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墾地》作家群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卓。
曾卓也是湖北人，他原名曾慶冠，比冀訪又小了兩歲，1922年出生於湖北省黃陂縣（今屬武漢市）。追溯他的童年經曆，我們會發現他的母親所產生的特殊的影響。曾卓的母親出生在一個破落的農家，在紡織機旁、在豬圈和廚房裏度過了寂寞的少女時代，20來歲出嫁到曾家，以後就有了曾卓，但就在曾卓4歲那年，丈夫離家出走，將不到25歲的她遺棄了。從此以後，這位少婦的孤寂和堅毅便包裹著曾卓的人生，後來曾卓在詩中回憶：“從此一座陰暗的小樓/就是您的世界。/您在油汙的廚房裏/洗衣、切菜、煮飯，/或是俯身坐在窗口/做著各種刺繡。/窗外沸騰著喧囂的大街，/大街上的遍地陽光，/和您拉上了寬闊的鴻溝。/您低著頭，更深地低著頭/一步一步，艱辛地/耕耘著堅硬的日月”（《母親》）。當父親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孩子，那麼母親也就成了這孩子的世界的全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母親的憂傷將會在不知不覺當中傳導給她的孩子。1936年，年僅14歲的曾卓發表了他的一首詩作《生活》，詩中出現的是這樣的詩句：“憂鬱像一隻小蟲，/靜靜地蹲在我的心峰。/不願說也不願笑，/臉上掛著一片生之煩惱。/生活像一隻小船，/航行在漫長的黑河。/沒有槳也沒有舵，/命運貼著大的漩渦。”或許我們會疑惑一位少年竟然有這樣的憂鬱，但如果我們能夠對他的特殊的家境有所體察，或許就會產生更多的理解，至少，曾卓的這種憂傷不盡是少年人的一種造作。此外，一位女性的精神氣質也會通過她的擁抱和嗬護傳導給孩子，這也多多少少地推動我們詩人心靈走向了細膩和溫婉。這在他以後的詩歌藝術中亦有明顯的表現。
當然，同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所有的“寡母撫孤”一樣，曾卓的母親也是嚴厲的：“我怎麼能夠忘卻呢，/幼年時，有一些夜半/您將我從夢中搖醒，/為了我白天所犯的過失/狠狠地責打我。/然而，流淚的不是倔強的我，/而是您自己。/您伏在窗欄邊嚶嚶地哭泣，/向我訴說著/一串串的苦辛。/您說：娘是苦命人，/隻指望你成人爭一口氣，/而你……”詩人在《母親》中回憶說，母親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的成長上，曾卓因此也有機會在武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上高小和初中時曾卓走進了文學的殿堂，古今中外的許多文學作品特別是那些抒情性的作品讓他愛不釋手，如魯迅《故鄉》、安徒生《賣火柴的小女孩》、都德《最後一課》、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等，徐誌摩、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臧克家的詩歌作品也進入了他閱讀的視野。1936年，曾卓在武漢與朋友們共同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主要是討論文學創作，有時也探討社會時事。抗日救亡活動開始以後，這個讀書會中的主要成員都積極參加了武漢的抗日宣傳活動，並成為“民族解放先鋒隊”中的一員，這些激進的政治活動對於一位年僅14歲的中學生來說的確充滿了“危險”，也很難為體係僵化的教育機構所寬容，曾卓被學校開除了。以後，他不得不轉到外縣去繼續讀書，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為黨的地下組織工作了。
