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孤兒底淚
他們要拖到哪裏去呀這寡婦的血、孤兒的淚都是從化鐵自身的人生歲月中凝結下來的，正是人生讓他過早地承受了這麼多的煎熬，所以他眼中的船夫才有了這股“奇跡的力”，好像是要憑著這股摧枯拉朽的大力掙脫所有的生活的壓迫和苦難。我們曾經讀過阿壟的《纖夫》，相比之下，化鐵的《船夫們》不是以沉鬱厚重而是以奮力拚殺的決絕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暴雷雨岸然轟轟而至》是化鐵的代表作。在這首詩裏，雷雨被詩人視為破壞的象征，它從高天，在巨大雲塊的裹挾下狂瀉而下，如一列放倒的鐵甲列車，如千萬隻顫栗的手指敲打大地，它讓山洪爆發，讓土地迸裂，讓河流崩潰，而在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破壞之後，粉碎的是舊世界的沉悶和窒息，贏來的是海水一樣的藍天，還有柔美的白雲、雀鳥和太陽。在這樣的詩句裏，我們同樣可以讀到一位孤獨少年以內在的理想和熱力與世界拚殺的“奇跡的力”：
現在，雲塊搬動著。
從天的每個低沉烏暗的邊隙，
無窮盡的灰黑而猙獰的雲塊的轟響，
奔馳而來；
以一長列的保衛天的冥實的鐵甲列車奔馳而來，
更壓近地麵，更壓近地麵，
以陰沉的麵孔，壓向貧苦的田莊，壓向狂嘯著的森林，無
窮盡的雲塊的
搬動，雲塊的破裂，
奔馳而來，
從每個陰暗的角落裏扯起狂風的挑戰的旗幟。化鐵的詩也是質樸的，比起一些接受了更多學校教育的詩人來說，他似乎缺乏委婉的抒情和含蓄的暗示而更直白更赤裸。同樣是懷念母親的詩作，曾卓的《母親》起伏跌宕，深情綿邈，而化鐵《請讓我也來紀念我的母親》卻要樸素簡約得多，情感也更加的剛硬質實：“但我的母親卻是愚蠢的。她沒有被染上詩人的金色的智慧，/也更沒有夢想她的兒子在用詩篇紀念她。/——我的母親/是愚蠢的。”
這種抒情的質樸和赤裸更集中地表現在詩人的社會批判當中。這些社會批判大多是直言不諱的控訴和抨擊。比如在他眼中的城市：“一個警察就可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一個車夫的座墊被一個驕傲的警察奪去了，/他咆哮著，並且挨了一棍。”（《城市底呼喊》）而在農村呢，也到處布滿了農夫的艱辛，“人們就在那裏用他的理想和他的武力，/耕耘著這片土地。”（《旅行》）與之同時，法西斯主義者也有“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文化已經喂了狗。他們的美術做了商店的招牌，/他們的音樂隻是在賣淫的酒席間演奏。他們的科學隻是殺人，他們的哲學製造著戰爭。”（《他們的文化》）這樣的批判讀起來真是痛快淋漓，然而正因為如此，如果要讓它們當年順利地見諸於報刊，卻也是一樁困難的事。路翎當時就為推薦其中的一些作品而頗費周折，最後也不得不感歎道：“他不寫‘藏’一點的東西，又有什麼辦法子呢？”
1947年，阿壟在讀了化鐵的詩作之後，曾寫下了《化鐵片論》，以阿壟對於詩人的熟悉和了解，這一篇“片論”其實可以說是對化鐵詩歌精神的全麵的總結。在文章中，阿壟充滿激情地概括了詩人的身世及其性格：“一個傭女底兒子，一個寄養的孩子，失去父親以後，大地就是他底父親，沒有兄弟，異姓就是他底兄弟，傷害使他頑梗，貧窮使他成長，昂然自負的頭顱，神經質地早熟的性格。”“他沒有讀過什麼書，——我是在說，他沒有讀過國定的以及販賣的教科書；他讀的是生活，讀的是世界。”阿壟又這樣來總結他的詩歌精神：“他有著突入理想的強力，他有著年青的希望，他有著嚴肅到使自己也入肉地作痛的生活要求和生活態度，”“他有著發於無罪而被虐待的人底岸然的胸部的轟聲，——那是萬竅怒號的世界之聲，人民戰爭底異軍突起之聲！”“這是生存權在被毀壞然而人底生機又在蓬勃展開的一場戰景。”
