年杜穀專程去北碚看望了《詩墾地》的朋友們，見到了鄒荻帆、冀汸、綠原和姚奔，他們長談竟日，甚是歡洽，這也堅定了杜穀創辦詩社的決心。歸來以後，他連夜給成都的詩友蘆甸、蔡月牧、白堤寫信，建議他們也應當像《詩墾地》一樣組織起來。成都的一批朋友們都很讚成，於是平原詩社就在醞釀中誕生了，老詩人周天（周太玄）還被邀請擔任了詩社的名譽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