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能通過這個窗戶窺視這座古老的屋子
它的主人也永遠不願被人所窺視
正如他從來不想窺視外麵的世界
早已習慣於這種昏暗和沉悶
每當他想從衣服上捉幾隻虱子
或是從床板裏敲出幾隻臭蟲
他總是習慣於眯起眼睛
鄭重其事地把衣服和床板，拿到
比窗戶大不了多少的天井裏去……這首《窗》中的“窗”顯然就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麵窗戶，透過這一文化之窗，我們所看到的景象是觸目驚心的，所以詩人又忍不住大聲呐喊了：“……不能永遠這樣下去嗬/難道就沒有一個人/敢冒一次險/難道他們真的是愚昧無知的/難道貧窮和極端的絕望/使人們倦於生活了嗎”（《村莊》）。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那首著名的《殯儀》，詩中寫道，一位勞苦一生的農民死了，但他沉重的家庭重擔卻使得他不能獲得真正的安息，他的陰靈還念念不忘家中未了的事務：“他將用他那紫色的手/撫摸那還沒有編好的籬笆/他將用那魚肚白的眼珠審視/那菜畦裏的菜是不是被夜霜打蔫了菜心/他將用那寂滅了的耳朵諦聽/畜棚裏那條病了的老牛是否睡得安穩/那些老鼠是不是又在搜索甕底的餘糧。”甚至，他還會托夢給他的家人說：“那邊，在屋後的山坡上/古鬆樹下，幾十年前，曾經有一個行商/埋了一甕銀子在那裏”，“你從倒地的樹影的梢頭，挖下三尺深/你就可以得到那甕銀子/此後的生活/就不用愁了……”在這首詩裏一位老農的聰明與愚昧、偉大與渺小是如此渾然地融為一體，他喚起你無盡的同情，也引發著你無盡的憂思。聶紺弩讀了這首詩後，就不無激動地寫道：“這‘自私’的農民！誰會這樣剔出過農民的精魂？誰又曾看見農民的連死也不能完了的悲哀！”
抗戰勝利後，彭燕郊又重返桂林。1946年起為《廣西日報》編輯副刊《現代文藝》，第二年7月因參加反饑餓反內戰的民主運動而被捕入獄。重返桂林及被捕的近兩年中，詩人對現實政治有了更深的感受，此時，他為我們留下的詩篇也顯出了一股熾人的憤懣之氣，這是一塊堅硬的石塊所發出的叫喊：“多少日子以來我壓抑自己，/我沉默，硬殼果裏的果仁般的沉默/沉默裏，我諦聽自己/像從大腦的皺折裏諦聽湖水的聲音”“我沉默，我的血液/在憤懣裏沉澱，聚集了更多的憤懣”“我沉默/因為我要用行動/使這個世界從混亂走向和諧。”（《叫喊的石塊》）在獄中，詩人寫道：“冤魂，多麼虛無縹緲/但人們常常談論冤魂，因為冤魂是複仇的化身/燈蛾，多麼軟弱，/多麼小/但人們愛燈蛾，因為它為熱愛光明而付出生命/能夠在大災大難裏/一點一滴地把自己凝聚起來/使自己堅固如岩石的/是人/人，知道自己站在什麼位置上/人，知道自己走在什麼樣的悲壯的道路上/人，所以比動物更高/人所以是人！”（《人》）如果說彭燕郊在此以前的創作都是社會生活事象的描繪和感觸，那麼此時的創作則轉而為政治情緒的宣泄和個人感念的直接抒發；如果說以前的彭燕郊是冷峻和堅韌的，那麼此時的詩人則在冷峻和堅韌之中新添了奮勇和熱烈。對於一位詩人來說，創作風格的變化是他獲得新的人生感念、尋覓新的藝術之路的標誌，可惜的是在於，當時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急劇的變化已經使得他無暇顧及這樣的藝術問題了，還有更多的更重要的問題——生存的問題、政治立場的問題需要他作出自己刻不容緩的回答，所以說彭燕郊也並未在新的藝術道路上更充分地展開他自己。
在度過了將近一年的獄中生活之後，忽然傳來了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大赦政治犯的消息，這樣彭燕郊得以出獄。1949年他經香港到了北平，開始了人生當中又一段全新的生活。新中國成立後，彭燕郊先後在北京、長沙等地擔任編輯工作、教育工作。1955年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捕入獄，“文化大革命”期間再次受到批鬥，這樣，除50年代的少許時間外，詩人彭燕郊幾乎就與詩絕緣了。冬青再一次開花，已是在20多年以後的1978年了。
如果說彭燕郊以他的詩歌創作體現出了冰封雪凍時節的剛勁和堅毅，那麼對另一位七月作家呂熒來說，這種剛勁和堅毅則主要體現在他為人處世的個性和人格上，也體現在他為中國新文學理論建設和中國新文學批評活動的開展而矻矻耕的執著上，可以說，這是又一棵“開花的冬青”。
