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重慶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辦抗戰以來的長篇小說征文獎，協會陸續收到了不少的應征稿件，胡風作為研究部負責人參加了評審工作。在審稿過程中，胡風讀到了一篇描寫南京大屠殺的長篇報告文學《南京》，它從南京失守、中國軍隊的混亂和失職一直寫到日軍的種種暴行。中國抗戰以來的這一重大事件似乎還隻有這唯一的一篇文學記錄。胡風對此頗為讚賞，便又將它推薦給了其他的評委，大家讀了也都十分推重。隻是因為按照評選規則，來稿人的姓名和簡曆一律密封著，所以包括胡風在內的所有評委一時還無法知道他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就在這個時候，負責保存稿件的孔羅蓀好奇地私下拆封觀看，結果人們知道了作者是阿壟，一位《七月》的老作者，但這樣一來，征文的規則也被破壞了，評委會決定不評“當選作品”，隻給包括《南京》在內的兩部較優秀的作品適當的獎勵。為此，胡風既惋惜又感慨，惋惜的是《南京》的確出類拔萃，理應榮獲大獎，感慨的卻是自己《七月》的這位老作者阿壟事先並沒有將自己應征的事向他提及或暗示，這是多麼坦蕩的人品啊！征稿事件也引出了胡風的思念，他又有好久沒有看到阿壟了。
阿壟原名陳守梅，又名陳亦門，1907年2月出生在杭州，與曹白同歲。這一年代也決定了他其實和曹白、丘東平、彭柏山等人一樣屬於最早湧現出來的《七月》作家，隻是他經曆的曲折和漫長，沒有像一些早期的《七月》作家那樣在上海、武漢時期就放射出了自己奪目的光彩。阿壟的文學生命更長地伴隨著七月派的發展，從上海、武漢到重慶，從先前《七月》到後來的《希望》，從七月派的重慶“外圍組織”《詩墾地》作家群到成都“外圍組織”平原社，都可以見到阿壟活躍的身影，甚至七月文學的文體演變一一一從早期的紀實性文學、詩歌到後期的文學批評，也在阿壟的創作實踐中得到完整生動的表現。尤其是40年代初期，在重慶的《七月》上，阿壟的創作追求又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演進，所以，我們將對他文學生涯的描述放在“重慶的《七月》”這一部分。
阿壟生在杭州郊區一個清貧的家庭，在家中他是老大，下麵還有一個同胞兄弟和一個異母兄弟。家庭經濟條件的窘迫很自然地讓作為長子的他早早地承受起來一一和胡風一樣，阿壟也是10歲才有了進私塾的機會，也和胡風一樣，這遲到的啟蒙教育迅速激活了他潛在的天賦，他的學習成績很快超過了同窗，並且對中國古代詩歌產生了特別的好感。遺憾的是這段來之不易的學習時光很快就因家庭經濟的壓力而結束了。
但可貴的在於，阿壟那已經被文化教育打開了的精神大門再也不會關閉了，在充當家庭輔助勞動力的同時，在為全家的生存而含辛茹苦的同時，阿壟抓緊一切時間自學。
1925年，18歲的阿壟由長輩親戚介紹到了杭州一家綢布店當學徒，這是一位中國青年走向獨立謀生道路的開始，不幸的是僅僅兩年時間，這家綢布店就倒閉了，阿壟成了失業者。對於一位有誌於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青年來說，失業恐怕並不意味著工作的喪失，甚至也不僅僅是關乎家庭生計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那種以相對安定的生活來保證業餘自學的人生道路將不得不作出重要的調整。平素的阿壟言語不多，但卻很有自己的主見，經過這番挫折，他反倒是堅定了自己獻身文學事業的決心。他開始寫作短文、舊體詩寄給杭州的報紙，沒想到竟陸陸續續地發表了不少，雖然內容大多是歌詠杭州景物的，談不上有什麼獨創性（發表舊詩時的筆名是“紫薇花藕”，這顯然受了“鴛鴦蝴蝶”派的影響），不過，也正是這些創作所換來的微薄的收入給了他莫大的寬慰，他似乎從四處封閉的傳統的人生中看到了一道隱約的光亮，麵這道光亮將引導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漸漸地阿壟產生了一個越來越宏大的理想，他要將這些微薄的稿酬積儲起來，直到能夠利用它們真正地走出家庭，走出父輩為自己規定的人生樊籠。