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七月》以刊首的顯著位置向讀者推出了組詩《戰鬥的江南季節》，作者彭燕郊是一位置身於江南抗日戰場的青年，又一位“帶槍的書生”，在酷烈的戰爭年代，他那堅貞不屈、昂揚向上的精神品格，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就是他筆下出現的那屹立於風雪之中的開花的冬青：
鋼綠的葉
紅寶石的果實
用鐵一樣的枝幹
站在那邊
孩子似地微笑著
她那滿溢著生命力的笑
青翠著
鮮豔著
站在那邊於是，詩人寫道：“我再也不能夠等待了/就在這裏吧/就在鋼綠的葉子上/寫下了/我的歡喜中的悲哀/我的在淚與笑中間的/痛苦的掙紮……”（《冬青隻是在開花》）的確，彭燕郊的人生和寫作就像是感染了這倔強的冬青一樣紮根大地，傲視霜雪，“滿溢著生命力的笑”。
彭燕郊原名陳德矩，1920年9月生於福建省莆田縣黃石鎮。家有良田，室有詩書，這為他的啟蒙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加之彭燕郊的父親自己早年就曾在上海、北京等地求學，視野開闊，思想解放，因而就更加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彭燕郊從小就接觸到了不少來自京滬的兒童讀物，這在七月派作家的童年似乎並不多見。
1926年，6歲的彭燕郊進了當地的初小發蒙念書。一方麵他受到了新式的學校教育，另一方麵又繼續在家中接受父親的督導，《四書》、《千家詩》、《千字文》、《唐詩三百首》就是父親為他指定的必修課。經過了這番啟蒙，彭燕郊逐漸對文學產生了興趣，也從中打下了較好的傳統文化基礎。幾年後，他又念上了高小。彭燕郊的高小教育先後是在涵江鎮和莆田縣城裏進行的，這是他第一次跨出了家鄉，雖然步子並不大，離家也不太遠，但終於是第一次知道了“外麵的世界”，眼光也打開了，不僅是生活的視野，而且也包括文化知識的視野，因為從這個時候開始，彭燕郊對新文學有了較多的接觸，北京、上海的新文學書刊進入了他的生活。
1932年，彭燕郊升人中學，就讀於莆田礪青中學。在礪青的幾年，他對文學藝術表現出了強烈的追求欲望，而這方麵的才華也得到了初步的顯現。課餘的彭燕郊勤於筆耕，校刊上發表了他最早的習作。與此同時，彭燕郊還愛上了美術，為此特地收集了大量的美術圖片，這一點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長他10歲的另一位七月詩人艾青。我們知道，艾青從小也顯露出了較高的美術天賦，而且正是這種從捏泥塑到素描寫生的美術推動著艾青走出家鄉，走向世界，美術給了後來成為詩人的艾青一雙彩色的眼睛，美術塗繪了艾青詩歌那樣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彭燕郊對美術的興趣同樣也為他後來的詩歌創作帶來了明顯的繪畫特征。
1934年彭燕郊考入了廈門集美師範學校，兩年後轉入漳州龍溪師範學校繼續學習，直到1938年畢業。師範4年的學習，豐富和充實了彭燕郊的文學思想和人生體驗。在這裏，他有了更多的閱讀新近出版讀物的機會，新文學的創作和理論都吸引著他的目光，先是讀了胡風的《張天翼論》和《林語堂論》，雖然似懂非懂，但卻給他留下了很難磨滅的印象；後來又讀到了《吹蘆笛的詩人》和《（中國牧歌）序》，這兩篇論文深深地打動了彭燕郊，從中他知道了艾青與田間這兩個陌生的名字，並且相信這就是中國新文學和中國新詩的希望所在。也許正是從這一天起，彭燕郊自覺不自覺地從情感上接受了艾青與田間，也接受了向他引薦艾青與田間的胡風，他走向七月派文學集團的心路曆程，是從這裏開始的。
