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8年12月到1941年5月，胡風在重慶度過了他一生中相當重要的兩個半年頭。除了供職於複旦大學和國際宣傳處，除了寫作和參加文藝界的一些社會活動，胡風最主要的精力都投在了他心愛的《七月》上。到1941年5月為止，他已經在重慶出版了《七月》11期，另外還編好了3期的稿子，一批誌同道合的七月作者已經與雜誌親密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多想將這麵火紅的旗幟繼續扛下去呀——就是為了它，他甚至不顧梅誌的願望，婉拒了周恩來送他去延安的建議，而誰說那計議中的北上就不是胡風政治生命的一次輝煌呢！
但重慶還是呆不成了。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為了抗議，也為了左翼文化人士的安全，重慶的中共辦事處決定將一批知名人士轉移到延安和香港。在黨的安排下，胡風一家乘車轉往香港。臨行前，最讓胡風割舍不下的還是這份曆經磨難的《七月》，他鄭重其事地將編輯出版的重任交給了老朋友聶紺弩，為了工作的方便，他將自己最信任的幾位作者如路翎、阿壟等介紹給了老聶，同時還留下了一包存稿供以後使用，其餘尚未整理的來稿則暫時存放在路翎處，沒想到這一番精心的安排卻並沒有能夠延續《七月》的生命。胡風南下以後，由於種種原因，聶紺弩沒有將刊物如期編印下去，這在後來自然引來了胡風對老聶的好一頓斥責，不過，遺憾終究還是留下了。
《七月》雖然暫時結束了，不過一批在《七月》上成長起來的或感染於《七月》藝術追求的作家卻繼續活躍在文壇上，他們不僅在其他報刊雜誌上發表自己的新作，而且還逐漸在一些有條件的地區形成了自己的小小的群體，互相團結，互相促進，甚至還努力推出自己的新的文學刊物，作為對《七月》的一種延續。首先在重慶北碚的複旦大學出現了一撥青年作家，鄒荻帆、冀汸、綠原、曾卓……他們圍繞自己的《詩墾地》努力耕耘，胡風留在路翎那裏的《七月》存稿也一度支撐著他們寶貴的文學陣地，可以說《詩墾地》作家群是七月作家群的一個組成部分。稍後在成都，一批誌同道合的文學青年又組織了“平原詩社”，成渝兩地的這兩群年輕人互相鼓勵、支持，共同探索和發展著《七月》之外的七月文學精神。
在《詩墾地》作家群中，最早走進《七月》的是鄒荻帆。
鄒荻帆是胡風的大老鄉，1917年5月生於湖北省天門縣。說來這還是一處綠水長流、田地膏腴的地方，碧綠的義水從城邊流過，年複一年地澆灌著那大片的棉田，天門的棉花是小有名氣的。隻是在這河汊縱橫的平原地區，自然災難卻時常襲來，最常見的就是水災，幾乎年年發生。一旦大水淹來，鄒荻帆一家就不得不到別家的高樓上去“躲水”。有一次二嫂形容眼前的茫茫大水用了兩個詞語：魚遊鳥窠，鳥飛天外。這貼切的描繪連同那水天相連的景象讓小小的鄒荻帆難以忘懷。除了水災，這長江流域也不時出現連晴高溫的酷夏，那又是旱災了。鄒荻帆幼小的記憶裏，也清晰地保留著這樣的畫麵：赤日在上，土地龜裂，求雨的人們搖著楊枝，焦躁不安地列隊走向田間……最驚心動魄的還得數蝗災，那蝗蟲鋪天蓋地地壓過來，黑雲當空，大地無光，人們聲嘶力竭地怒吼著，同時拚命敲鑼打鼓，試圖將這些可怕的“天蟲”趕走，因為一旦它們降下，那就注定莖苗難留了。所有這些自然的災難都傾注到了鄒荻帆鄉親們的身上。在傳統中國社會裏，自然的災難往往又都伴隨著社會的災難，而且愈是天災降臨的時候，人禍也愈加縱橫無忌，連年不斷的水災似乎養活了一批修築堤防的官員們，因為他們經常有吞沒公款的機會；又因為災荒頻繁、土地歉收，地主和農民的矛盾尤為尖銳，為了生存，走投無路的農民經常在鑼聲中暴動，他們揮舞著原始的武器，衝向財主的倉庫，呐喊著，焚燒著，劫掠著，當然，迎接他們的並不僅僅都是糧食和衣物，還有無情的子彈，最後，鮮血染紅了那一袋袋白生生的大米，村邊的楓樹上懸著被割下的人頭。