1949年2月，化鐵激動地以一首《解放》迎來了新中國：“這是怎樣的歡騰的世紀啊！/這是怎樣的開花的季節啊！/每一片土地與每一片土地，連結了起來了呀！/每一座村落與每一座村落，都站立起來了呀！/苦惱的人們跳躍著，歌唱著，勞動著，/從二十世紀的奴役的、殘暴的、古老的中國站立了起來。/新生的中國，/要從一九四九算起呀！”
解放後，化鐵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駐南京從事氣象工作，不久參加抗美援朝，任某殲擊機團的氣象台台長。1955年“胡風集團”案發，當時身為南京空軍氣象參謀的化鐵正在北京出席會議，在公安部門的壓力下，他被強製押回南京，隨即入獄，作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他的軍籍、公職等統統報銷，從此再次墜人了社會的底層，做拆城牆的工人，做裝卸工，做金筆廠的筆坯壓製工，在浴室裏修理沙發，在菜場裏拖菜、拉板車，或者挖防空洞、打掃大街，從南京城破敗的大雜院到四川奉節那個僻遠的小城，都留下了這位詩人佝僂著的身影。不要忘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厄運降臨的時候，他僅僅隻有30歲呀！30歲本來正是一位作家才華橫溢的年齡，而且他已經為等待這新中國的光明付出了很多。
化鐵真正地被淹沒在了中國社會的底層，誰也不知道他的真實生活狀況。1980年“胡風集團”冤案平反以後，他昔日的朋友們仍然得不到關於他的一點消息，大家都以為他已經離開人世了，直到1984年，才偶然知道原來他還活著，活在南京秦淮河畔一所職工學校裏。當然，此時的化鐵已屆6旬，那寶貴的青春已是永遠的逝去了……
曾卓、化鐵這兩位來自武漢的七月詩人，都曾在他們的青春歲月吟唱過年輕的歌，都以他們的“多情”為中國文學平添了一份光彩，然而又都是在他們的青春尚未結束的時候墜入了無邊的黑暗，對青春的殘暴的摧毀就是對曆史的犯罪，讓我們牢記這段不該出現的黑暗吧。
另一位《詩墾地》詩人也同樣是從青春時光中成長起來的，他就是綠原。
江漢平原這一河湖縱橫、土地膏腴的糧棉之鄉卻總是給我們七月派作家帶來如此相似的不幸。綠原，這位與曾卓同齡，同樣也生在黃陂的詩人也有著與曾卓相近的人生遭遇。
綠原本名周樹藩，他的父親是竹篁雕刻藝人，同時還從事照相工作。3歲那年，他父親不幸亡故，撇下了母親和他們幾兄妹，幸好他有一位年長19歲的胞兄已經在漢口教書，這便成了整個家庭的最後一點依靠。7歲的時候，他一家人從鄉下到了漢口，跟著大哥生活。大哥住在一幢用磚頭、木料、竹片和泥巴糊起來的簡陋的木樓裏，木樓就坐落在京漢鐵路高高的路基底下，火車不分晝夜地隆隆馳過，帶起陣陣旋風撲向他家的屋頂，仿佛時時都有衝撞輾壓下來的可能，室內的床鋪和書桌發出了劇烈的抖動，空氣中彌漫了數不清的塵屑。特別是在深夜，那淒厲的汽笛聲常常將綠原驚醒，讓他久久地不能入睡，這深夜的驚覺似乎加強著他缺乏父愛庇護的孤獨感。“他就是在這種時刻有被衝倒和輾壓的危險的震蕩空氣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直到以後的許多年，他的心靈還時時感到這種震蕩的餘波。”
然而生活的震蕩還沒有結束。綠原12歲那年，他的母親又去世了。母親去世後，幾個姐姐都給人家當了童養媳，有一個甚至被環境逼迫得自殺了，這無疑也給綠原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
