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我”終於從這樣的生存環境中掙脫了出來，那天夜晚的火車已經將“我”拉離了那讓人苟安的避難所。這也是賈植芳對固有的生存環境的清醒的認識，是他對伯父所設計的人生避難所的一次精神的叛逃。
賈植芳果然從那狹窄的貌似安閑實則荒謬的避難所中逃了出來，他來到了碧水藍天的廣闊天地，心胸也變得格外的寬廣。1936年，西班牙人民反抗獨裁者佛朗哥的聲音傳來，日本社會黨積極組織著支援西班牙人民的亞洲縱隊，群情激奮：“打倒佛朗哥，保衛馬德裏。”中國公民賈植芳也積極報名參加，此時，他似乎超越了窄小的民族界限，嚐試著以前所未有的“世界眼光”來打量人生和社會，如果不是援助計劃最終遭到了日本當局的阻撓，賈植芳叛逆的身影就將活躍在西班牙的戰場上了！
不過，中國自己的戰場卻很快向賈植芳發出了召喚。
第二年7月7日，抗戰爆發。憂心如焚的賈植芳於兩個月後，帶著幾箱外文書籍乘船返回上海，但途中傳來了上海淪陷的消息，他隻得隨船轉抵香港。伯父得知他擅自回國的情況之後，大為光火，連續來信勸他千萬不可回國。這一回，伯父又利用他的影響替賈植芳設計了未來的避難所，要麼留在香港念大學，要麼轉赴歐洲留學，所有費用均由他承擔——他顯然對侄兒的叛逆意識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賈植芳在廣州報名參加了“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特別訓練班”。訓練班係國民黨政府為了吸引海外歸國人士參加抗戰而舉辦的，對於剛剛回國、急於獻身抗日的賈植芳來說當然頗具吸引力，於是他到了南京，以後又隨著訓練班曲折輾轉，由南京到廬山再到江陵，最後於1938年初到了漢口。在一個封建官僚主義的製度下，任何領域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成為權力較量的戰場，這個為抗戰而舉辦的訓練班也充分體現了“黨國”的特色，結業分配之時，但凡接近或參加了國民黨的學員，或者頗有政治背景的學員都給分到了大後方，且冠以少校、中校軍銜，相反，與國民黨關係疏遠或者被懷疑與共產黨有關係、思想左傾的則要被送往前線，軍銜也低很多。思想激進且桀驁不馴的賈植芳自然被劃入了後一類人員，1938年6月他被派往山西中條山前線，任國民黨第三軍第七師政治部上尉日文幹事，從事對敵的日文翻譯宣傳工作。
官僚體製的腐敗照樣也能在神聖的抗戰前線生長。“短期的軍旅生活，青年原是仰羨的，但腐臭的氣息，在中國是霧一樣以一種自然的狀態到處迷漫著，凝結著。”滿懷理想的賈植芳很快就厭倦了這烏煙瘴氣的所在，貪汙腐化、紀律鬆弛、勾心鬥角，這如何能成為一支強有力的抗日軍隊。賈植芳十分苦悶，倒是偶而間對當地遊擊隊的訪問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除此之外，最大的安慰便是給遠在延安的哥哥賈芝寫信，在信中傾訴自己種種的煩惱和痛苦，當然，也不時寫一些散文和通訊，寄給大後方的《七月》。在武漢的時候，賈植芳就給《七月》投過稿，那是一篇描寫初到日本見聞的散文《記憶》。有趣的是，雖然編者胡風與他已是“神交”已久了，且又在同一座城市，當時的賈植芳卻沒有動過前去拜訪的念頭，這或許是他特有的一點“傲岸”吧。隻是，他是《七月》的忠實讀者和熱心的作者，這一點卻似乎是任何環境都無法改變的。重慶時期的《七月》連續推出了賈植芳的好幾篇散文、通訊和隨筆，胡風還請他擔任了“七月社”的西北特派員，賈植芳與七月派的關係正是在這一時期確定下來的。