隨著理想的日趨明朗，他和家庭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了，在父親一次嚴厲的幹涉之後，沉默的阿壟竟然迅速攀上了屋旁邊的一株大樹，他要以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來結束那生命的重縛，在這時，沉默所釋放的能量是驚人的。終於，疼愛兒子的專製的父親不得不作出了他的讓步。1928年，阿壟依靠自己平時私蓄下來的稿費收入離開家鄉，隻身到了陌牛的上海，在那裏他考取了前身是南洋公學的上海工業專科學校。
3年後，阿壟帶著“工業救國”的新的夢想從學校畢業了，因為毫無社會關係，他在偌大的上海竟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就在夢想還沒有綻開花蕾的時候，中國的曆史又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東北傳來了“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接著，上海“一·二八”的炮聲又轟然響起，阿壟工業救國的夢想被戰火轟得粉碎。
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的英雄壯舉重新點燃了這位青年的熱情，他決心投筆從戎，碰巧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在上海招生，阿壟報名投考，成了軍校第十期學員。但是，在一個專製主義的社會裏，軍事機構和官僚機構都隻是滋生腐敗和黑暗的所在，就像各級政府官員可以利用他們手中的政權力量來中飽私囊一樣，各種軍事要員也可以利用他們手中的武器作攫取掠奪的萬能鑰匙；而且軍事威脅的存在正是專製主義賴以生存的堅實的保證，所以軍事機構的黑暗往往比地方政權更長久也更肆無忌憚。於是，就像“工業救國”夢想的破滅一樣，年輕的阿壟又在“軍事救國”的理想之途上獲得了對現實人生的真實感受。有一次，阿壟參加了在漂水一帶舉行的“大演習”，這個以日本侵略者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竟毫無挽救民族危亡的戰鬥氣氛和精心設計的軍事策略，最終倒成了軍事教官和部隊長官們的大出遊和對普通民眾的大騷擾。演習結束後，阿壟隨他所在的獨立大隊路過蘇州，不覺想起了春秋吳王以三千寶劍殉葬的傳說，於是寫了一首《劍池》：
赤虹紫電數三千，斷送鋒芒泉下眠；
若為後人留匕首，秦王頭已落庭前。這首《劍池》中所回蕩著的沉鬱而憤激的情緒，已經與早年阿壟的那些“紫薇花藕”的詠歎大不相同了，其中分明沉澱了諸多的現實憂患，折射了明顯的時代興亡之歎。而且，看得出來，軍事生活已經將沉默的阿壟訓練得英武雄健了，以後，阿壟創作中的那種撼人力度大約就導源於此。
軍事機構的黑暗再一次促使阿壟將自己的興趣和情感投入到了文學閱讀與寫作當中，除了舊體詩詞，他又廣泛地閱讀著新文學，對魯迅的作品尤其感興趣。30年代中期，上海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上第一次出現了阿壟情感激越的自由體詩歌，作品署名S。M。
阿壟軍校結業後留在軍隊服役。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上海的局勢相當吃緊，阿壟所在的部隊奉命調往閘北，這樣，作為少尉排長的他有幸目睹了“八一三”抗戰的發動過程，而且就是在這場戰鬥中，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的時候，彈片擊中了他的麵頰，雖然沒有造成致命的傷害，卻幾乎打碎了他的全部牙齒。這刻骨銘心的打擊將戰爭鍥人了阿壟的生命，但不是讓他在傷痛中頹然倒下，而是激發了他內在的熱情和理想，因為，此時此刻的他正是從流血負傷中真切地品出了人的尊嚴和力量，一個不甘為奴、不願忍受屈辱的人的尊嚴和力量，在後來，他將這負傷流血的日子稱之為“再生的日子”：