家庭的變故就這樣讓小小的綠原變得孤獨而內向，他缺少同齡孩子的運動和娛樂，甚至也缺乏他們那種強壯的體魄，他並不留戀這不幸的童年，總是盼望快快長大。
當然他的母親和兄弟姊妹也在盼望他快快長大，長大了做一個有出息的人來改變這大家庭的窘迫。對於他的教育，母親是相當嚴格的，綠原清楚地記得，就在她去世前不久，自己還挨過一次狠打，那是為了叫他“爭氣”。以後，母親的責任由大哥接替了下來，為人師表的大哥像一位嚴厲的師長一樣督促著綠原的學習，在他的指導下，綠原不僅認真完成著學校的功課，而且將幾乎所有的課餘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上，《三國》、《水滸》、《紅樓夢》、《聊齋》、《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文學讀物就是在這些時間裏讀完的，大哥還輔導他學習英語，所以綠原在念小學的時候就有了良好的英語基礎，中國的文學和英國的語言從這一刻起與綠原結下了不解之緣。
戰火逼近武漢的那一年綠原16歲，他隨著逃難的人流到了重慶。在重慶，他完成了高中學業，後來又考上了北碚的複旦大學外文係。盡管有政府的“貸金”，可是這舉目無親的學生生活也實在是太困難了，求學的中途，他曾經不得不暫時離開學校到鋼鐵廠求職，又在一個孤兒院裏教過書。他那瘦削的身架，那近於襤褸的外套，以及他那在時常性的感冒中阻塞了的沉濁的呼吸，那頻繁發作的神經性腿部麻痹都給朋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壟就回憶說，綠原有一次將一隻箱子寄放在他那裏，後來打開一看，裏麵隻有一件借用別人的棉袍，而且還被老鼠咬了一個洞，在袍子裏產下了幾隻蠕動著的小鼠……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綠原的精神世界被大大地充實了起來，他已經從對義學的愛好轉向了對文學的實踐。1939年他就向《七月》投了稿，並且還附信宣稱“如蒙見棄，則隻能證明無名小卒無不皆然的命運。”稿子雖未被采用，但他還是意外地收到了胡風的回信：“請先生看看本刊各期的目錄，有哪幾位作者又是文壇上的名人？我們永遠向作者伸出手來，期待你寫出更成熟的作品。”1941年他的第一首詩歌《送報者》發表在《新華日報》上，同年他經冀訪的介紹認識了正在複旦大學籌辦《詩墾地》的鄒荻帆，從此與《詩墾地》的一群文學青年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詩歌《霧季》就發表在《詩墾地》的創刊號上，接著，重慶《國民公報·文群》副刊、桂林《詩創作》上，綠原的名字時時可見。1942年，胡風在桂林編“七月詩叢”，向鄒荻帆、冀汸等《七月》作者約了稿，同時，還特意請綠原也編一本自己的詩集寄去。看到這封來信的時候，綠原又驚又喜，驚的是他從未在《七月》上發表過作品，喜的是這位大名鼎鼎的文學前輩也注意到了自己！於是，綠原的第一部詩集《童話》順利出版了。
《童話》收入了綠原1941年至1942年間的詩作共20首，它們集中體現了詩人初登詩壇的“夢幻式”的追求。
對童年、對故鄉、對曠野、對藍天、對花草的深情的注視和天真的遐想構成了綠原“童話”的最重要的主題。在這一“童話”王國裏，濕潤的草原上響著夜的鈴串（《驚蟄》），河水閃亮閃亮的從村邊流過（《這一次》），昏暗的天空中，飄動著老人講過的神話（《神話的夜啊……》）：夕陽下山的時候，傳來聲聲呼喚，那是對外出弟弟的掛念，一時間，啄木鳥也在呼喚，鸚哥兒也在呼喚……有時候，我們真有點恍惚了，這就是那個失父喪母離鄉漂泊的綠原嗎？為什麼在他詩歌世界裏讀不到人生那最深的傷痛，最重的疲憊呢？