1938年日軍逼進武漢，曾卓流亡到重慶，在一所中學裏繼續完成高中學業。一天，他到北碚去看望朋友田一文，田一文又介紹他認識了正在複旦大學待考的鄒荻帆。後來曾卓在複旦大學校友服務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樣就與複旦大學的一撥文學青年有了密切的往來，他的詩歌創作的熱情也因此被激發了起來。
在複旦大學濃厚的文學空氣中，曾卓創作了不少的詩篇，這些作品中的優秀部分在1944年9月結集為《門》，由詩文學社編人“詩文學叢書”出版。
曾卓的詩歌創作從一開始就與許多的七月作家不盡相同——當其他的七月作家都在盡情探索自己的“世紀憤怒”之時，曾卓似乎保留了更多的青春期的個人情懷，他在詩中表達那愛的傷痛和執著：“不問是玫瑰生了刺，/還是荊棘中卻開出了美麗的花，/——我折一支，為你。/被刺傷的手指滴下的血珠，/揩上衣襟：/讓玫瑰裝飾你的青春，/血漬裝飾我的青春。”（《青春》）他懷想著過去的友誼，“我想念在歎息中滑走的過去：/蒼白的眼淚/帶著朝露謝落的花朵/年青的亮額前的皺紋/流浪的腳步踏碎的青春的影子”，“我記起了我遺失的箱子/看不見的，鎖滿友情的箱子。”（《別前》）他在幽暗的深夜為遠方的朋友祝福：“白帆承負黑夜與風暴的重壓，/獵獵飄響求援的旗。/舵要掌穩，/有燈塔，有路。”（《祝福》）他也天真地歡呼著春天的太陽：“心像白雲那樣溫暖、明亮。/心像海鷗那樣/輕快地、矯健地、無羈地/那樣音樂性的擊撲著翅翼地/在藍色的天與藍色的海的空間/飛翔……”（《抒情兩章》）
相對而言，曾卓較少涉及那些沉重的苦難的話題，比如他曾這樣來描述那些荒涼寂寞的鄉村：
我喜歡寧靜的
如少女無聲的微笑
那樣溫柔的
鄉間秋日的黃昏
——而我又不喜歡
我不喜歡
藍天、赭紅與深綠交織成的
多彩的圖案下
一簇簇喑啞的叢林
守寡的枯涸的池沼
山間哭泣的溪流
和默默相望的孤獨的峰巒與峰巒曾卓是真誠坦率的，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感需要，他坦言這鄉村世界與自身精神世界的距離，如果說像彭燕郊這樣的詩人曾為這鄉村的頹敗而苦苦思索，那麼年輕的曾卓則側重於表現這頹敗的現實與自身理想之間的差異，而且他顯然更願意維護自身理想的完整與和諧。不僅是在《鄉村》中如此，在描寫社會苦難的《小城之冬》、《行列》、《拍賣》等詩裏，他的憂鬱和悲哀電始終是寫在一位旁觀者的臉上，而詩人的心靈似乎還沒有向苦難敞開，自我的苦難與世界的苦難沒有形成滔滔不絕的對話。難怪牛漢將這一情感的處理方式描述為“古典式的”，牛漢認為：“他的詩裏反映的藝術是和諧的，近乎古典式，沒有那種畸形、肢解、變形的藝術誇張，因此，他的詩的情調多半是溫和的，沒有衝激讀者心靈的破壞力，他的詩給人以慰藉，給人以期望，給人以支持。”
即使是抗戰或地下鬥爭這樣容易讓人寫得慷慨激昂的題目，在曾卓筆下也是宛轉的、親切的、柔情的，充滿了個人的世俗生活情調。他的代表作《門》就是將革命鬥爭事業的感受落實到對背叛友誼的譴責上：“讓她在門外哭泣，/我們的門/不為叛逆者開！”因為她“在並不洶湧的波濤中，/就投進了/殘害我們的兄弟的人的懷抱。”後來，詩人將《門》作為了他詩集的名稱，這也多少表明了他的一種情感趨向。《別》是一首送別詩，詩人與奔赴抗戰前線的朋友話別，除了勉勵鞭策之辭，這裏也流露出了那難言的感傷：“江幹的沙灘/這麼長，也這麼軟，/我們印無數足跡在上麵。/說著話，發著癡，/痛苦抓來過去歡樂的影子。”《斷弦的琴》涉及到一個敏感的話題，即時代使命與個人情感的矛盾，為了不被滔滔遠去的時代洪流所遺棄，詩人最後扼製了“愛情的呼吸”，盡管他也因此而承受了“難忍的痛苦”。《熟睡的兵》描繪了一幅動人的畫麵：公路旁躺著一位滿臉病容的中國士兵，引起了路人的同情：“這是用血守衛我們鄉土的人/我們來幫他一點忙吧/一個兵士沒有死在戰場/就該死在床上。睡在這兒/秋天、雨後、黃昏、泥潭/他衣服穿得這麼少/隻怕要著涼了……”