從敵人
從生、死間的大的戰鬥，
從一團風暴那樣猛烈的
災蝗那樣厚密的
那日本法西斯主義底火和鐵，
我
第二次誕生了，
沐著血，我和世界再見
我是一個渾身上下紅盡了的人！
當有血的時候是沒有眼淚的
一個兵是沒有一滴眼淚的
一滴朝露那樣小小的也沒有啊，
流血的人不是流淚的人。
——《再生的日子》
重重的戰爭的打擊事實上還是在阿壟的人生道路上撕開了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痕——在戰爭條件下，他的口腔創口沒有得到認真的治療，裝上的假牙也不能與牙床相吻合，這為他後來的生活造成了諸多不利的影響，不過，倒也是創傷使得他告別了國民黨軍隊，在另外的世界裏獲得“再生”，也是創傷讓他從身體的奔波、拚殺中安靜下來，將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文學創作中來。還是在療傷的病床上，他就動手寫作報告文學《從攻擊到防禦》，後來在向內地轉移療養的過程當中，他又遇到了從戰場上下來的戰友們，戰爭的酷烈和戰友的傷亡都一再撞擊著他的心靈，他決心要將上海的戰爭紀實繼續寫下去。就這樣，1938年初，阿壟在湖南衡山完成了他文學生涯中最早的報告文學，這些作品先後都寄往了《七月》並陸續被胡風采用刊登了出來，其中的作品又分別被胡風編為《閘北七十三天》、《第一擊》作為“七月文叢”先後出版。
《閘北打了起來》和《從攻擊到防禦》都是關於上海“八一三”抗戰的紀實。《閘北打了起來》寫的是戰前的部隊調動和軍事布署，《從攻擊到防禦》寫的是戰爭的展開和局勢的變化。兩部作品連起來看正好是關於“八一三”抗戰的完整的記錄。它們和我們前麵敘述過的丘東平、曹白的紀實性作品一起組成了上海抗戰的生動畫卷。顯而易見，從底層的普通群眾（或士兵）的角度出發來捕捉這場戰爭所激起的最真實的波瀾，是這幾位七月派作家的共同追求——在丘東平、阿壟是軍隊的基層組織班、排、連，在曹白是當時最基本的社會機構難民收容所。不過，相對而言，丘東平的軍隊紀實仍然將重心放在了那酷烈戰爭背景：所映襯的人的靈魂世界的波瀾上，而阿壟的軍隊紀實則是關於普通士兵喜怒哀樂的樸質的素描，關於他們的耿直和坦率，關於他們的粗魯和固執，連愛國主義和民族情感也那麼的簡單，簡單得讓人不太滿意，但簡單卻也真誠和可愛；丘東平似乎要“穿透”這場戰爭的表象剔抉人的內在精神，他關於國民黨軍隊腐敗的揭示仿佛在作一種大力的攪動，而阿壟則主要是一種呈現，他對國民黨軍隊的腐敗與混亂的揭示也充滿理性分析的姿態，這正如他後來的反省：“逃亡的——唉！寫到這裏我隻有歎氣。假使指揮部所決定的戰術能夠高明一點，假使我是在前線，假使連長龔義與代理連長的第一排排長孫廣山能夠不先後卷款潛逃，我相信他們是決不會開小差的，尤其是在火線上開小差。”從這裏，我們讀到的是一種盡心盡責的基層指揮官的寬厚和冷靜；丘東平的抗戰紀實更富有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似乎正反映了他作為排行第6的不肖之子那天性的倔強和躁動，阿壟的抗戰紀實更富有現實主義的格調，這也似乎反映了他作為長子的穩重和沉靜。當然，阿壟的相對冷靜的呈現並沒有讓他喪失掉對事物獨特意蘊的發現和挖掘，比如，這樣的戰場細節的描寫就是十分精彩的，貌似冷靜的記敘當中自有一種撼動人心的力量：
敵人和我們都無情地射擊狗。人恨“偵探狗”和恨敵人一樣一看見就射擊。因此狗嗅到人底氣息，看到人底影子，頭一低就陌生的白兔一樣膽小地拚命逃走。
人在什麼地方坐下來，總有一隻本來不睬生客的貓走來親近你，直豎了尾巴纏在人底腳邊，或者用頭來撞人底小腿，摩擦幾下，諂媚地叫著“妙乎”，甚至跳到人底膝上來，你推它下去，它會再跳上來，跳上來用兩隻前爪在人胸上爬著爬著，像還要爬上胸上來。就是用重重地一腳踢了開去，它仍舊會走來的。多的時候入同時會遇到三隻，甚至五隻。
