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是以一隊從戰場上浴血歸來的士兵的目光和情感來關注這一個蕭條落寞的渡口，這裏寒風呼嘯，衰草連天，沙灘上擱棄著毀壞了的渡船，戰爭仿佛已經將昔日裏生機盎然的世界搗毀、拆散，但是，“我們再不能停留呀！/我們已經是掙紮著/生命底最後的耐力……”於是，河岸上傳出了這些疲憊的戰士的嘶啞的呼喊：“渡船呀渡船……”終於，對岸的船隻聽清了這是自己同胞的呼救，即將過渡的戰士們暗下決心：“讓我們/渡過河，/讓我們/在河底彼岸/把槍炮刀火苗……/把力血液……/把一切兌換自由的東西/重新準備好。”因為是從一首長達400餘行的長詩中保存下來的一章，所以《渡》本身的結構算不上多麼的完整，那最後的“決心”也多少有點生硬，不過其中所描繪的那戰爭陰雲籠罩下的渡口的荒涼和頹敗之景卻相當的富有感染力：
為濃霧與飛塵所塗染了的
陰暗得像要哭泣的
天野，
是以怎樣一副嚴肅的麵孔嗬
垂下耳朵，傾聽著
這糜爛了的大地上底——
葬送腐朽的陳渣謳歌正在行進的戰鬥而且迎接
著還在遙遠處遙遠處的我們底幸福的風與水合奏
的無比悽嚦又無比激壯的音樂！冀訪能夠從漆黑的夜裏看出“躍動”的生命活力，當然也從這一片令人窒息的陰鬱中發現了那不屈的抗爭、昂然向上的力量：“而風旋著絞著呼嘯著……/水與水碰擊著與岩岸擦著……/那低弱的急促的/又是憤怒的聲音喲！”“像不甘於忍受迫害/反抗地/向直豎在它麵前的醜魔狂號……”
如果說《躍動的夜》讓我們看到了生命的昂奮，《渡》讓我們目睹了意誌的不屈，那麼《曠野》則展示了詩人精神世界的自由和開闊。詩人騎上思想的駿馬，自由奔馳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上，這裏天寬地闊，到處有我們英勇的兄弟，空氣如此的充足，呼吸是這樣的舒暢，有誰敢侵犯我們自由的土地！“曠野/親愛的曠野，/在這裏/這樣地奔馳/是這樣的自由自在呀！/讓我們來歌唱嗬：‘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詩人奔馳在自己的想象裏，自信、自得而樂觀，浪漫的豪情隨意揮灑。這裏似乎暫時看不到了戰爭的苦難和民族的危機，但是如此率性而發、隨意揮灑的樂觀主義的激情本身也讓人的心境為之開闊，讓人的精神為之升騰。理想主義對於人類總是必不可少的，而能夠真正從現實的纏繞中升騰起來，為人們展示超凡的魅力和理想的光彩，那也是需要藝術家付出極大努力的，它並不那麼容易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應當充分認識和肯定《曠野》的獨特價值。相對而言，另一首長詩《夏日》就要比《曠野》遜色了。《夏日》以一位農民的立場來抒發對土地和莊稼的情感，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寫一位農民的“理想”。你看，這位農民躊躇滿誌地打量著眼前綠油油的田野，盤算著今天的收成，做著“秋天的黃金的夢”，又回首這些日子的辛勞，最後對來年的勞作也有了新的打算和新的設想。詩歌當然是樸素地寫出了一位農民的思想感情（連他的理想也都是這麼的現實！），但卻也由此在不知不覺當中放棄了一位藝術家的應有的情感和立場，因為我們很難說從中我們能夠獲得多少的詩的境界、詩的遐想。當年胡風就批評過《夏日》，說它流露了一種小地主的心情。在今天，我們不得不佩服胡風這雙銳利的評論家的眼睛，因為在這種看似尖刻的批評當中，實質上道出了一個詩人應當如何確立和把握詩的主觀精神的問題，而我們也知道，在探索創作主體的精神力，探索主體對客體的介入、交融方麵，正是胡風和七月派的優秀作家為我們的新文學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據說剛剛收到胡風的這封批評信時，年輕的冀澇頗不是滋味，也實在是想不通，自己怎麼會有小地主的心情呢？不管他當時有多少的思想情緒，從後來文學實踐的事實來看，冀汸終於不是一位放棄了自我立場和主觀精神的“客觀主義”的詩人，這又是不是說明，胡風的批評在不知不覺當中推動了冀汸的反省，催促著他在自我警戒中逐漸走向成熟。
1942年夏，冀訪考上了複旦大學曆史係，“無業遊民”的生活暫時結束了。第二年的一天，一位青年來到他的宿舍，自我介紹說：“我叫徐嗣興，”見冀、訪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來人又改口說：“就是路翎，路翎呀！”冀汸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在《七月》上發表小說的那位路翎。以後兩人過從甚密，常在一起坐茶館。這年3月，胡風從桂林重返山城，他給冀、訪的信經常就附在給路翎的信中，由路翎轉交。胡風忙著創辦《希望》，特地讓冀澇寄去近作，冀汸便將近兩年的詩抄在一起寄了過去，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在這封信中，胡風一反往日的挑剔批評，對這些作品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說覺得跟以前不大一樣了，叫人耳目一新……當然，冀汸也真有些喜出望外，因為直到那時他也沒有見過胡風一麵。