當彭燕郊正就讀於龍溪師範的時候，抗戰爆發了，於是他和其他的青年人一道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活動中。其時國共合作已經開始，南方各省的紅軍遊擊隊奉命整編為新四軍，畢業後的彭燕郊便由老師鄭疇介紹，參加了新四軍第二支隊，並隨隊由閩西開赴皖南，先是在政治部宣傳隊工作，後來又調往新四軍司令部戰地服務團，這是七月作家丘東平工作過的地方。說來也真有趣，當時的新四軍不僅吸引了大批優秀的中國青年，而且還實實在在地為中國的文學事業培養了一批傑出的作家，如我們前麵已經講述到的丘東平、彭柏山、曹白和吳奚如，彭燕郊當然也是其中的一位。江南這塊戰火紛飛的神奇的土地，成了最終庇護七月派作家的三大地域之一（其他兩大地域應該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和當時的革命聖地延安）。
彭燕郊入伍了，這位年僅17歲的小夥子穿起了軍裝，隨著大部隊一路行軍從閩西到皖南。還不到兩個月的行軍生活讓他不無驚訝地看到了抗戰陣營內部的複雜：“在贛州，我們召開群眾大會的戲院的樓柱子被偷偷搞斷；在雩都，國民黨軍隊關起城門，在城上架起機關槍，不讓我們通過；在吉安，我們在公共體育場召開的群眾大會吸引了數千群眾，國民黨發出假空襲警報，聚集在我周圍和我一起高唱抗戰歌曲的群眾一邊咒罵著一邊散去，還有二三十個年輕人留著，一定要和我在一起。”生活讓他變得成熟：他“開始深信這場全民抗戰決不是簡單的‘打日本’。”又是這新奇的抗戰軍旅生活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於是在最緊張的歲月裏，彭燕郊繼續著他的寫作，而且較之於學生時代似乎更認真更勤奮了。1938年5月，剛剛創刊的新四軍《抗敵報》上發表了彭燕郊的作品《春耕山歌》，算起來這應當是他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詩作。
從開始業餘寫作的那一天起，彭燕郊就成了《七月》最忠實的讀者，因為正是從《七月》上，他找到了自己最喜愛的作家，找到了自己最喜愛的文學追求，找到了最讓他激動的那一份“真”。當他也知道自己所熟識的一些新四軍戰友如聶紺弩、黃源、丘東平、彭柏山等都是《七月》最重要的作家之時，更是大大加強了他對這份圍統區刊物的親切之感，終於他也鼓足勇氣將一首題為《不眠之夜》的詩作寄往了武漢。當然，對於這份名家雲集的刊物，在那位大名鼎鼎的編輯家胡風麵前，他並不敢有太多的奢望，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就在他寄出詩稿還不到半個月的時候，武漢的回信到了，這是胡風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那首寄去的詩歌已經收到，並準備刊用！不言而喻，對於一位年僅17歲的文學青年來說，這一封來自中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的信有著多麼重大的意義呀！
備受鼓舞的彭燕郊不顧一切地拚命寫作，卻沒有想到這緊張的腦力勞動也是需要一定的生活條件來支持的，而戰爭年代的艱苦生活實在不足以保證他的如此的付出。終於，就在調往軍政治部敵工部工作不久，他積勞成疾，被診斷患上了肺病，在當日寸的醫療條件下，肺病是相當難治的，甚至很可能就會奪去人的生命。躺在後方醫院的病床上，這位血氣方剛的年輕詩人默默地品味了他為自己心愛的詩所付出的代價。然而一樁消息又足以抵消他所承受的身體的痛苦了：胡風從遙遠的重慶來了信，信中通知他《七月》已選用了他的一組詩歌！這就是我們前麵所提到的《戰鬥的江南季節》，這是彭燕郊第一次在國內知名刊物上發表作品，而且發表的不是一首而是一組，何況作品又被赫然用在了《七月》的刊首，這是怎樣的叫人興奮呢！