阿壟到了武漢，見到了與他通過信的胡風，他向胡風表達了想去陝北打遊擊的願望，希望得到胡風的幫助，胡風介紹他認識了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吳奚如。吳奚如對阿壟頗有好感，預備讓他在抗大學習後再回國統區從事軍事情報工作，於是介紹他前往延安，經由吳奚如的安排，阿壟先是返回了衡陽，然後從衡陽出發，一個人長途步行經西安抵達了延安，在抗大學習軍事與文化，這是1939年的事。這年2月4日深夜，阿壟以一首詩歌《哨》，抒發了他初到延安的新鮮感受：“一月的夜的延安：/前線帶來的一身困倦，/從這深深的夜逾越過去/又是新紅太陽的戰鬥的明天，/戰士們需要香甜的休眠。/嘉嶺山上的塔對著蹀踱在廣場上的夥伴/他在他的Ⅱ肖位上！/深沉的夜的十二點到一點/天上/orion橫著燦爛的劍，/北極星永恒的光/從太古以前/直到春風的將來/照著人間。”
幾個月後，阿壟不顧自己正牙床化膿，發著燒參加了一次野戰演習。在演習中他行動果敢，奮不顧身，卻不幸摔倒在滿是蒺藜的草叢中，眼球被刺破了，情形十分嚴重，組織上決定將他送往西安治療。就這樣，阿壟到了西安，待眼傷和牙疾治愈準備再返延安的時候，時局卻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蘭州、西安等地建立了大批“集中營”，專門對付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同時沿著陝甘寧邊區展開了所謂的“點線工作”，嚴密封鎖通往延安的交通線。阿壟已無法順利“闖關”了。這時，他想起了吳奚如先前的計劃，於是便通過舊時中央軍校的幾個同學的關係，進了國民黨的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在這期間，他完成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征文《南京》。
《南京》因故沒有能夠獲得大獎，不過阿壟還是得到了一等的稿酬，他就用這筆錢做路費，於1941年初來到了重慶。2月，他任職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軍務處二科少校參謀，這是陪都國民黨軍事的核心部門，辦公室的巨幅軍用地圖上插著各種不同顏色的旗幟，分別代表著日軍、國民黨軍、八路軍和新四軍所在的位置及軍事部署情況，阿壟利用職務之便，將自己掌握的有關資料經常通過胡風轉交中共在渝的負責人。3個月後，阿壟又考進了國民黨陸軍大學，1946年畢業到成都軍校任戰術教官。在這期間，他與成都的文學女青年張瑞相識並結婚。張瑞從小生活在優裕的環境裏，初為人婦又陷入了各種世俗的人和事當中，難免有所不適，這多少也給阿壟的生活罩上了一層陰影。更不幸的是就在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小沛後，張瑞競在成都娘家自殺身亡了。盡管出現了這一連串的個人生活的不幸，阿壟卻從未忘記過自己的秘密使命，國民黨的軍事機密源源不斷地通過他傳遞給了中共有關機構，終於，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你幹的好事，當心揭露你的真麵目！”經過冷靜分析，阿壟判斷這封信可能是某位同情者的善意的警告，於是他隻得丟下工作，匆匆拋別年幼的孩子離開成都。果然，他人剛到重慶，國民黨中央軍校教育長關麟征簽發的通緝令也到了重慶。阿壟是混在眾多的旅客中間才登上長江輪船的。以後到了南京，他又隱居在軍界朋友的家中，同時繼續將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傳給黨的地下組織。1948年阿壟回到故鄉杭州從事文學創作，第二年他在家鄉迎接了杭州的解放。
在重慶、成都和南京，在繁雜的工作之餘，阿壟與當地文學界仍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來到重慶以後，他與胡風作了多次的深談，在談話中，胡風感到“他在文學方麵造詣很深”。胡風離渝赴港以後，他又積極參與了複旦大學《詩墾地》的活動。1944年至1946年間，他參加了成都平原詩社的活動；1947年在南京，他參加了《螞蟻》刊物的有關活動，這些社團或刊物從人員和文學追求上看，均屬於七月派的分支組織或外圍組織。
