僂傴著腰
匍匐著屁股
堅持而又強進！
四十五度傾斜的
銅赤的身體和鵝卵石灘所成的角度
動力和阻力之間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麵，和天空和地麵之間的人
底昂奮的脊椎骨
《纖夫》而這纖夫拉著的就是中國：“中國的船啊！/古老而又破漏的船啊！”“這動力是/創造的勞動力/和那一團風暴的大意誌力。”
沉默也是一種緊張的思考，它包含著內在情感的激蕩，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所以說，阿壟的社會批評又是激越悲憤的：“唉，這些人……/見了真的狼，像綿羊/見了綿羊以及麇鹿卻又這麼高興做真的狼……”“可悲的不是奴隸底重荷，不是；/可悲的無恥的奴才甘有的賤骨/而且那麼樂於被主人慫恿去打擊他底骨肉，叛變的兄弟……”“我用不著為他們悲哀的，他們掘成自己底墳，頂好，/頂好掘得更多更快更深；/我底悲憤在：他們到底要多少萬人殉葬？”（《寫於悲憤的城》）
除了詩歌創作之外，阿壟還致力於詩歌理論的建設和詩歌批評活動。1939年阿壟寫下了他的第一篇詩評，《希望》創刊後，阿壟在上麵發表得最多的作品便是詩論，這些詩論在1951年結集成《詩與現實》出版，足足有3卷，此外，他還在1948年寫了一本題為《人與詩》的專著，在1954年寫成了《詩是什麼》一書。所有這些文字加起來已經超過了140萬字，所以阿壟又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現代重要的詩論家的行列了。
阿壟將情緒和情感作為詩的最重要的特質。他以清醒的文體意識對詩的特質作了這樣的甄別性的定位：“和其它的文學形式不同，詩有詩底特質。其它的文學形式，如同小說、戲劇以及報告，要求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環境底在一個作者的完成；因此就要求一種形象底完成。詩不然，詩是詩人以情緒底突擊由他自己直接向讀者呈現的。”“由於詩主要是情緒的東西，並且是由詩人自己出來的之故，那麼，客觀世界底形象就不是絕對必要的了。”應當說，從情緒或情感的角度來確定詩的本質在中國現代詩論中並不算有什麼獨特，但如此充分地突出情緒情感的重要性，並與我們通常所說的“形象”區別開來，則不能不說是阿壟的創見。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現代新詩的發展的確遠遠沒有充分開掘人的現代情緒這一事實，如果我們時常為《女神》式的情緒之潮過早幹涸而惋惜，如果我們又已經意識到“形象”這一美麗的詩學術語實際上也已經在濫用中喪失了它的諸多特殊內涵，那麼，我們便應當承認阿壟關於新詩“情緒”的近於偏激的推重有其合理的一麵，並且會發現這樣的論述是深刻的：“形象是客觀主義，或者自然主義；形象是沒有生殖力的蜾贏，什麼地方弄了它底螟蛉來作兒子，暱聲呼叫‘像我呀，像我！’的；形象是主觀的情感貧弱，捉住一些外麵世界的浮光掠影就誇耀為七帝一樣偉岸的原始生命底創造的，而自己實則一無所有。”
阿壟不僅別出心裁地將情緒與形象作了文體學定義的鑒別，而且還將情緒與思想的互相關係作了同樣大膽的闡發：“詩底思想，首先是情緒的形式地的，通過它而表達出來；或者說，詩底說明力，是在那種感動力。一首詩所有的情緒底狀態，以及這情緒底方向，應該是而且正好是思想底狀態和方向。”“在一首詩，如果思想要求不是結合了情緒狀態而存在的東西，不是通過了情緒方向而表達的東西，那決不可能有震撼人底魂魄的強力，就得不到滿足精神的饑渴的效果。”這也就是說，情緒仍然是詩的根本，思想最終也是由情緒來包裹和牽引的。阿壟關於情緒與思想關係的這一論斷有著明確的針對性，這就是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詩歌的“智性化”取向，這一取向直接影響了40年代中國新詩“放逐情感”的主張，特別是影響到了“九葉詩派”的藝術追求。對此，阿壟卻有自己獨立的看法：“那樣的層樓高閣，那樣的琪花瑤草，也無非是空中的樓閣，無根的花草；那種無血無肉的，由於缺乏了真情也就缺乏著實感的，那不是詩。”在今天看來，阿壟的詩歌情緒說正是比較典型地表述了七月派的詩歌觀念，它與九葉詩派對“思想知覺化”“智性化”的強調正好構成了彼此的互補，阿壟和七月派試圖在壯大情緒之流中充實中國新詩的底蘊，而九葉派則是要在睿智的思索中提升詩的高度。
