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複旦大學念書和參與《詩墾地》文學活動的幾年當中，鄒荻帆詩歌的“世紀憤怒”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刊登在《詩墾地》叢刊第一集上的《投給武漢》傾吐了詩人對於受難家鄉的深切的關懷和對侵略者的滿腔仇恨：“閃電劈擊了我/火焰燃燒了我/武漢嗬/武漢！/電火著落在我身上/苦痛煎熬著我/我/如所有的人子樣/以迸散著血與淚的聲音/喊著自己的親娘/武漢”“武漢嗬，/武漢，/你是我的保姆/你相信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為了‘火’才離開你的，/娘嗬/通紅的是我的心，/灼熱的是你的心。”我們曾讀過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是關於人生和命運的感唱，其中包含著詩人一種難以表述的深沉的悲劇體驗，而這首《投給武漢》則是關於時代和家園的抒情，較之於艾青，詩人鄒荻帆的感情顯然更質樸也更帶著一種青年式的熱誠和憂傷，這種青年式的熱誠和憂傷一旦在南下北上的人生履曆中充實了更豐富的體驗，特別是在背井離鄉而家鄉親人恰恰又淪陷於敵人之手的時候，就更容易給人一種回腸蕩氣的心靈的衝擊。
你看，詩人牽掛著遠在家鄉的母親：“你的水磨/還在輾轉著，/乳色的麥粉/從砂石的磨盤流下/母親，/我難於想到你的情況！”“母親，/伏著春日的山峰/遙遠地我為懺悔而哭泣，/我願/讓你偕著淚水而下的皮鞭/抽撻向我的脊背”（《獻給母親的詩》）。這無奈源自戰火的隔絕，這隔絕源於罪惡的侵略者，詩人的懺悔和傷痛包裹著內心深處的對戰爭的憤怒和詛咒，內在的憤怒被抑製在傷痛的外表之下，這就是詩歌藝術中苦苦尋覓的情緒的張力。在《寫在聖誕節前夕》裏，聖誕老人那慈祥的形象，詩人那孩子般聖潔的願望又與災難歲月的悲慘世界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告訴我吧/我像一個孩子，/等待著母親講些遙遠的故事，/我的眼睛睜得這樣大嗬！”“我曾經聽到過——/在一個落雪的聖誕日/一個賣火柴的女兒/躑躅在雪夜的都市裏：/孩子的夢是美的，/孩子不知道貧窮是該受人間的懲罰的。”有時候，詩人的憤怒又超出了這場戰爭而直接指向這專製而黑暗的中國社會，因為在這裏，“永遠地/牢獄一樣的眼睛/囚禁著我啊，/鐐銬一樣的笑聲/抖響在我的周遭……/夢啊/我夢著了流血的人頭，/夢著了隨著射殺的鉛彈的嘶聲/死者所呼喊的不完全的語句，/夢著了抱著自己出鞘的刀/同未完成的理想/同滿懷世紀悲憤的戰士/像飛鳥之被剪去雙翼。”於是，詩人禁不住控訴道：“黑夜點燈是有罪的嗎？/燕子有沒有三月的青空！/蜜蜂有沒有開花的林子！”（《想一想》）
對於鄒荻帆的創作及《詩墾地》的活動，胡風一直都是頗為關注的。1942年秋天，他在桂林著手編輯“七月詩叢”時，就特地來信囑咐鄒荻帆編一本自己的詩寄去，這就有了由南天出版社出版的《意誌的賭徒》。《詩墾地》叢刊也得到了胡風的支持，第五集《滾珠集》上就發表過胡風寄來的討論田間詩歌的《一個詩人的曆程》。這種關懷和支持給了鄒荻帆很大的鼓勵。
1944年國民黨政府從複旦大學外文係征召學生，充任來華參戰的美軍的譯員，鄒荻帆在應召之列。經過一個時期的譯員班學習之後，他於這一年的4月底被分配到成都招待所工作。在成都，他與平原詩社的詩友如杜穀、蘆甸等多有聯係，《詩墾地》叢刊第六集《白色花》就是在一撥成都詩友的幫助下編輯完成的。