呂熒原名何佶，1915年10月25日生於安徽省天長縣新何莊，父親為地主，家庭經濟條件不錯，因而他同彭燕郊一樣有機會接受良好的啟蒙教育，甚至也有條件度過比彭燕郊更長的學校教育的時光。1922年呂熒7歲，在家中的私塾發蒙念書，一方麵，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約束著他，另一方麵生機勃勃的大自然也誘惑著他，——像許多同年齡的小孩子一樣，呂熒一有機會就跑向田野，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在藍天白雲的覆蓋下盡情地玩耍。千萬不要小看這一段自由散漫甚至是調皮搗蛋的經曆，因為一位未來優秀的文藝理論家的靈性就是在這自然的陶冶中默默形成的，少年胡風不就是在故鄉湖山的懷抱中開始感悟生命的什麼？從教育情況來看，呂熒也較為正規：私塾之後，1928年他被家人送往南京讀小學，第二年又徑升南京中學，1935年呂熒中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北京大學曆史係。這一係列的教育經曆都為呂熒成為一位嚴肅的學者提供了保證。
呂熒在少年時代就表現出了對文學的濃厚的興趣。中學時期他已開始了詩歌創作和散文創作，同時對魯迅和一些蘇聯作家的小說愛不釋手。考入北京大學後，雖然學的是曆史，卻積極參加了學校內的文學活動，他是學生社團“浪花社”的成員，並參與創辦了《浪花》文藝期刊。與之同時，他又並沒有拘泥於書本知識的學習，對社會政治也表現出了較大的熱情，“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遊行、演說，顯得格外的活躍。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南下武漢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不久又與羅烽結伴奔赴延安，隻是因為道路阻隔，交通困難，才暫時去了山西臨汾從事抗日工作。這一路的經曆大約又可以證明呂熒雖是來自“學院”，卻並無學院知識分子的迂腐和刻板，而是保持了與時代生活的緊密聯係，保持了一份關注生活、投入生活的熱誠，從這一點上看，他又與大多數的來自田間的七月作家有了共同的精神追求，尤其是與七月派的理論主帥胡風有了更多的共同話語，——說來有趣，從早年喪母、省城念書到考入北京大學，七月派的這兩位理論家——胡風和呂熒還真是頗為相似呢！
但更為相似的還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同胡風一樣，呂熒也不是憑空架構自己的理論體係或直接介紹、移植外來的理論成果而成為文學理論家的，他的文學理論工作也是從對具體的中國文學現象的感受和分析中開始的。可以說，中國新文學的創作實績才是他後來建構自己的文學理論的真正的基礎，無疑，作為一位中國的文學理論工作者，這樣的成長過程本身就包含了更多的真切的藝術體驗，較之於某些從譯介西方文學理論而走向成熟的理論專家，胡風、呂熒的文學理論框架可能不一定十分嚴密，但卻可能揭示更豐富的更屬於中國文學自身的規律性現象。
並且同胡風一樣，呂熒的文學視野也是由魯迅打開的。是魯迅的小說創作激發了呂熒從事文學批評的熱情。1936年11月19日魯迅——中國文壇上這顆燦爛巨星隕落了，當時正在北大念書的呂熒和許許多多文學青年一樣，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從中學時代開始，呂熒就對魯迅小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在最早的時候也是似懂非懂的，但魯迅仿佛是具有一股神秘的磁力，他深深地抓住了這位少年的心。魯迅的逝世對呂熒好像又是一種催促，他決心要以自己的方式來紀念自己心中的文學大師。一個月後，他寫成了長篇論文《論在藝術方法上的魯迅》，這篇文章試圖從藝術方法上來認真總結魯迅作品的藝術史遺產，選題本身就顯示了這位年僅21歲的文學青年的獨特的批評目光，而這個選題對研究者藝術感受力的較高要求也說明了呂熒對他自己能力的自信。論文完成後，呂熒將它寄給了上海當時有名的大型文學刊物《作家》，不幸的是一個月後便收到了刊物的退稿，主編孟十還認為論文實在太長了，刊物沒有這麼多的篇幅。呂熒並沒有灰心，第二年1月又把它寄給了上海的另一家知名刊物《文學》，這回卻沒有了消息，幾經催問，寄來的還是退稿，據說還是因為篇幅太長，呂熒很有些失望了。但就在這時，胡風在上海編輯的《工作與學習叢刊》誕生了，從1937年3月起，每月一輯。懷著最後的一線希望，呂熒再次將論文寄了過去，同時寄去的還有剛剛寫成的另一篇論文《田間與抒情詩》。在信中，他忐忑不安地寫道：