當然，阿壟所說的情緒和情感都有著鮮明的現實生活內涵，它絕不是超脫於當代生活的飄緲的意念或玄想，阿壟說：“沒有沒有花的林間的濃香、穀中的幽香、池邊的清香、雪裏的冷香的。無花之處的香，從有花的地方飄來。”“不把握活生生的現在，不可能於夢想的花果之中去接觸未來。”“有從芽看到花、從花看到果實的；有想望海市蜃樓而作長袍大袖的神遊於其間的。這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和那種未來主義的人們之間的分野。”阿壟這裏站在他所謂的現實主義立場上自覺地與現代主義詩歌劃清界限，這顯然不無某種藝術上的偏見，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30年代的現代主義新詩的確在脫離當代生活的道路上走人了自我束縛的困境，那麼也就可以理解阿壟的這種立場了。
而且，當政治的壓力已經滲透於個人的生存，當人的現實境遇不得不經常地受製於政治動向時，所謂人的當代生活體驗也必然包含著濃重的政治內容。阿壟說他所探討的問題僅僅隻有一個，即“關於詩，——或者關於人生和政治”。又說：“詩是赤芒衝天直起的紅信號彈！”詩和詩人的任務在於：“A。作為抗日民族戰爭底一彈；B。作為抗日民族戰爭底一員。”因為阿壟的“政治”生長於他艱苦卓絕、顛沛流離的真實的人生之中，所以它比我們後來看到的許多說教都更具體也更真切。在阿壟的詩論中，這就經常地被表述為“戰鬥”二字，“戰鬥”既是對現實政治的某種進擊，同時又寄寓著詩歌所特有的情緒要求：“詩是宣戰”、“詩本質地是戰鬥的”、“詩人不但要英勇地給敵人以決定的打擊，並且要艱苦地和內奸不斷地作戰”、“詩本來是一種富於戰鬥性的呼聲”、“詩人底口號必須是而且僅僅是戰鬥！戰鬥！第三個戰鬥！”
也是在這樣的對戰鬥的渴望中，阿壟特別欣賞詩的力量的美，他說：“詩是一團風暴的進行”、“詩是複活的偉大力量”。他十分生動地為我們描繪了這樣的詩的風暴：“當風暴來了的時候，枯木連根從土地一拔而出，黃葉連枝從森林一掃而空，巨大的岩石也高高地飛起雲中，然後再從那雲中作一瞬萬尺的急降，把自己跌得粉碎化作四麵飛進的火星，也打爛了那個正和它接觸的哲學的禿頭。”他甚至認為，對於詩歌而言，“力的排列”要比“美的排列”更重要。這話似乎不無偏激，但卻又一次觸及到了中國新詩的脆弱所在——受到中國古典詩詞美學理想的影響，中國現代新詩尤其是一些走著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道路的中國新詩實際上都建構著一種褊狹的“美”，即重自然之美輕社會之美，重陰柔之美輕陽剛之美，重妙悟之美輕思索之美，重婉轉之美輕鏗鏘之美，重古雅之美輕現代之美，重寧靜之美輕運動之美。引入“力的排列”的確有助於衝擊這類的“呻吟語”。阿壟說，嗚咽的流泉、朝陽下的露珠、唱和的小鳥以及綠枝下披發徘徊的人都“僅僅是呻吟”，而“詩不是呻吟，沒有呻吟”。他又由此對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著名的“境界”說提出了大膽的置疑，他認為“所謂境界，幾乎純然是一幅靜物畫了”，“這裏的理想隻是士大夫頭腦中的空中樓閣，這裏的寫實隻是高人雅士們底身邊花絮；和我們所理想的寫實主義尤其和我們所要求的理想主義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人是動力學的，生活是動力學的。”
可以說，阿壟在詩歌理論上的這些創見都來自於他作為一位優秀詩人的長期的實踐感受，也出自於他作為詩界中人對中國新詩發展現狀的真切體察，因為是這樣，他的諸多“詩說”也實實在在地與一位純理論家的思辨性的建構大不相同了。阿壟的詩論是真正關於“中國新詩”的詩論，也是富有曆史意識的詩論。我感到，就其本質來說，阿壟其實無意營造起一座多麼博大而高深的詩學體係，他主要是特別關注中國新詩發展的現實，是為了解決中國新詩發展的若幹現實問題而逐漸提出了自己的詩學見解，所以說，阿壟不僅有一般的詩論，也寫作了大量的詩評，而且這些詩評往往都能切中肯綮，其精辟獨到之處絕不亞於他對一般詩歌問題的討論。比如他評論冀、訪說：“他底詩，有著它底間息的特別的蟄期和花期，並不是那麼長流不斷的。忽然寫得很不好，而又突然會極好。”他評論綠原的早期創作中“有著這麼一種的透視的力量和求真的信心，才粲然而笑地從這一個終點看到了另一個起點的。”寥寥數語，卻總能撥雲見日，這就是阿壟詩評的魅力，七月派的許多重要詩人如艾青、綠原、冀澇、化鐵、魯藜、孫鈿、天藍等都曾進入阿壟評論的視野，因而阿壟的批評事實上也成了七月派詩歌的一次自我的總結。
