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為戰事所逼的胡風入川抵渝，約兩年半以後的1940年5月，他又為了抗議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再度挈婦將雛南下貴陽。在胡風初涉大後方重慶文壇的日子裏，《七月》繼續昂首文壇，七月派的新老作家們繼續思考和探索著中國新文學的發展道路。我們不妨將這一時期的七月派的存在稱為“重慶前期”，以區別於1943年胡風重返山城創辦《希望》的“重慶後期”。然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樣的概括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七月派作家都必然經曆了這樣一個創作階段，也不是說納入本章敘述的七月派作家僅僅就隻存在於這一“重慶前期”，就如同本書的其他章節一樣，我們仍將比較完整地追蹤這些作家的人生與創作曆程，納入本章的作家，主要是考慮到他此時文學活動的重要性以及與《七月》的關係程度，當然也考慮到了某些敘述上的方便，從宏觀上作出這麼一個階段性的概括，有利於我們更恰當地描述此時重慶文壇的基本形勢對於胡風及整個七月派成熟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溯長江而上，經夔門過三峽便到達了被崇山峻嶺所包圍的四川、重慶，這便是大中國的內陸腹地。抗戰時期，正是這塊偏遠、封閉而膏腴的土地阻擋了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保存了中國現代文化的精華。踏著“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進入中國的“腹地”對於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而言，這既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不屈的抗爭。
有意思的是，跨入了第三個十年的中國新文學似乎也在此時抵達了它崇山峻嶺中的內陸腹地。此時的人們麵對的已不再是要不要白話文學、要不要譯介外國文學的問題，曆史催促我們的文學家對自己的選擇、對新文學20年來的曆程作出深刻的反省，時代的發展要求人們緊急回答：未來的中國文學該往何處去？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基點究竟應當是什麼？
胡風和許多的七月派作家們都先後向這兩個“腹地”挺進了，而這兩個“腹地”又都是那樣的地形複雜、道路崎嶇。
胡風人蜀就是頗費周折的。
三峽就不好過，未經整治的湍急的航道、落後的交通工具，加之戰事，無數蜂擁人川的“下江人”塞滿了狹小的客船，雖然有朋友們的一路照拂，胡風一家還是吃盡了苦頭，遍嚐了“蜀道”的艱辛。所以，當他們用22天的時間走完了原來隻有四天的路程，終於踏上朝天門碼頭的沙土之時，胡風的心頭也禁不住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動。
然而更艱巨的生活考驗才剛剛開始。初到重慶，胡風的職業還算解決得順利，先是受聘為北碚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接著又兼職於國民政府的國際宣傳處，隻是這兩個單位，一在市區一在郊外，相去競有半天的車程，來回奔波十分辛苦。更讓人頭痛的還是他們一家人的居住問題，先是暫住在磁器口街的永華旅館，為找房子到處奔波也沒有收獲，梅誌臨產而市區醫院又人滿為患，結果曉風竟生在了旅館裏。孩子剛一落地就遇上了空襲，一家人隻能擁在一起聽天由命了。第10天的半夜，可怕的“川耗子”竟又對這位可憐的嬰兒大舉進攻，滿頭滿臉都留下了爪痕。產後虛弱的梅誌吞咽著旅館裏粗糙的飯食，也落下了慢性胃病。後來好不容易在上清寺找到了一處閣樓，但又因為無法承受連續不斷的空襲而隻得放棄。1939年6月，胡風一家遷往郊區北碚，先後在帥家壩和東陽鎮石子山佃房居住。在這裏，他們又不得不與豬圈為鄰，與虱子、老鼠共室，接著還招來了“梁上君子”，一個晚上就竊走了他們價值三四百元的衣服。而且禍不單行，遠在市區的國際宣傳處正告胡風須“按時辦公”，複旦大學也公布了新的規定：兼職教授必須簽到。要做不用簽到的專任教授則必須加入國民黨。顯然，家住北碚的胡風根本不可能去市區“按時辦公”，他隻有辭職；為一個教席而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這同樣是胡風所不能接受的。就這樣，幾經折騰之後，胡風還是失業了，一家人的生存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幸好在這以後不久，經過中共的強烈要求，國民黨成立了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又由周恩來親自提名聘任胡風為主任委員，算是暫時解決了他一家的生活問題，盡管空襲、肮髒和老鼠依舊，而生活拮據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每當淒冷的深夜，胡風獨坐窗前，入蜀以後的種種感受總會襲上心頭，讓他慨歎不已。真是：
碧雲天外有烽煙，劫裏山河又一年。
莫向棘源村外立，長空無極夜無邊。
但是胡風，這位“從田間來”的硬漢子卻從來沒有為困窘不堪的生活所屈服，從踏上艱難的入蜀之路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斷營造和充實著自己的精神世界，似乎是要以精神世界的富足來補償物質世界的貧乏。在小城宜都，在人川的客輪上，在潮濕的小客棧裏，胡風抓緊一切機會埋頭讀書、寫作，讀蘇俄文學，讀抗戰以來的中國文學作品，在閱讀和思考之中，胡風的現實主義文學觀進一步地成熟和充實了起來，他對中國文學現狀的理解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深。比如他感到，討論文學的“典型”問題不應當拋開“作家底對待對象（題材）的態度，作家的主觀和對象的聯結過程，作家底戰鬥意誌和對象底發展法則的矛盾與統一的心理過程。”這預示著胡風已經將主觀戰鬥精神引入到對文學的理解和發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