1945年秋抗戰勝利，這年冬天鄒荻帆取道重慶去了武漢。此時外戰雖然結束了，但內戰的陰雲卻又開始在中國的天空聚集、翻滾。第二年4月，他有機會隨從新聞記者和美國新聞處的人員一道進入了中原解放區的宣化店，這裏生機勃勃的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心馳神往。國民黨發動對中原解放區的進攻之後，他主動掩護了從解放區突圍的戰士，但這一“義舉”卻使他從此成了特務機關的重點“關照”對象。到了1948年初，政治時局的惡化已使他難以在武漢生存下去了，於是隻能轉移到香港。在香港，他又度過了一段相當艱難的日子，白天到處打工，晚上還得尋找一處能夠暫且容身的休息之所，或者是學校的教室，或者是小作坊的角落。
在這段奔波動蕩的生活中，鄒荻帆仍然堅持著詩歌創作和其他文學活動，他獨自編輯或參與編輯了幾種詩文叢刊如《沙漠的喧嘩》、《大江日夜流》等；在政治鬥爭的激流中，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帶上了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社會批評色彩。如果說他寫於1944年11月的《新時期》還是含蓄地借用美國的南北戰爭來表達對民主自由的向往，那麼寫於1946年3月的《反對邱吉爾》就已經在公開地抨擊這種帝國主義分子的“新奴隸論”和“反共宣傳”了，而一個月以後，詩人更是提筆寫下了歌頌中原解放區的《宣化店之春》。整個武漢時期和香港時期，政治抒情詩構成了鄒荻帆詩歌創作的新的景觀，在這些作品裏，他以馬雅可夫斯基式的熱情橫掃一切專製和黑暗，謳歌自己心中的理想，他大聲喝斥不可一世的邱吉爾：“不，/這是希特勒和他的暴徒們的啤酒店演說，/這是褐衫黨的種族論又一次出現，/這是用毀壞力來分裂世界的一種建議，/這是新奴隸論，/這是反共宣言，/這露出了的原形是誰的？/邱吉爾，是你！”（《反對邱吉爾》）他激動地憧憬著家鄉的解放：“我知道：/現在太陽已經照在/你通風的窗子上/鳥雀跳著的屋脊上/活潑的河流上/抬起頭的山崗上，/和你的笑著的人民的臉上”。他的諷刺也是辛辣火爆的，在他的筆下，連特務也在偷聽陝北的廣播：“試想一想：/當成千架、成萬架收音機/在旁人的屋子裏廣播/成千個、成萬個小特務/也到窗子邊/到牆角落去偷聽。”/“我想，這是一定的——/當這些芝麻大點的特務/拉長耳朵去偷聽時，/扭小的聲音使他們要聽又聽不清，/他們會忘情地喊著：‘清把聲音放大點好不好！’”（《沒有耳朵的城》）對於自由的向往和對於專製秩序的反抗也強化了詩人的憤懣：
我的思維的果實被橫風直雨所吹折
而饑餓的咆嘯在曠野。
我的聲音在哪裏？我的聲音在哪裏？
難道我將被一股逆流所窒息
而以為默認了這社會的紀律嗎！
——《孤憤》
新中國建立以後，鄒荻帆擔任了對外文化聯絡局辦公室主任、中國作協外委會委員，他曾和許許多多的七月作家一樣，以無比興奮、無比喜悅的心情描繪著新中國的新精神、新氣象，當然也麵臨了一個新的問題，即他那顆滿懷“世紀悲憤”的詩心將怎樣適應這些新生的又必須讚美的事物，而且在來自全中國的歌頌讚美聲中，詩人又當如何保持自己的創作個性呢？鄒荻帆繼續寫下了《給一個白衣戰士》、《寫在透明的土地上》、《洪湖頌》、《一個洪湖漁民的夢》，他努力保持著比較旺盛的創作激情，然而這種努力也並不能夠使他最終擺脫許多中國詩人的共同命運——雖然他僥幸沒有被列入“胡風集團”而過早地遭受人生的重創，但是1958年的那場運動卻沒有能夠躲過，接著便到了“在劫難逃”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回他的詩筆不得不停下來了，而再一次春暖花開的季節已是在1976年以後了。
與鄒荻帆有著類似經曆，並且同樣也滿懷“世紀悲憤”的還有冀訪。