《戰鬥的江南季節》組詩包括《冬日》、《雪夜》、《夜歌》、《懷廈門》共4首。在黑暗的夜裏，在冰封雪凍的季節詠唱不屈抗戰的意誌，譜寫一曲生命的頌歌，這其實正代表了彭燕郊開始詩歌創作（1938）以來直至40年代前後這一段時間的創作特色。考察彭燕郊這一時期的詩歌作品，我們便可以知道，客觀世界的寒冷、黑暗和荒涼與詩人主觀精神世界的熱烈、堅韌和光亮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前者揭示了他對中國現實的深切的體驗和沉重的憂慮，後者又包含著詩人對民族生命潛力的某種有意識的發掘，這兩個方麵的景象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詩人寫道：“蕭瑟的/風雪的冬日嗬/使大地沉默/使雷雨停歇/使草木複歸到泥土裏去了”（《冬日》）。“天空多雲而憂鬱/如同我們破舊了的軍帽/黯淡，鉛灰/停滯著低垂不動的雲塊”（《歲寒》）。在這大自然的蕭瑟與灰暗之中，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社會自身的停滯和陰晦，你看，在那層層疊疊的大山裏，“那些像剝了皮一樣瘦的山民嗬/出沒於一些不足道的，不值一文的荒村/如同穴居野處的原人，看起來/是那樣地麻木，遲鈍——就如像一塊鏽鐵、一片頑石/在無以為生的山國裏，苟延殘喘地偷生著”（《山國》）。對民族精神創傷的正視，反映了彭燕郊那深刻的民族憂患意識和反省意識，而我們知道這正是促使所有七月派作家彙聚到一起的基礎，也是七月派文學創作能夠超越某些左翼文學及某些抗戰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還在於，彭燕郊又總是把他對生命之力的呼喚與這樣的陰晦和寒冷放在一起，也就是說，他既因停滯、沉默的世界而感到憂鬱，同時也從中看到了他所尋找的那種堅韌和希望，“那千萬年以來/就兀立於天地間的高峰嗬/似乎還在宣示/山民們執著的信心和堅貞的愛”（《山國》）。嚴冬也有另外的含義，因為“戰鬥使我們對季節有簇新的觀感了/以熱烈的愛擁抱這深冬的土地/我們是像嚴寒一樣堅貞的嗬，”當人為抵擋風雪與黑暗而奮然崛起時這是怎樣富有悲劇意味但又的確悲壯的一幕啊：“同中國的寒冬搏鬥/看我們忍受著/多大的痛苦嗬/我們慣於在風雪裏/長途跋涉/大踏步前進/我們的手腳凍裂/麻痹了的雙頰/蓋滿寒霜/唇因呼號而青紫/手因饑餓而瘦削/殘忍地走著，走著/我們這破爛的一群/這充滿著傷風、感冒/和斷續不停的咳嗽的一群嗬……”（《歲寒》）憂患體驗與抗爭意誌的纏絞、扭結，大大地擴展了彭燕郊詩歌的意義窄問。
彭燕郊少年時代就產生的對美術的熱愛也在他的詩歌作品中有了表現。他此時的詩歌比較注意對事物的描繪，許多段落的詩行都頗有“圖畫”效果，例如：
淡的炊煙從竹瓦上飄起
沒有煙囪的簡陋的竹屋是單薄的
淡白的炊煙彌漫在稀疏的竹瓦上
竹屋像一隻竹筏漂浮在炊煙裏
——《炊煙》畫家艾青在他的詩歌中讓我們看到了跳躍而出的意象和色彩，而同樣熱愛美術的彭燕郊又似乎給我們展開了一幅幅完整的素描。