其實，作家的生存體驗和他的藝術世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而微妙的。有的藝術世界可能成為某種人生痛苦的宣泄性展示，有的則主要轉化為對作家精神氣質的影響，比如曾卓的敏感、憂傷和宛轉，化鐵的頑梗和奮勉。那麼綠原呢？在我們看來，綠原的“童話”正好是他對自己不幸童年的一種補償，詩人是以文學的想象來補償那曾經有過的孤獨、寂寞和困窘。你看，漢口的這一都市化世界的幹燥已經被寬大的生機勃勃的曠野所代替，那裏有雪白的羊群和“藍色的”草場，一個孩子的無言的孤寂也化作了與星空的對話，化作了對生存旅程的奇妙的想象：
當星逃出天空的門檻
向這痛苦的土地上謝落
據說就有一個閃爍的生命
在這痛苦的土地上跨過
那麼，我想
——十九年前，茂盛的天空
那一片豐收著金色穀粒的農場裏
我是哪一顆呢？
——《驚蟄》
遠離家鄉的孩子也容易做夢：
寂寞的屋子……
我想睡，
我做一個痛快的夢，
夢見了村莊，
藍天有星光，
夜的角落有野火
像紅色的花瓣……
——《鄉愁》不過，綠原的“童話”也並不盡是奇幻空漾的夢境，其中也不時滲透出憂傷與迷惘的調子，他的鄉愁畢竟是一種“愁”，黃昏的水中也映現著一種若有若無的憂鬱（《憂鬱》）。在充滿神話色彩的夜裏，詩人忽然就湧上了一陣悲傷：“帶著凝固的血創/我想哭/哭一哭/白晝間被絞結的/蚯蚓和泥沙的憂鬱”（《神話的夜啊……》）。春天來了，但他還情不自禁地哼出了一首“音色悲哀的歌”（《春天與詩》）。
由是，綠原的“童話”便是奇妙、夢幻與淡淡的哀傷的互相融合，這種詩歌境界多少令人想起30年代流行的中國現代派詩歌。據綠原自己回憶說，在他初中剛剛接觸詩歌的時候，的確就為卞之琳的《魚目集》所折服過，他是“偶然從同學的案頭發現一位前輩詩人的詩集，簡直像發現了一盤珍珠，雖然它的題目偏偏叫做《魚目》。”“這位前輩詩人於是引發了我的模仿本能。”另據他的夫人羅惠先生的回顧，1938年武漢淪陷後他們之間保持著通訊聯係，那時“讀著他的信，往往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撲朔迷離，就像現代派的詩，實在令人費猜。”我想，這撲朔迷離一語用來描繪綠原的某些童話詩也是貼切的，比如他那首《憂鬱》就是這樣的吞吞吐吐，意象跳躍，令人想起卞之琳的詩風：
聖人在想：
黃昏的煙水邊，
（田螺兒回到貝殼裏去了）
雨落著的城樓，
（晚鍾被十字架的影子敲響了）
常有一個透明的聲音
召喚著你的名字——
好，你該醒著做夢的客人了。
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象征派、現代派詩歌的確有它致命的缺陷，這就是對現實生存狀況的淡漠和回避，這一缺陷最終導致了這一詩風的僵化和枯萎；不過，平心而論，在探討詩情與意象的關係方麵，以及在對詩人纖細感覺的提煉方麵，它又有著一般的社會革命派詩歌所不及的重要貢獻。少年綠原在超越孤獨、補償生存匱乏的過程中，多多少少地使自己的“童話”染上了幾分現代派的色調，這並不奇怪，而且在事實上是有助於張開他那敏銳的藝術觸角的。關於這一特點，他的老朋友阿壟、牛漢都先後作了證實，阿壟評價說：“作為一個詩人，他是敏感的，而且他底感覺極豐富。”他又引某先生的話說：“在一般詩人，病在感覺不夠；而綠原，難在感覺太多。”牛漢也感到“綠原創作《童話》時期，他渾身都是敏感的觸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