冀汸原名陳性忠，與鄒荻帆一樣都是湖北天門縣人，不過他卻出生在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爪哇田汶，那是一個永遠溫暖潮濕、永遠天藍海青的地方，他的祖輩是移居海外的華僑。冀汸是1920年出生的，比鄒荻帆小3歲，回到天門老家的那一年他6歲（1926年），湖北老家留給他的印象是被河流切割成碎片的湖泊，湖泊裏撐著綠色小傘的荷莖，綠樹環繞著的村莊，屋頂長滿瓦鬆，圍牆上爬著青藤，村西的瓦窯總是冒著青煙，焦家的磨子永無休止地轉動，還有祖母紡紗車的吱呀聲，蓮池古寺的晨鍾暮鼓……6歲是剛剛記事的年齡，湖北老家留給冀汸的記憶顯然要比爪哇鮮明而深刻，6歲也正是天真爛漫、潔淨無邪的年齡，鄒荻帆那樣的關於故鄉苦難的感受尚未進入到冀汸小小的心靈。
冀汸也是在私塾裏啟蒙的。在這裏他接受了典型的中國“詩教”——《神童詩》、《千家詩》、《詩經》這些古典詩歌和後來在正規小學課堂上讀到的白話新詩形成了他對文學的最初的印象，據說正是這些不拘長短的白話新詩讓冀汸第一次體會到了作詩比作文更“容易”。
1933年，13歲的冀汸去應城念初中，和同鄉鄒荻帆同校。在這裏，他開始閱讀學校圖書館裏收藏的許多新文學書刊，冰心、聞一多、徐誌摩、朱湘、臧克家、戴望舒的詩歌也繼續吸引他走向詩的王國，不過，最讓他激動不已的還是西方詩人的一些創作，特別是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和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我們知道，惠特曼詩歌是以他炙人的追求生命的熱力而著稱，而涅克拉索夫同樣滿懷激情的對現實生活的幹預也在詩歌史上刻下了重重的一筆。冀汸在他詩心開啟的年代對這兩位詩人的崇拜和接受是意味深長的，他似乎已經開始暗暗地勾勒了自身詩歌創作在未來的追求，那飽滿的生命的熱力和對現實人生的嚴肅的鞭撻。
在應城初中，高冀訪兩個級的鄒荻帆已經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發表作品了，冀汸也受到了鼓舞，他也嚐試著詩歌創作。1935年春，冀汸轉學到武昌，而鄒荻帆此時已是武昌師範學校的學生了，他們經常見麵，談的也多半是文學、詩歌，冀汸和鄒荻帆都先後在當時的刊物上發表了作品，在“一二·九”學生運動當中，冀、訪還將他遊行請願的感受寫成《昨夜的長街》，發表在《武漢日報》副刊《鸚鵡洲》上。
抗戰爆發，武漢成了中國抗戰文壇的中心，一時間彙聚了大批的名流、學者、作家和刊物，文化空氣頗為濃鬱，冀汸如饑似渴地讀著自己所喜愛的文學刊物《七月》，創作熱情高漲，他將自己的詩歌一首接一首地寄了去，隻是總不見發表。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大卷郵件，拆開一看，原來全是寄給《七月》的詩稿，冀澇趕緊把它們塞進了抽屜，生怕同學們看見了笑話。後來好不容易挨到同學們都不在的時候，他才鼓足勇氣重新打開郵件細看，原來裏麵還有一封署名“編者”的信，信中稱他為“先生”，並且說明了退稿的原因，同時希望他繼續支持《七月》，繼續給刊物投稿。冀汸當時並不知道，寫信的這位“編者”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風，盡管如此，短短的幾句鼓勵之辭還是給了他很大的安慰，他將退回的詩稿燒了，把來信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來，這是他收到胡風的第一封親筆信。以後，冀訪與胡風在武漢曾有一次街頭相逢。那天他約鄒荻帆去一家麵館品嚐紅燒牛肉麵，入店坐下，鄒荻帆看見坐在裏麵桌上吃麵的是位熟人，便過去寒暄，一會兒那人吃完了，與鄒荻帆告別出門，冀汸也注意到了這位著灰色長袍、身體微胖的人，後來鄒荻帆告訴他說這就是胡風。街頭相逢不相識，這也是冀汸與胡風與《七月》的一點趣話吧。