賈植芳在山西前線還不到一年，國民黨軍隊內部的清黨活動就開始了，他因為有“共黨嫌疑”而被不懷好意地通知調往洛陽學習，賈植芳感到了其中的蹊蹺，決定脫離這支部隊。於是他以探家為名，抽身而去，經西安轉赴重慶。
陪都對於賈植芳來說是陌生的，身無分文的他隻得賣掉了從家裏帶出來的一架德國蔡斯牌相機，用它換來的幾個錢寄居在一家小客棧的地下室裏，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偶然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留日同學謝挺宇，謝在《掃蕩報》當編輯，於是賈植芳暫時住進了《掃蕩報》社的宿舍裏。在這裏他給《七月》寄去了《嘉塵先生和他的周圍》，寫他在中條山工作時訪問一個八路軍支隊長的見聞，也是因為這個關係，胡風才找到了他，《七月》的編輯見到了他一位忠實的作者。
在同學的幫助下，賈植芳在《掃蕩報》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編輯該報的政治軍事版，這一版麵的主要內容就是國民黨正麵戰場上與日軍作戰的情況。可是沒過多久，賈植芳那“不安分”的激進思想就與封建新聞機構的種種規矩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最後他辭了職。
離開《掃蕩報》以後，賈植芳又在同學的介紹下再赴山西，任山西戰時新聞檢查處中校副主任，辦公地點是在陝西秋林，當時秋林是第二戰區長官公署及山西省政府所在地。但這一回又是“好景”不長，1941年春節，到秋林還不到一年的他又得到了同學傳來的密報：他已經成為國民黨當局懷疑的對象。於是，秋林不能再呆下去了，他隻得又到了西安。西安有他伯父的鋪子，但他已經不能忍受那種“避難所”式的空虛生活了，所以一個人住進了山西會館。會館裏經常住著一些前線潰敗下來的軍人，賈植芳偶爾也同他們合夥做點小生意，聊以為生，更多的時間卻是在閉門讀書、寫作。1941、1942兩年間，他在西安為我們寫下了讀書筆記《沉悶期的斷想》，小說《人生賦》、《剩餘價值論》和《我鄉》。
《沉悶期的斷想》記錄了賈植芳的一些思想片斷，其中不少的片斷是相當精彩的，如“一個年輕輕的有血有骨頭的人就躲進書齋，以著書立說為事，總是可怕的事。”“在這個世代，我覺得文字還不夠是一種真正的手段，用來報複自己所切恨與憎惡的。”現實生存的意義要重於人的文化活動，這是賈植芳文化觀念的重要內容，也是他認同於七月派“手觸生活”基本觀念的基礎。再如，他又說：“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神，但我同時也覺得自己是一個惡魔。我並不是馬基佛利的徒弟，我的簡單意思，就是和肉體存在的世界，一定要鬥爭。”這顯然又包含著賈植芳所理解的主觀戰鬥精神。
《人生賦》和《剩餘價值論》都是對戰爭年代青年知識分子人生選擇的觀照。重點描寫了他們的寂寞、苦悶、無奈和蛻變，其中的不少體驗都顯然是來自作者自己的流浪經曆。《人生賦》中的青年牙科醫生張大夫曾懷著美好的理想和遠大的抱負，“八一三”上海抗戰中，他沒有跟別人一同搬家逃命，而是留下來開辦傷兵醫院，為抗戰貢獻力量，但是戰爭卻逐漸殘酷地將他擠向世界的邊緣，先是被家人遺棄，然後又流落到重慶，在一家小旅館的地下室裏忍饑挨餓，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廉價賣掉了他心愛的德國相機，最後在西安，他開始融入“現實”，適應了“大家的共同景色：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天塌下來壓死大家。”然而就是這樣，他也難以避免遭人欺騙、被人出賣的命運，終於他說：“現在我沒有理想了，什麼也沒有了。”