阿壟對詩的這些真知灼見在那個到處通緝他的社會尚無法公開結集出版。杭州解放了，阿壟受迫害的精神也似乎解放了，他滿懷喜悅地走上大街去張貼街頭詩，這是一位詩人特有的慶祝勝利的方式。1949年7月，他懷著同樣的心情赴北平參加了第一次文代會。接著，又在魯藜、蘆甸的幫助下就職於天津文聯，算是結束了數年來的“無業遊民”生活。隻是好景不長，他先後發表在天津《文藝學習》、上海《起點》上的文論都遭到了《人民日報》有關文章的批評。看來，一位詩論家的真知灼見在這個新的時代競也出了“問題”，阿壟一時間真有些不知所措了，當然，他萬萬沒有想到，對他的批判實際上已經為批判胡風，瓦解七月派埋下了伏筆。
在沉默中，阿壟繼續以堅強的毅力從事著詩論寫作，他的《詩與現實》3卷在1951年出版了，雖然此書已無法在報上宣傳，幾乎等於遭了禁止。1954年又出版了《詩是什麼》，還完成了文學評論《作家的性格和人物創造》，在精神壓力當中，阿壟顯得格外的勤奮，這又似乎是他一貫的個性。
但是，就是這樣的默默的耕耘也終於是不可能的了，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事發，阿壟被捕入獄。除了“胡風分子”的罪名外，他還獲得了另外兩份“殊榮”——國民黨特務和反動軍官。一位長期受到國民黨追緝和迫害、又長期從事中共地下情報活動的老革命，競忽然成了特務，成了反動派！
阿壟帶著妻子張瑞訂婚時送給他的一對戒指走進了監獄，在那個寒冷的年代裏，隻有妻子的這份遺物才能給他些許的溫暖，不幸的是我們的詩人再也沒有能夠帶著這份珍貴的情感記憶走出監獄的大門了。阿壟在獄中一關就是10年。有意思的是，在他被關押的第10個年頭，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才宣判了12年的刑期，準備提前釋放，卻又一直沒有釋放。
1967年，獄中的阿壟骨髓炎病發，於3月21日與世長辭。
和阿壟一樣創作伴隨著七月派始終，最後又以胡風集團“骨幹分子”身份入獄十年的還有賈植芳。
賈植芳是胡風的老作者了，但是在1939年的重慶，他才有機會見到了這位扶持過自己的前輩。那是在11月的一天上午，賈植芳躺在與幾位留日同學合住的《掃蕩報》社的宿舍裏，忽然聽見門口傳來了濃重的湖北口音：“請問，這裏有一個賈植芳嗎？”他睡眼蒙矓地望著門口，隻見一個體格寬大的陌生人站在那裏。這時早起的幾個在新聞界工作的同學已經發出了驚訝而興奮的喊叫：“胡先生，你來了，請進！”賈植芳這才明白，原來這個陌生的來客就是與自己通信多年的大作家胡風！剛到重慶的時候他就給《七月》寄了稿子，但因為不願巴結名人，他從來沒有動過前去拜訪的念頭，就是這回投稿，他也沒有將自己所在的報館地址寫清楚，結果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胡風竟然自己費盡辛苦地一路找了過來。賈植芳手忙腳亂地穿衣起床，一件已經辨不出顏色的布軍衣胡亂地裹上了自己又黑又瘦的身體，那情形真有些落魄不堪。胡風默默地注視著，眼角有些濕潤，他顧不上什麼客套，立即從長衫口袋裏摸出一疊鈔票不容分說地塞在了賈植芳手裏：“這是二十元，你過去在前方給《七月》寄稿子來，還存有一點稿費，因為給戰地寄錢不便，還在我這裏，現在我帶來了。”幾句樸素的話語深深地打動了這位正掙紮於貧困線上的青年作家。幾十年後，他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這一場令人驚喜的會麵，並且深情地追述說：“胡先生的這次來訪，使我很激動，也使我親身體會到他的熱情和純真的為人品質和作風，他完全是一個平民化的知識分子的樸素形象。這也可以說，就是我們真正訂交的開始。”