災荒、恐怖，這一切的景象對於一個孩子剛剛打開的心靈來說是殘酷的，它會將一條長長的陰影、一團濃濃的憂鬱留在他稚嫩的記憶中，並伴隨著他的成長，那是關於土地的記憶，那是來自鄉土的憂鬱。1936年以後，鄒荻帆開始了詩歌創作，他最初創作的三部敘事長詩《沒有翅膀的人們》、《在天門》和《木廠》都是對故鄉的描繪，而其中就包含了諸多的來自鄉土的悲憤和憂鬱，看來，這樣的記憶也實在有些讓人喘不過氣來，而寫作多少也是一種記憶的疏導。茅盾後來曾在一封信中批評了鄒獲帆詩中的憂鬱和悲哀，這批評分明是還不太了解詩人的童年經曆。當然，同作為七月派作家，鄒荻帆這種來自童年鄉土記憶的憂鬱和悲哀又與我們前麵敘述過的艾青略有差異，艾青被寄養的經曆和被父親冷漠的遭遇使得他的憂鬱與傳統中國的人倫文化緊密地聯係了起來，也可以說艾青憂鬱的起點就是對個人的生存與生命的痛感，而鄒荻帆的憂鬱則主要來自他所在的故鄉所給予他的種種災難的印象，這憂鬱從一開始就是對社會環境的某種應和。
故鄉當然也陶冶了鄒荻帆的敏銳的詩心，那美麗的大自然總是讓他沉入無盡的遐想，學館裏的《千家詩》給了他最初的文學啟蒙，還有那些需伏案描畫的《芥子園畫譜》也讓人想象著這世界的燦爛。不過，最令鄒荻帆難忘的還是故鄉傳唱的曲藝。鄒家是一個木工家庭，鄒荻帆的叔伯們一邊幹活，一邊哼唱幾句“花鼓戲”；街頭打三棒鼓賣唱的女人從街頭走過，他們也不時會叫住她，聽她唱“麻城調”，那酸楚淒慘的訴說總能引起好一陣的唏噓感歎；晚上，河邊吊樓茶館裏的皮影戲也吸引著形形色色的小城居民，被叔伯們帶去幾次之後，鄒荻帆便完全被這新奇有趣的表演迷住了，《水滸》、《七劍十三俠》、《封神榜》……精彩的連台故事一個接一個，還有那抑揚頓挫、音韻鏗鏘的聲腔。鄒荻帆成了個小小的皮影戲迷。他晚間看了戲後，白天就在小紙片上畫出了許多皮影的頭像，自編自唱，還真的引來了不少的小觀眾！詩人後來說：“這些三棒鼓聲、漁鼓調的皮影戲、花鼓戲曾經給我影響。但它們給我更多影響的不是那些腔調，而是總覺得應該告訴對方一點什麼，把心裏想的事、眼睛看到的事告訴別人……”這就是文學的啟蒙呀！
鄒荻帆先是在家鄉學館讀書，後來又到了與天門比鄰的應城念初中，從這時起他開始對詩歌產生了興趣，讀唐詩宋詞，也瀆了當時流行的許多新詩作品。初中畢業後鄒荻帆考上武昌的湖北省師範學校。武漢三鎮乃九省通衢、南北彙通的中心城市，來自北京、上海方麵的文化信息包圍了這位天門少年，魯迅的小說和艾青、田間的詩歌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也以敬佩的心情讀完了胡風評論艾青和田間的文章。大約在1936年，他開始了新詩創作，並試著向一些報刊投稿，這最初的試筆在第二年就有了收荻。1937年1月《文學》8卷1號上發表了他的長詩《做棺材的人》；3個月後《中流》上又發表了他的另一首長詩《沒有翅膀的人》；年底，長詩《在天門》又被巴金編入了“烽火小叢書”。從苦難的故鄉打撈起來的這些感受如此順利地進入了中國詩壇，這對年僅20歲的鄒荻帆來說無疑是莫大的精神鼓勵。
抗戰爆發，鄒荻帆更是詩情噴湧，他的作品不斷投向一些文學刊物，並逐漸引起了編輯的重視。他曾寫過一首關於“征人”的小詩，寄給《文藝陣地》，因為受30年代的“現代派”詩風影響，這首詩的憂鬱和悲哀色彩比較明顯，為此，茅盾還特地在信中予以了批評。而與之同時，正在武漢為《七月》複刊征求稿件的胡風卻又選中了他的《江邊》。這首詩是胡風從鄒荻帆一大堆的來稿裏挑中的，雖然它依然有著左翼文化界所不願接受的寂寞和蕭瑟的意境，但胡風卻在這樣的詩句中讀出了詩人的真情：“倩漁舟載我渡過長江，/我將折蘆管吹奏故國的曲子，/用淚水潤著歌喉，/低唱著祖國嗬……”《江邊》被用在了武漢《七月》的創刊號上。