當你接著這兩篇東西的時候，因著這個陌生的名字和突兀的舉動你會感到驚訝吧！
你是不認識我的，也許還是第一次看見我的名字，不過你的論文對於我是十分熟悉的。你的深湛的文學修養使我感觸到一種親切的印象，並且使我決定了這個突兀的舉動。
這兩篇東西寄給你，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無情的、嚴厲的批評，並且我相信，你是不至於使我失望的。
果然不負所望，胡風回信了，信中就兩篇論文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雖然文章仍然沒有發表，但看得出來，對於一位陌生人的來信來稿，胡風是盡心盡責、一絲不苟的，僅此一點，就足以令人心服口服了。從閱讀魯迅小說到評論田間詩歌，呂熒一步一步彙聚到了七月派共同的文學追求中來。
像其他的七月作家一樣，呂熒從此建立了與胡風的通信聯係，從上海到武漢，這樣的通信始終伴隨著胡風的行蹤，追踵著《七月》的輾轉遷徙。
1938年初，剛剛到達武漢的呂熒找到了當時正在武昌的胡風，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麵。呂熒帶來了兩篇作品，一首詩和一篇文論，胡風當即閱讀並發表意見，結果詩由呂熒帶了回去，而文論則被胡風留用了。這就是1938年3月16日《七月》2集5期上的《向著偉大作品的進行》（署名倪平）。在這篇文論中，呂熒結合高爾基的論述，闡明蘇聯的許多優秀的作家都是從血的戰鬥和死亡之中步行過來的，學習生活雖然十分困難，但卻是最基本的一課：“現實主義的文學工作者必須要學習抓住生活的能力，”“我們現實主義的文學工作者，決不逃避生活，決不在現實麵前，任何困難麵前退縮。”這種胡風似的“手觸生活”的藝術主張讓我們的文學更加注意保持與人生的切近的距離，更加注意對生存真相的揭示，這對於反撥幾千年中國文學的“瞞和騙”傳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向著偉大作品的進行》可以說是初步顯示了呂熒文藝思想所具有的七月派式的現實主義品格。
這年初夏，在武漢的呂熒第二次拜訪胡風，正巧胡風不在，他彬彬有禮地同梅誌交談了一會就起身告辭了，臨別他留下了一篇小說，說：“希望胡先生看看，不好就不要用，不必退還了，我就要離開武漢。”
呂熒所說的“離開武漢”就是與羅烽一起北上去延安。1938年呂熒患了嚴重的肺病，他隻得離開抗戰第一線去大後方治療，這樣他又到了四川，在成都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醫院。1939年7月，經過胡風的多方策劃，《七月》在重慶複刊了，這份引人注目的雜誌迅速傳遍了大後方，正在成都治療的呂熒非常激動，待病稍好一點，他就與胡風取得了聯係，隻是由於身體虛弱和連續不斷的日軍轟炸，他暫時沒有機會去重慶了。不久，他決定還是去昆明，四季溫暖的春城有利於他的康複，而且還可以與西南聯大的許多北大同學互相幫助，從事點翻譯工作。臨行前他將自己的行蹤寫信告訴了胡風，還特意申明說自己從此將換用筆名“呂熒”。
春光明媚的昆明果然讓呂熒的身體慢慢地好了起來，他隨即在西南聯大恢複了學業，這使得他有了進一步學習深造的機會，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與翻譯。在昆明，呂熒與遠在重慶的胡風頻頻通信，討論詩學與翻譯上的許多問題。更重要的是，呂熒完成了確立他文藝批評家與翻譯家地位的三件大事，這就是重寫關於田間的詩論，修改關於魯迅的評論，翻譯盧卡契的文論《敘述與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