賈植芳與胡風的真正訂交是在1939年的重慶，不過他自覺彙人《七月》陣營卻是在1938年的武漢，而像其他七月作家一樣探索人生、獻身文學的日子則更早。
1916年10月，賈植芳出生在山西襄汾縣南候村一個不平凡的地主家庭。說它“不平凡”是因為賈家雖是山村之家，卻絕無一般鄉紳家庭的狹隘和保守，相反冒險反倒似乎是它世代相承的家族性格。賈植芳的曾祖父就闖出娘子關到了北京城，先經商後從軍，十年後趕著毛驢衣錦還鄉，煞是風光。賈植芳的祖父也進京當了學徒，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緊要當口舍身護店，東家大為感動，竟將整個店鋪拱手相送。賈植芳的伯父先是在北京琉璃廠一家古玩店當學徒，後來又受雇於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因為精明能幹又忠誠勤奮，當上了山東公司總經理，賈家有了這個財大氣粗、眼界開闊的總經理，可真是鋪通了一條走出山村的通衢大道，賈植芳和他的大哥賈芝能夠最後出門念書、求學深造就多半得力於這位伯父的支持。
但更重要的卻在於這樣一個奇特的山村家庭其實已經用自己生動的家族史為後代子孫樹立了冒險進取的榜樣，這個家庭在事實上也將默默地容忍著某些不安分的性格衝動。賈植芳在幼年時代就表現出了這樣的“不安分”。有一次，小學校裏的先生要求大家背誦課文，其中有一句是模擬狗叫聲“汪汪汪”，隻有三聲，但賈植芳卻使勁地叫了六聲，惹得全班同學哈哈大笑。上初中以後，賈植芳開始投身到學校的社會活動當中，桀驁不馴的反叛性格進一步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反日風潮席卷全國，年僅15歲的賈植芳正在太原念初中，他參加了學校的罷課，又和其他同學一道，舉行了包圍國民黨省黨部的示威遊行，就在這次遊行過程中，一名中學生被軍方開槍擊斃。1932年，賈植芳初中畢業，到北京崇實中學讀高中，崇實是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清規戒律甚多，賈植芳不甘寂寞經常參加外界的社會活動，思想激進，結果終於為校方所不容，遭到開除，這一學業上的“汙點”使得賈植芳在北京繼續求學也成了一件難事。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深受思想迫害之苦的賈植芳十分激動，他彙人了示威遊行隊伍，散發傳單，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未曾想，這活躍的身影已經引起了當局的密切注意，就在運動結束後沒幾天，幾個警察找到了他寄居的梅園公寓，賈植芳被捕了，一位19歲的中學生，不得不接受那本來不應該屬於他的鐵窗生活。當然他也沒有料到，從這一天起，自己以後漫漫的人生道路竟然會一次又一次地伸向這暗無天日的牢獄，而且這像惡魔一樣擺脫不掉的牢獄都是那麼不公正，充滿了那麼多始料不及的陰謀和詭計。
誰讓他這麼“不安分”呢！
這份性格當然早被他那位腰纏萬貫的伯父看在了眼裏。當年對於生性“頑劣”的賈植芳，他就有自己的主張——讓他去販賣鴉片。隻是因為賈植芳母親的懇求，他才勉強答應供他讀書，今天終於出了事，思來想去，他決定為侄兒安排另一條人生之路：出國留學，因為，以自己豐富的閱曆他知道，像侄兒這樣的性格在中國這樣的專製社會上是注定要四處碰壁的。就這樣，在入獄三個多月後，賈植芳被伯父用1000元銀洋和50兩煙土贖了出來，等待他的國家是東鄰日本。伯父讓他去日本學點謀生的本事，並且臨行前，還特地交待了兩條戒律：（1）不能搞政治；（2）不能娶日本老婆。
賈植芳是1936年夏天到日本留學的，從他到達日本以後的表現來看，伯父的兩條戒律僅僅隻恪守了後麵一條，而前邊最重要的一條恰恰被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賈植芳就讀的是東京日本大學，但卻沒有按照伯父的意願選擇金融、醫學這樣富有現實意義的專業，他還是自作主張地進了社會專修科，社會政治問題仍然最能牽引他的興趣。他也並非埋頭書海，像在北京的時候一樣，他還是繼續“不安分”地廣交朋友，積極參加中國留日學生的各種活動。他先後結識了鬱達夫、郭沫若等知名作家，特別是與一些留日學生如任白戈、張香山、覃子豪、林林、王亞平等來往密切，左聯在東京舉行文化活動他都積極參加。李春潮、李華飛、覃子豪等一些朋友辦起了雜誌《文海》，賈植芳擔任了編委。因為思想左傾，這份雜誌剛剛出了一期就被東京警視廳沒收了。由此，賈植芳成了日本警察跟蹤盯梢的對象。看來，“不安分”的性格並非隻是封建主義的中國不能容忍呀！