曾卓詩歌的這些主題選擇和情感特征在那個時代，在整個七月作家群當中都是頗為特別的，他與我們經常讀到的那種高昂的情緒和豪言壯語取著明顯的排斥態度，而對個人的世俗生活情感又總是如此的親近，這多多少少會讓人感到有點“不合時宜”，甚至還會使人產生某些誤解。據說，當年胡風從桂林向《詩墾地》作家約稿，約了鄒荻帆，約了冀汸，也約了素昧平生的綠原，單單就撇下了尚有一麵之交的曾卓，不知道這裏邊是不是也包含了胡風對詩人的一些個人想法。
當然，更有意思的卻是詩人自己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在那樣一個時代氛圍和文學氛圍當中，誰能保持對個人精神追求的這點自信呢？尤其是一位真誠地擁抱時代、真誠地關懷國家民族命運的詩人。曾卓完成了他那些頗有浪漫氣質的詩歌，卻又禁不住自我懷疑起來，他懷疑這些詩歌的價值，甚至對於其中大部分詩歌都生出了一種厭惡之情，然而新的詩路在哪裏呢？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1944年以後，他進入了長達10餘年的摸索期，在這10餘年的時間裏，他基本上停止了詩歌創作，而將自己主要的精力轉向散文、小說和雜文。
抗戰勝利後，曾卓轉入中央大學曆史係繼續學習，1946年畢業。隨即返回家鄉，在武漢任《大剛報》副刊《大江》主編，直至解放。
解放後，曾卓擔任了武漢市文聯副主席、《長江日報》社副社長。
1955年的那場風波對於曾卓來說簡直是始料不及的，他從未在《七月》、《希望》上發表過作品，“七月詩叢”撇下他，也多少造成了他與胡風的一些隔膜，可以說，他與胡風的關係是再普通不過的關係了，然而他還是被宣布為“骨幹分子”入獄了。1957年獲釋後又被送往農村勞動，接著便是“文革”，等待他的是無休無止的侮辱和批鬥……
曾卓的某些身世讓我們很容易想到了化鐵，雖然他並不是複旦大學的學生，但卻在《詩墾地》上發過稿，而且正是因為與複旦大學這撥文學青年的密切交往，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決定了他走向七月派的選擇。所以他也可以算是《詩墾地》同人，我們可以將他納入到這一行列加以觀照。
化鐵原名劉德馨，1925年生於湖北武漢，他的父親是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小職員，母親粗通文墨，在私塾裏當教師和幫工。這個家庭是包辦婚姻的產物。新婚之後他的父親就離家出走了，再也沒有回過家，還在化鐵牙牙學語的時候，傳來了父親客死他鄉的消息，孤兒寡母從此在艱難中度日，這情形與曾卓的童年十分相似。化鐵也接受了良好的啟蒙教育，他在武昌五小念了小學，而且家的對麵就是一家全市最大的圖書館，那裏擁有大片的草坪和鬱鬱蔥蔥的樹木，真是一個讀書的好去處。就是在這個地方，化鐵完全被書吸引住了，《三國》、《聊齋》、《茶花女》……1938年，戰火蔓延到了武漢。這時，年僅13歲的化鐵剛剛升入初中，他不得不踏上了入川的流亡之路。第一站是奉節。在那裏化鐵完成了初中學業，並且對唐詩宋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1939年初化鐵隻身到了重慶，為了糊口，年僅14歲的他進了合川鋼鐵廠當工人，負責在化鐵爐上投放配料。第二年又到了北碚後峰岩礦冶研究所作練習生，當時路翎也在這個研究所的會計科工作，他們就這樣認識了。