從1939年在《七月》4集4期上發表組詩《從南到北的巡禮》開始，阿壟在新詩創作上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沉浸在詩的王國裏，阿壟時常激動不已，但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阿壟又給人留下了沉默、言語不多的印象，胡風、冀、訪都如是說。我認為，這沉默的一麵其實才真正地滲透在了他的詩歌創作當中，成為其藝術生命的底蘊。我們可以這樣說，正是這份沉默將阿壟的情感斂聚了起來，形成了阿壟詩歌的那種內在的張力，那種堅韌不拔的性格，那種沉鬱悲憤的氣質。
1939年前後的阿壟也曾用輕快的微笑的聲音給我們描述延安的見聞——那深夜的哨位（《哨》），層層的窯洞（《窯洞》），但是他更具個性特色的作品卻寫於1941年的入川以後。前麵我們引述過他的《再生的日子》，這種以鮮血和死亡，以苦難和犧牲為底蘊的“再生”可以說就是阿壟詩歌的典型，它總是將自我的人生和生命置於一係列尖銳的矛盾性背景上，在矛盾的衝撞中，在自我的抗爭中尋找新的豐厚的底蘊。《再生的日子》是生命的光彩與黑暗、激情與苦難之間的對抗性景象，《哲》則是詩人自我約束、自我抑製的人生態度：“我指著旭日底暴烈的赤光發過誓了，/我指著維納斯底晶瑩的眼睛發過誓了，——/我沒有時間，我就要老了啊；/而且一個騎士不能夠再在手揮利劍之外消耗/他底臂力去擁抱人。”《琴的獻祭》又寫出了一位真誠的詩人在努力尋找自我的過程中所麵對的種種矛盾和痛苦：“並不是沒有人底歡喜/更不是沒有人底痛苦/隻是我底歡喜是在那些歡喜以外/而我底痛苦，也在痛苦本身之上。”為什麼呢？一方麵，“我”深深地浸泡在最真實的人間，不能做超塵拔俗的歌吟：“我不是無根於土而高翔的銀絲雲呀/也不是向冥國叩門而引吭悲歌的，那麼一柄沉重的豎琴/更不是無人跡而有雜花開的溪澗底夜的急鳴；/我在人間/我不得不是人底聲音。”另一方麵，比起那些偉大的詩人來說，“我隻是微小的一粒”，“而且我底負載物隻有堆積得更多”，“堆積得更新奇，堆積得更苛酷而雜亂”，所以，“我”最終麵臨的還是無法把握自己、無法傳達自己的痛苦：“我是如此為疼痛所燒煉/我渴，我渴，我渴得必須咬破自己底皮肉而狂飲在動脈中湧流的自己底鮮血”，“我底聲帶久已僵直，/我的歌聲早就破裂和沙啞”，“我隻是這麼一塊，這麼一塊平直的硬桐樹板。”一塊平直的硬桐樹板，這的確就是阿壟性格的真切寫照，他坦誠、直率，沒有自我裝飾、八麵玲瓏的外殼，甚至平實得讓人感到有些刻板和僵硬，但“硬”本身卻是一種力度，一種叩之有聲、鏗然作響的剛勁的品質。但凡這樣的詩人都慣於“苦吟”，慣於在艱難的自我拷問與靈魂掙紮當中追問自我，追問詩的意義；他不甘於作文學史的重複，不甘馬虎和苟且，當然更是拒絕那些世俗的油滑和陳詞濫調，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比其他的詩人更真切地體味了作詩的艱難和作為一個詩人的痛苦，也更深地滑入到了語言表達的難題之中。聞一多就表達過類似的苦惱：“我隻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
人生的矛盾和苦難還流注在了阿壟那夭折的愛情當中，原本是溫馨的愛情卻成了對心靈罪惡的一次辯白：“我無罪，我會赤裸著你這身體去見上帝。”“要開作一枝白色花——/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無題》）當然，在詩人受政府追緝而不得不到處流亡的時候，對“罪”的體會就更加深刻了：“我無罪；所以我有罪了麼？——/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長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麼，/而基督有博愛的罪/歐幾米得有幾何頭腦的罪麼？”（《去國》）
在這沉默著的苦難體驗當中，阿壟的感情與嘉陵江畔那些堅韌的纖夫們疊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