如果說張大夫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腐朽、殘酷的社會如何強迫個人放棄自己的理想追求，那麼《剩餘價值論》則展示了個人意誌力量的薄弱所造成的精神沉淪：主人公餘子固曾經也是那麼一個熱情而有理想的青年，他蒼白的麵頰上經常浮動著“堅定的微笑”，笑聲是“健康而硬朗的”，眼神是溫良而堅決的，“那一切仿佛便是希望的化身。雖然有時也發著所謂知識分子的憂鬱症，但這症候在他正像夏季偶有的雨天，很快就過去了，”然而，幾年後，他卻放棄這樣的單純和堅定，成了一位陶醉於物質生活享樂的“青年貴族”。抗戰以後，他進軍隊擔任了一個司令部的參議，但又與這樣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整日陷入到空虛的幻覺和精神疲憊當中。據說這位餘子固的家在山東也有一座洋行，很有經濟實力，這也多少讓我們想起作家賈植芳的家境，我們或許可以作這樣的解讀，《人生賦》體現了賈植芳對自身流浪經曆的某些反省和控訴，《剩餘價值論》又主要表達了他對自我的某些鞭策，餘子固媚俗之後的沉淪應當警戒他堅持走完自己的反叛之路。
從日本留學時期的《人的悲哀》到西安流浪時期的《人生賦》和《剩餘價值論》，賈植芳逐漸成熟起來的小說都選擇了國統區青年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這一主題，從而推動著由丘東平、彭柏山、曹白、阿壟等人所開辟的直接表現戰爭故事的七月小說的傳統向前發展，在以後我們又將看到，路翎正是沿著這一發展了的傳統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人生賦》和《剩餘價值論》是抑鬱、沉重的，而《我鄉》卻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故事。抗戰期間，“我”回鄉探親，故鄉親人們火熱的抗戰鬥爭極大地感染了他，賦予了他“人生和戰鬥之勇氣”，也促使他重新發現了生命的意義：“對於生命的設想，是不應該茫然和憂鬱的，應該挺身高歌，呼喊生命的愉快和偉大。”
1943年，在西安，賈植芳接觸了一位愛讀《七月》的山西姑娘任敏，任敏是西安商業專科學校會計係的學生。一個流浪漢和一個女學生就這樣走到了一起，賈植芳有了一個溫暖的小家，也有了一個與他同甘苦共患難的妻子。當然，沉浸在熱戀和新婚喜悅中的他並不曾料到，眼前這位一臉稚氣的小姑娘在以後會替自己承受多大的人生重擔啊！
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賈植芳通過考試，到國民黨工兵團任日文技術翻譯。原打算以這份工作來維持小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沒想到他很快又被懷疑為“赤色分子”了，無奈隻得與妻子一同流亡。幾經輾轉，幾經曆險，於1945年到了濟南，年邁的伯父再次真誠地勸說賈植芳留下來經商，將來好把一大份家產交給他經營，但賈植芳又一次拒絕了伯父的好意，攜妻子奔徐州而去。在徐州，他試圖策反汪偽頭目郝鵬舉，結果被日本憲兵隊特高課察覺，賈植芳被捕入獄了。與學生時代的前一次入獄不同，這次卻拖累了另一個人——任敏，年紀輕輕的她孤身一人，毫無社會經驗，卻不得不到處尋找社會關係營救丈夫，每天還要進出牢房為丈夫送飯。幸好三個月後，日本無條件投降了，賈植芳因而得以出獄。