其實，對於詩歌創作來說，憂鬱和悲哀倒並不一定是可怕的事，可怕的僅僅在於這樣的憂鬱和悲哀在失去了真實人生體驗的支持後，墮落為空虛浮淺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中國現代派詩歌的遺憾正在於此）。相反，如果我們的詩人能夠將他對人生的哀痛與他對現實生存的真誠投入熔鑄起來，那麼他所獲得的恰恰是詩歌的力度和深度。《江邊》中的鄒荻帆的確是寂寞的、憂鬱的，甚至我們也可以說這種寂寞和憂鬱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士大夫文人的餘緒，然而從詩人以後發展的實績來看，這對人生的悲慟還是最終升華成了民族鬥爭的激情和憂憤，詩人鄒荻帆滿懷著的是“世紀的悲憤”。
鄒荻帆與胡風的第一次見麵是在1937年10月19日漢口舉行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在鄒荻帆的心目中，《七月》是神聖的，而編者胡風也是真正的文學權威，加之自己的創作剛剛在上麵發表了，所以他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胡風心情十分激動。中間有六七位人自由上台發言，鄒荻帆也似乎忘了自己不善辭令的性格，跑上講台作了一番情緒激昂的演說，胡風記住了這位激動而真誠的小夥子。
1937年11月，由穆木天、蔣錫金等主編的《時調》詩歌半月刊在武昌創刊，當時與武漢文藝界已多有接觸的鄒荻帆也參加了籌備工作，他的詩歌《別》就發表在這份刊物上。第二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鄒荻帆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1938年鄒荻帆從師範學校畢業了，他和於黑丁、曾克等人一起參加了以臧克家為首的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團，工作團挺進大別山開展活動。數月後他又參加了以金山、王瑩為首的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輾轉於武漢、桂林、香港等地。連續幾次的長途跋涉給初出校門的詩人留下了許多新鮮的感受，促使他寫下了一係列的詩歌名篇，如《走向北方》、《在原野上》等。開闊而荒涼的戰地原野大大地拓寬了詩人的思路，刺骨的嚴寒也磨礪了詩人的意誌，在“世紀的悲憤”中，鄒荻帆的詩歌有了新的發展。
在寂寞的雨聲中，詩人“想起了那些土地的耕種者。/他們永遠伴著馴服的畜牲/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種耕耘，/他們的希望太渺小了/從不想到侵犯他人，/當他們不慎地踏死一條昆蟲的時候/他們也會對它們憐憫。”然而就是這般“渺小”的生命也不堪其辱了：“他們果敢地向仇敵鬥爭”，遍布於中國大地上的這種人的覺醒顯然給了詩人有力的撼動：“由於他們給我們的/不知道怎樣表情，不知道怎樣說出的/誠樸的情感，/使我們深切地感到了同胞的愛，/我們願意永遠擁抱這遼闊的疆域！”（《在原野上》）或者是在晚間：“我們投落在/牆壁黴濕的屋子裏，/圍著跳躍的燭光，/用生水吞著那走了味的麥餅；/草席上我們脫下沾著泥土的鞋，/記憶數著大路上的腳印，/哦，那停住了呼吸的農場上的風車，/那懸在木門上鏽綠的銅鎖，/它們的主人走了，/隻留著黃犬叫著寂寞……”但是這寂寞很快就被工作人員北征的腳步踏碎了：“我們將以粗礪的腳趾/陝樂而自由地行走在中國的每一條路上，/吻合著祖先們的足跡。”“在明天嗬，/我們更將堅決勇敢地走向北方的北方。”（《走向北方》）“走向北方”不僅是為了完成既定的征程，而且是一種赴湯蹈火的勇毅和無畏，“北方”也不僅僅是自然地理的稱謂，而是一種精神選擇的表征，南方青年鄒荻帆選擇了“走向北方”，也同樣感染了北方的寬闊與深厚、北方的堅強和雄健，北方有的也是悲憤而不是哀戚，正是北方精神改變了詩人先前的略顯局促的寂寞和悲哀。