剛剛走向詩壇的彭燕郊的確明顯地受到了艾青、田間詩歌的影響，他的憂患與堅韌的複合，他的物象與情感的滲透都讓我們想起艾青和田間詩歌的早期風格，甚至包括這樣的句子也分明是得益於艾青的某些思路：“北風咆哮著/淒厲得如同受傷的野獸/伸長握著冰刀的手/像一個殘忍的惡婦/企圖殺死自己養育的/尚在繈褓的嬰兒”（《歲寒》）。應當說，來自艾青、田間的這種影響對於一位文學青年來說是十分有益的，較之於中國新詩自新月派、象征派至現代派的那一條傳統，艾青與田間的現代精神顯然會更大地擴展一位現代人的自由創造的空間，雖然此時的彭燕郊還不如田間那樣的圓熟，更沒有達到艾青式的寬闊和深厚。
1940年，由於國民黨軍隊不斷尋釁滋事，新四軍處境危險，為了保護文化人士，部隊決定將一批作家疏散出去。這年5月，彭燕郊奉命前往浙江金華，自此，他是在一個新的世界裏繼續著他的詩歌之夢。先是在金華與辛勞、覃子豪、莫洛、麥青等籌辦《詩時代》，接著又轉回老家福建，在永安從事文學創作。1941年夏至桂林，在《力報》社工作，主要是協助聶紺弩編副刊《詩墾地》、《半月文藝》，並主編《半月新詩》。這個時候，彭燕郊的詩歌創作成就已經得到了文學界的承認和肯定，一些重要的文學團體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已推舉他擔任協會領導工作（任分會常務委員、創作部副部長、詩歌組組長）。他自己的作品頻頻出現在《七月》、《文化雜誌》、《現代文藝》等重要的刊物上，重慶的《七月》更是多次集中刊出了他的長詩或詩歌小輯如《歲寒草》、《風雪草》、《春天——大地的誘惑》等，作為作品專集他先後出版了《春天——大地的誘惑》（1942）、《媽媽，我，和我唱的歌》（1943）、《戰鬥的江南季節》（1943）、《浪子》（散文集，1943）。而早在1942年他就編輯了自己幾年來的作品選集《第一次愛》，由聶紺弩寫了熱情洋溢的序，隻可惜由於檢查官的拖延，整整4年後才有機會問世。總之，桂林是彭燕郊新的生活和新的創作的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地方，在這裏他暫時放下了“帶槍的書生”的身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文學的創作和組織活動中，並且確立了自己在中國抗戰文壇上的基本地位，在這裏他也第一次見到了《七月》的主編胡風。當時的胡風剛剛結束重慶——香港的流離生活，在桂林暫時住了下來。知道彭燕郊離開了前線的鬥爭生活，胡風無不惋惜——他對這位昔日的“帶槍的書生”是有過很高的期望的！
1944年日軍發動湘桂戰役，逼近文化城桂林，彭燕郊被迫撤往重慶，在戰時的陪都生活了將近一年。
離開了火熱的抗戰第一線，彭燕郊的詩歌也減少了許多硝煙味。對世界苦難的關注依然如故，但這裏的“世界”似乎已不再是前一個時期中經常出現的蒼茫的原野，而是更加具體的鄉村，以及鄉村中形形色色的村民、樸樸實實的生活，這裏有鄉村的婦女，她們如水磨一般在永不停息的旋轉裏完成著自己那勞碌而偉大的一生（《磨》），在冷落的冬季，她們圍聚在一起，用無頭無尾的私話來打發無聊（《安寧婆婆家》），這裏有頑固而貧困的農夫，就是在他死後還仍然拖著一家老小這沉重的“負擔”（《殯儀》），貧困的陰影甚至還落在了牛犢背脊上，那是“性情暴躁的農人”，在用柳鞭摔打著生活的無奈（《小牛犢》），而每當雨季來臨，“農人們都站立在門口/鎖住眉頭默默地聽著/牛羊不安的哞叫/和孩子們急躁的喧鬧/萬物都低俯了頭/從憤激的心底/祈願陽光的來臨”（《雨後》）。詩人仿佛也不再急於發掘什麼民族的內在的脊梁，而是在更為樸素的現實觀照中傳達著一位啟蒙者的憂慮，較之於前一個時期的創作，這裏似乎少了一點昂揚的情緒，卻多了一點觀察和思考的深沉，也多了一點在思考、概括中產生的象征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