1946年夏末，賈植芳和任敏到了上海，胡風夫婦也在戰後來到了上海，因為一時找不到住處，賈植芳他們就在胡風家住了半年之久。胡風介紹賈植芳結識了《時事新報》的胡鄂公，並為該報主編文藝周刊《青光》，賈植芳在撰寫的創刊詞《在寒冷裏》這樣來描述它的追求：“對於毅然挺身與寒冷戰鬥的人，如我窗外的被狂風刮盡葉子，扯斷枝椏，而仍挺著光禿的身子在風的不斷的摧殘裏怒吼著奮戰著的樹，這樣的人，就值得我們崇敬，是偉大的戰鬥者的榜樣，我們應該學習。”這樣的“戰鬥者”當然不是中國當局所歡迎的，兩個月後，由於國共關係的危機，政治形勢惡化，周刊被勒令停辦了。第二年，他又和朋友尚丁、耿庸等人創辦了《詩與雜文叢刊》，也是隻出了一集，就被禁止了。
1946、1947兩年，賈植芳創作了短篇小說《理想主義者》、《更下》、《草黃色的影子》及《一幅古畫》。這些小說繼續著前一時期的文學主題，揭示著國統區知識分子（及其周圍人物）的人生選擇與精神狀態。《理想主義者》中的方善裏、史英夫婦先前“沉醉在一種偉大的理想裏，以至雙雙以人間最美麗的名稱同誌關係跑到華北的敵後戰地，把自己沉沒在戰爭的浪潮裏。”“但是，命運竟像和他們開玩笑，他們先是在不諒解的恐怖裏發抖，繼而又長期的在饑餓裏打滾”，最後竟居無定所，漂泊四方，這兩位“理想主義者”的理想在僵硬的現實中被碰得粉碎了，與之同時，方善裏的五哥又總是將自己封閉在空洞的“理想”當中，成天嚷嚷著離開中國，要到美國去生活，卻毫無應付生活的實際能力，甚至根本就沒有介入現實生活的願望。《更下》中的何天民在學生時代頗有理想，曾經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捕入獄，參軍到部隊以後又因不滿長官的腐敗而一再被送進禁閉室，後來生活教育了他，“脹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他成了一位“今天主義”者，販賣鴉片，玩世不恭，所謂“更下”就是指他的頭最後“低得更下，更下”，“更下”就是理想的腐蝕，就是蛻化。《草黃色的影子》中的“我”（陳敬中）原在大學裏讀法律係，抗戰中到西北某高級軍事機關裏作軍法官，雖然是軍法官，但在這個汙濁的環境中卻無法公正執法，甚至還不得不在上司的授意下弄虛作假，替販賣煙土的史得彪開脫，在這樣的無可奈何當中，我們卻聽到了如此耐人尋味的聲音：“原來中國的事，你不能照書本子做，那都是瞎說；你要看事做事，給自己踩出一條道路，這麼就離發達不遠了。千萬不可固執，最有辦法的人，就是自己沒有意見的人。”《一幅古畫》中的王興文，曾在軍隊裏當過秘書，戰後為了弄到一筆錢搞事業，可謂是絞盡了腦汁，費盡了口舌，甚至不惜坑蒙拐騙。
在這兩年中，賈植芳還在上海的報刊上撰寫發表了不少的散文和雜文，如《黑夜頌》、《掘墓者》、《蛇》、《在寒冷的上海》、《悲哀的玩具》、《就是這樣的》，這些文章深刻犀利，具有鮮明的政治諷喻性。
1942年夏天爆發了“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這時賈植芳應地下報紙《學生新報》之約，為它的“五四”特刊撰寫了短文《給戰鬥者》，文章呼籲：“今天，我們第一必須用戰鬥的血洗出，五四，的真正麵目；第二，我們必須堅持對敵人的憎恨和戰鬥”，同時，他又應複旦大學學生們辦的小報《文學窗》的邀請撰寫了短文《暴徒萬歲！》，文章公開稱頌那些被當局視作“暴徒”的遊行學生。自然，在那個政治敏感時期，這些言論都是相當危險的，很容易惹火上身。就在9月17日深夜，已移居《學生新報》社的賈植芳夫婦被捕入獄了，對於賈植芳本人來說，這是他的第三次入獄。
賈植芳入獄的消息急壞了胡風，他到處托人營救，先是救出了任敏，然後又借助海燕書店俞鴻模的社會關係，以留日同學會的名義將賈植芳保釋出獄了。這是1948年10月，賈植芳在獄中已經度過了整整一年。