在日本求學，除了閱讀西方現代哲學和社會學著作外，賈植芳最大的收獲便是通過英文和日文接觸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盧梭、伏爾泰、巴爾紮克、莫泊桑、肖伯納、王爾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阿爾誌綏夫、安德烈夫、迦爾洵的創作以及一些日本文學。世界文學絢麗的畫廊打開了賈植芳的視野，激發了他創作的熱情。位於神田區的內山書店專營中國新出版的圖書，賈植芳經常前去關心國內的文化動態，他自己也開始以自己在國內的一些生活體驗為素材構思小說，寫那三個月的獄中生活，寫出獄後的種種見聞。這並不是他第一次走向文學的世界，早在1928年他讀初中的時候，就曾在《山西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章回小說《古堡笳聲》，後來又在《太原晚報》上發表了《一個兵的日記》，在北京讀高中的時候，他又寫了不少的小說和雜文，分別發表在北京的《京報》、《世界日報》，天津的《大公報》和上海的《申報》等處，充分顯示了一位“早慧”作家的風采。不過，那些時候的創作似乎更帶著少年人的意氣和衝動，今天則不同了，今天的賈植芳已經蹲過中國的監獄，已經熟讀了更多的中外文學名著，已經有了重新審視人生的眼光和立場。就在1936年底，他完成了一篇重要的小說《人的悲哀》。第二年初，他在內山書店裏讀到了剛剛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它的編輯風格和作者陣容都讓賈植芳倍感親切，於是他將《人的悲哀》投了去，結果不到兩個月，小說就發表在了《叢刊》第四冊上，與刊物同時收到的除了30多元日元的稿費外，還有編者胡風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來信。
《人的悲哀》是賈植芳在著名文學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它描述一個有理想的青年出獄後在一家麻布店閑居時的見聞。顯然，這樣的經曆包含著賈植芳自己在北京的諸多真切的感受。麻布店裏彙聚著一撥寂寞、無聊而庸俗的人們，能夠對他們麻木的人生稍有刺激的是門口偶爾經過的落魄不堪的“打閑者”。店鋪幾近歇業，掌櫃早出晚歸，整日混跡於煙館、妓院等交際場所，但時不時地還對我這位閑居者露出市儈的嘴臉。小說中所描寫的生存環境的荒涼，令人倍感窒息：“大家低著頭，因為光和冷的壓迫，眼睛迷惘著，薄的棉袍子實在抵不住侵來的寒冷，彼此有點抖擻，無形間愈湊愈近，漸就擠成一團，互相尋取著溫暖。眼睛有時溜向寬闊的柏油街心，太陽尚未照臨它；沒有車，冷風在上麵寂寞的呼呼，破紙隨著飛揚，陰慘，醜惡，好像被遺棄的古舊廢墟的曠荒街道。陰沉，寂寞，無聊和苦悶在每個心上緩緩地爬著，糾纏著，生命繼續在這裏像是多餘和累贅。”在對荒涼人生的觀察中，賈植芳還忽然產生了一種荒謬感：一隻為別人馴養的老羊，時常例行公事地從店鋪前“態度軒昂地”走過，它的身後總是跟著一大群的同類，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那溫順的腳步是一直伸向屠宰場的。作者寫道：“我真是吃驚了，這簡直是羊群裏的一位縉紳，至少也該是個善公，但一方麵又不敢置信，因為生來是羊，曆史上和自然史上寫著，那全盤大功用是供給高等動物做食品的，或鮮吃，或裝在罐頭裏藏著吃，怎麼能泰然自若呢？而且那壽數也大概已經不小，這樣老而整潔的動物，我似乎也曾看見過，那是教堂裏的外國牧師。”在這裏，老羊溫順與欺詐的奇妙組合，還有追隨著它的羊群渾然不覺的生存荒謬都與人類自身的種種境遇聯係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