不久，武漢淪陷了，冀汸隨學校遷到了鄂西南山區。在那裏他又結識了一批朋友，像熱愛詩歌的胡拓，熱愛版畫藝術的方既、辛民等，他們共同創辦了一個油印刊物《詩歌與版畫》。
1939年夏，已經畢業的冀汸和胡拓一起到了宜昌，在郊外的分鄉小學任教，接著鄒荻帆也來到了此地，老朋友相見分外親切，這便有了那段煮酒論詩的美好時光。爐火與酒力驅散了戰爭的陰霾，也驅散了詩人心頭的冬天的寒冷，冀汸寫下了生平第一首富有影響力的長詩《躍動的夜》。
這首長詩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激動人心的抗戰生活場景。空襲警報解除了，大地上重新流動著自由的空氣，“人們從暗洞裏爬出來，/拍去身上的塵土，/邁開壯健的步子，/用愉快的眼睛，迎著光輝”，“一切都是原有的完好嗬！/掛在那裏，/貼在那裏；/一切都是依照自己底意誌嗬！”江岸汽笛聲聲，到處是“晃動的頭，/躍動的腿，/揮舞的胳膀”，那是一支英勇的軍隊在奔赴戰場。碼頭上，健壯的工人們正在裝卸彈藥，那也是“不可遏製的/力底傾流”。在郊外，有許許多多的鄉民正肩挑背扛地支援前線，“我感到了灼熱的呼吸/我聽到了跳動的脈搏/我看見了紅黑的麵孔”，而在他們的身後在廣大的農村更有無數的農家婦女在紡紗織布，在碾麥磨麵。這一幅幅的景象都發生在漆黑的夜裏，但其中，那奔湧熱烈的生命卻像是到處燃燒的通紅通紅的火焰，照亮了大地，映射著天空。麵對著這樣的“躍動的夜”，你能不感到熱血沸騰嗎？能不對中國抗戰充滿希望嗎？與他的同鄉鄒荻帆筆下的苦難和苦難中的抗爭不同，冀訪的詩歌一開始就以昂然向上的景象照亮了我們的視野，給我們以希望。
冀汸依然將這首長詩投給了《七月》（那時的《七月》已在重慶再次複刊了）。1940年1月出版的《七月》5集1期上刊登了它，這是冀汸真正走向文壇，彙入七月派的重要的一步。
1940年5月，宜昌淪陷。冀汸溯江西上，輾轉曲折於當年10月底到達重慶，他原想去複旦大學找正在那裏教書的胡風先生，但初步打聽的結果卻是胡風已不在複旦任教了，至於進一步的詳情也並不知曉，於是為了謀生和糊口，他隻好到了重慶郊外的一所小學教書。第二年“皖南事變”之後，又暫時寄居在北碚複旦大學的學生宿舍裏，因為鄒荻帆在那裏讀書。通過鄒荻帆他又熟悉了一批活躍在複旦的青年人，如姚奔、曾卓，也結識了張芒、桑汀（馮白魯）、S。M、（阿壟）等人。當時姚奔、鄒荻帆正在籌辦《詩墾地》，他也參與了編輯工作，這些活動也推動了詩人自己的文學創作。後來冀汸及《詩墾地》同人的成就引起了胡風的重視，桂林“七月詩叢”中收入了冀汸自編的詩集《躍動的夜》。
詩集《躍動的夜》中除了有那首同題長詩外，還收入了1940至1941年創作的其他三首長詩《渡》、《曠野》和《夏日》。熱衷於長篇抒情詩的創作是冀汸這一時期的特點。1940年5月宜昌淪陷，冀訪和一些同事、學生匆忙渡過長江，西奔秭歸而去，此情此景讓他想起武漢淪落的時候，自己一個人背著簡單的行囊混在眾多的潰兵和難民中在沙洋橫渡漢水——人生驚人的相似促使他創作了長詩《兩岸》。冀汸對這首長詩還是比較滿意的，怎知在寄給《七月》之後，卻被“苛刻”的胡風潑了一盆冷水，胡風指出，《兩岸》中河這邊的國統區並非樂土，即便是無意，的美化也屬於藝術上的反現實主義傾向，因而作品是失敗的。胡風尖銳的批評給了冀汸很大的觸動，他反複修改著原詩，但好像再難讓自己滿意了，最後隻是保存了其中的相對完整的一章，這就是《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