賈植芳出獄後，和任敏在滬西農村隱居了兩個多月，在這裏，他完成了《近代中國經濟社會》（此書由上海棠棣出版社1949年9月出版），又編輯了自己的文集《熱力》（此書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49年6月出版）。以後，為了擺脫跟蹤而來的特務，他們又到了青島。在這座海濱小城裏，賈植芳的創作力似乎十分的旺盛，僅僅隻在短短的半年裏，他就完成了三部譯著，即英國作家歐卜倫《晨曦的兒子——尼采傳》，匈牙利劇作家E。維吉達的多幕劇《幻滅》和恩格斯的《住宅問題》，此外，他還開始構思反映自己第三次獄中生活的長篇小說，並完成了它的第一部《在亞爾培路二號》，這部小說和他不久以後創作的第二部的一部分《人的鬥爭》都是以紀實的筆調描述了上海中統監獄的見聞，這裏被囚禁著各色人物，商人、雜誌發行人、報販子、出版社職員、三輪車夫、工人，甚至犯了案的特務，幾乎每一個囚犯都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而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又都在監獄這一特殊的環境中被聚集在了一起，顯然，這情形本身充滿了無窮的“意義”。賈植芳的監獄紀實果然為我們捕捉了不少精彩的細節，——它不僅僅是表現革命民主主義戰士的堅毅，而且還有其他更加豐富的內涵。你看，那位“小寧波”正趴在窗戶，眺望外麵的世界：“小寧波跪在窗沿上，鼻子嘴巴都伸出鐵窗外去，聲音發嗄地報告著：‘哈，公共汽車過去了……哈，一個外國人……哈，一對軋姘頭的又過去了，女的還笑，穿了紅色秋大衣……哈，’”一位監獄囚犯的對自由的渴望在這裏被作了十分生動的表現。你再看中秋節的夜晚，囚室裏的難友們在自娛自樂，而那位威風凜凜的看守也換了一副模樣：“兩個警衛都喝得醉醉的，站在窗外，顯出寂寞的豔羨地望著我們的歡誠的聚飲，有說有笑，一如一個勞動家庭的團聚，他們灼紅的眼睛裏，初次露出無邪的人性來。”“那點威風和殘忍好像也失落了，像幾個紐扣沒有聲響地掉在黑暗裏的地上一樣。漸漸他搭訕著靠近窗子，顯出一種可憐無邪的笑容。”這就是人性在特定狀態下的奇妙的表現。
1949年7月，青島解放，賈植芳激動地寫下了《美麗的早晨》、《歡迎人民解放軍》兩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新社會的由衷的喜悅之情。
1950年，賈植芳執教於上海震旦大學中文係。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他又到了複旦大學中文係。正當他在為新中國的高教事業殫精竭慮的時候，文化界、文藝界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清算活動展開了。作為最不願屈服的幾位七月同人之一，賈植芳也受到了最殘酷無情的打擊。1955年賈植芳夫婦被捕入獄，這是他們夫婦自1947年以後再次雙雙入獄，也是“不安分”的賈植芳本人第四次接受中國專政機關的拘捕。隻是，這一次入獄竟是在他日夜為之奮鬥的新中國，且服刑期又最長，這是怎麼也沒有想到的。1966年，被關押了11年之後，賈植芳才被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2年，押回原單位“監督改造”。此時他才從山西老家知道，與自己同時被捕的妻子任敏在這11年中也遭受了多少的折磨啊！在監獄中度過了好幾年之後，任敏被釋放回家，但又不得不響應號召去支援青海建設，但是到了青海卻又一次被捕入獄了，這回是不加審判、莫名其妙地被關押了四年，1963年出獄後被遣往勞改農場，以後又去到賈植芳的山西老家做了農民，在那裏她像一個普通農婦一樣生活了18年，直到1980年丈夫被正式平反。
§§第五章 《詩墾地》作家群與“平原”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