結束了北上南下的生活之後，鄒荻帆在宜昌分鄉小學任教，他在武昌的詩友冀汸也在此地教書。那是在1939年的冬天，兩位愛詩的青年圍著火鍋自烹豬肉白菜，煮酒論詩，甚是愉快，新的作品也就在夜晚或黎明時分誕生了。冀、訪創作了他的長詩《躍動的夜》，鄒荻帆也創作了《雪與村莊》，他設想戰鬥的中國士兵來到了一處“貧窮、荒僻、寒冷的村莊”，這“村莊/卷在風雪的漩渦裏，/被拋在離開城市很遠的距離，/炊事兵們購不到柴米油鹽，/兵士則圍著難燃的冰枝/青煙薰紅了眼睛/偏著腦袋把凍裂的手伸向火種，/其餘的兵士尖著嘴巴/吹噓著煙火堆，/傷風的兵士更嗆得咳嗽不息。”這情形也夠讓人沮喪的了，但是，麵對“那跨海而來的盜賊”，我們士兵的憤怒和激情已足以披風破雪了：“愁煞人的村莊呀，/永遠地風掀著雪浪，/有一天宿營在這村莊的兵士們前進了，/雪地上踏出一條黑蟒般的泥濘路/蜿蜒地向遠方去。”
1940年5月初，鄒荻帆來到了重慶，正趕上重慶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轟炸，四處一片黑暗。次日，他趕到了郊區北碚，在朋友田一文的小屋裏落腳。此行的計劃是去延安，於是他找到了住在東陽鎮石子山的胡風，尋找通向延安的關係。胡風告訴他目前時局較緊，暫時有些困難，鄒荻帆隻得先留在了北碚。
北碚黃桷樹鎮上佇立著一所著名的大學一一複旦大學，它是在1938年底遷來北碚的，因為謀職無門，鄒荻帆又找到了正在複旦大學中文係任教的靳以先生，靳以介紹他認識了自己的學生姚奔，姚奔建議他等到8月份參加複旦招生考試，如果能人校，食宿就由公家解決了，而這幾個月，也可以混在大學生當中每日去食堂進餐一一那時的學校食堂管理不嚴，也沒有固定的飯桌安排。於是，在姚奔等一撥複旦朋友的招呼下，鄒荻帆也就“提前”享受著複旦學生的生活待遇了。有一天他在食堂門口瞥見了一條標語：“吃白飯者良心何在？”這極大地挫傷了他的自尊心，也激發了他努力應試的決心。
鄒荻帆又結識了更多的朋友，如柳南（張小懌）、蔚青、張帆、施暘等，一位叫曾卓的高三學生從重慶來看望田一文，他也是位詩人，與鄒荻帆一見如故。在黃桷樹的大石橋下，在月下的嘉陵江邊，在通往北溫泉的林蔭小道上，甚至在日寇空襲時的防空洞裏，都留下了他們的“詩蹤”，也是在這個時候，他認識了未來的妻子史放，她曾是抗日救亡宣傳隊的一員，當時正在學校讀書。
當年夏天，鄒荻帆如願以償地考上複旦大學外文係。這樣，他有了更多的機會參與複旦學生的文學活動，如參加複旦劇社的演出，籌組詩歌朗誦會等。這一年的秋冬，在姚奔提議、鄒荻帆參與下，大型壁報《文藝墾地》出現在了校內。壁報文章多出自外文係、中文係學生，有的也來自一些很有威信的教師如靳以等。一年以後，仍由姚奔建議、鄒荻帆等人組織出版了《詩墾地》雜誌。雜誌經費完全由他們向同學、詩友、老師募集，為此，他們特地油印了募款收據，刻了一個有麥穗的小圖章“詩墾地社”，並在黃桷樹郵局租了一個專用的“3號信箱”，靳以、曾卓、張芒、雲天、冀澇（此時已由宜昌來渝）、綠原、阿壟、桑汀（馮白魯）等人給予了大力的支持，路翎也將胡風留下來的《七月》存稿交給刊物選用。
因為國民黨政府的期刊審核登記甚為苛刻，《詩墾地》采取了叢刊的形式，從1941年10月到1945年底共出版了6集，第一集取名為《黎明的林子》，第二集叫做《枷鎖與劍》，第三集是《春的躍動》，第四集為《高原流響》，第五集是《滾珠集》，第六集是《白色花》。第一集出版以後，在讀者中產生了良好的反響，以後作者隊伍不斷擴大，有杜穀、蘆甸、方然等參加的成都平原詩社同人積極向詩刊投稿，穀風（牛漢）等從西北寄來了詩稿，甚至遠在延安的詩人如公木、李雷、侯唯動、孫濱等也成了刊物的作者。無論是從作者群的構成還是從作品的風格追求上看，《詩墾地》都可以說是《七月》的一種繼續。此外，靳以主編的《國民公報·文群》副刊也成了《詩墾地》同人的陣地，從1942年2月2日到1943年5月29日，《國民公報》還特地推出了《詩墾地》副刊共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