路翎那裏存放著胡風留下的《七月》稿件，這成了化鐵學習的材料。在路翎的介紹下，他認識了阿壟和複旦大學的文學才子們，這樣的朋友圈，這樣濃鬱的文學氛圍最終改變了化鐵“小職員”的人生道路：他讀完了能夠找到的幾乎所有的歐美小說和詩歌，並且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他將這些創作交給路翎過目，路翎經常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的意見，還將其中的一些作品轉交給了《詩墾地》，1942年5月出版的第三集《春的躍動》上發表了化鐵的詩歌《送C君》。
1943年，化鐵考進了沙坪壩的中央，工業專科學校化工科。他聽說胡風已從桂林回到了重慶，就住在張家花園的文協，於是便鼓足勇氣前往拜訪，這是他第一次見到胡風。那一天陽光從窗戶斜照到房間的牆上和地上，胡風和他隨便地談話，小床上有人躺著，一個孩子文靜地坐在桌邊看書，後來他才知道，躺著的就是胡風的夫人梅誌，她正在生病，而看書的則是胡風的大孩子曉穀。對於這位少年時代就獨自跋涉於艱難“蜀道”的詩人，胡風是關心和支持的。一年多以後創刊的《希望》上陸續發表了化鐵的幾篇作品，以後胡風在編選“七月詩叢”第2輯時，又特地收入了他的詩集《暴雷雨岸然轟轟而至》。
化鐵在中央工業專科學校隻讀了一年的書便因肺結核而被迫輟學了。離開學校以後，他在中央氣象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任務是觀測、填圖和預報天氣。抗戰勝利後，他又隨單位遷回南京。1947年再調往上海龍華機場，胡風等不少文學界的師友都在上海，化鐵又沉浸在文學事業的興奮當中，他與歐陽莊一起創辦了《螞蟻》小集，該刊因思想激進而引起國民黨當局的警惕，1949年，化鐵和歐陽莊都因為這份刊物而遭到了特務的扣押、毒打。這一年，他還與羅飛一起創辦了《起點》。
從1941年到1948年，化鐵為我們留下了不到10首詩歌，這在七月派詩人的創作中，算是比較少的了，但是這些作品都自有特色，值得我們予以重視。
雖然我們說化鐵的童年身世與他的同鄉曾卓頗多相似之處，但以後的人生道路卻各有不同，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正是這種人生道路的不同在他們各自的創作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相對而言，曾卓接受了比較充分的學校教育（小學、初中、高中直到大學），寡母留給他的憂傷最後是在一位大學生的心靈中獲得了新的沉澱、新的轉述，在這裏，同時也滲入了一位大學生的氣質和理想主義；相反，化鐵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始終是不完整的，他更多的時間不得不花在掙錢糊口上，年僅13歲就開始流浪，14歲即獨立謀生，迎接他的也是化鐵爐、礦冶研究所以及化工、氣象這些毫無書卷氣，甚至也並無多少“詩意”的東西。可以說，化鐵的成熟是粗糙的生活擠壓、磨礪、摔打的結果，因而當他嚐試著以文學以詩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時候，他讓我們讀到的便不是宛轉的抒情，不是迷離的希望，而是一種在擠壓中的掙紮呐喊，一種赤裸裸的筋骨畢露的怒號。
詩人寫於1941年的最早的一首詩歌是《船夫們》，詩人仿佛有一股壓抑已久的情緒需要盡情發泄：
他們
拖著山嶽
拖著河流
拖著古老的中國呀
以奇跡的力
以永遠不屈的意誌
以酷烈的痛苦
以寡婦的焦渴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