冀汸真正與胡風見麵那已經是1944年的事了。當時胡風住在重慶與北碚之間的賴家橋，與冀汸保持著通信聯係，在一封信中，冀汸提出想去看望他，又怕撲空，胡風便回信約定了一個時間，並描繪了車站和他住家的方位。就在學校放春假的時候，冀汸來到了賴家橋，那一天或許是冀訪人生中最難忘的日子之一，在一座為稻田所包圍的舊式院落裏，胡風一根接一根地吸著自己卷製的紙煙，與冀訪海闊天空地暢談，談政治形勢、社會人生，談文藝界的現狀，談文學創作的體會。他忘不了那天晚上借宿在胡風家中，就在那昏暗的煤油燈下，胡風還要伏案工作，以完成因白天接待自己而拉下的事情；他忘不了第二天梅誌堅決而真誠的挽留，並親手做了一道湖北家鄉菜讓他“打牙祭”；他更忘不了臨別之際，胡風將他送出門又若有所思地說：小說不能寫問題，要寫人！
從1944年下半年起，黨組織開始有計劃地在大學裏動員外語、醫學專業的學生去解放區。1945年初，動員範圍擴大到其他專業，冀汸也報了名，行期暫定在8月份。為了湊足路費，他把凡是可以變賣的東西都送進了拍賣行，胡風也特地讓“文協”預支了一筆稿費。就在萬事齊備的時候，日本宣布了無條件投降，形勢突變，整裝待發的他被告之：“暫時回學校。”於是，走向解放區的夢想就這樣結束了。
1946年夏是冀澇畢業的時間，但他不想畢業後留在四川，就故意少選了兩個學分，結果就繼續在校學習。這年6月，他隨複旦大學回到了上海，直至1947年初畢業。這時，正在上海策劃“七月詩叢”第2集的胡風又讓冀汸編訂了自己1941年以來的詩歌集《有翅膀的》，作為“詩叢”的一種推出，冀汸是“七月詩叢”第一、二集中皆有詩歌結集的少數幾位詩人之一。
1947年2月，當年冀澇任教的宜昌分鄉小學校長張淵泉在南京辦了一所小學，冀汸接受了他的邀請前往執教。這時路翎、阿壟和另兩位七月作家化鐵、方然也在南京，同時他又結識了戲劇專科學校劇團團長黃若海以及青年作家歐陽莊等人，這一批人經常往來、交流，後來又共同創辦了不定期的地下文藝刊物《螞蟻小集》。
1948年，方然迫於生計，打算利用杭州安徽會館的房產辦一所安徽中學，為了政治上的安全，學校所有的教職員工都邀請自己的熟人，冀汸也在邀請之列，這樣他便於這年的夏天到了杭州。學校的不少人員都是胡風介紹的，如吳勃（白危）、朱穀懷、羅澤浦（羅洛），阿壟也流浪回到了自己的故鄉，新老朋友相聚使得這裏的生活也多姿多彩起來。就在這一年的秋天，胡風先生約了路翎夫婦、賈植芳夫婦來杭州遊覽。秋天是杭州最美麗的季節，這一大幫誌同道合的朋友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無所不談，相得甚歡。當時，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的相會也會在1955年成為無法交待的“反革命陰謀黑會”。
冀汸創作初期的有影響的詩歌作品都是長篇抒情詩，在那以後他轉向抒情短詩的創作。僅僅從胡風1941年關於“小地主心情”的批評到1943年的“耳目一新”之論，我們也可以看出，冀汸在藝術追求上逐漸走向了成熟。
這種成熟的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詩人那雄健的自我得到了強化和凸現。不管是“地主心情”還是“農民心情”，其實都反映了一個詩人如何把握自我意識的問題，沒有對自我的發現和對自我/世界關係的建構，就沒有了詩歌內在的靈魂，這個時候“地主心情”也好，“農民心情”也好，都不過是流於現象羅列的幹枯的東西，它的境界是狹窄的，它的精神是疲弱的，事實上根本就不具備向現實突進的力量。當冀汸1941年剛剛聽到胡風的批評的時候，還頗感委屈，不過在以後的創作實踐當中，他卻是不斷充實和強化著自身的主體意識，你看，他曾信手勾勒了一個狂放不羈的自我：
現在我是一個酒徒
喝了酒
敞開發熱的胸膛
在大街上
尋覓
回來
拿起日記本寫著：
“我要殺死一個人然後落荒而走”醉是一種境界，酒徒也是一種遺世獨立的人生選擇。像這樣一位遺世獨立的熱血漢子，其實就是一位敢於向任何世俗勢力挑戰的有生命的英雄，他“肩負著以最大的真誠換來的最大的痛苦”，“傲岸地睥睨一切有著高貴的血統的王公大人和衛道的聖者們”，他時時都在“踢開那樣的榮譽，戳穿那樣的道德，扯毀那樣的法律”，他集“理想主義者”、“個人主義者”與“新英雄主義者”於一身，所以他與羅曼。羅蘭筆下那位反抗世俗的英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見如故：“兄弟，我是你的兄弟。/約翰·克利斯朵夫啊！/我和你，是這樣的遙遠，又是這樣的親切”（《致約翰·克利斯朵夫》）。在這種生命英雄的心靈的深處，是他對死亡意義的自覺把握。詩人寫道，“你”，一個現實政治的“叛逆”本來就是這樣：“是這樣的死支持了你最初的意誌/是這樣的死建築了一個輝煌的人格”，“一個‘叛逆’的信念是一直反叛到底/但永遠不反叛任何一次輝煌的死”（《死》）。當然，無情未必真豪傑，這位高傲的生命英雄的個人情感世界同樣也是豐富多彩的，連他的“愛”也是那麼的波濤起伏和熾烈奔放：“我並不強壯的！/不要看我走過了這樣的長夜沒有疲憊，/不要看我在大風暴裏沒有哭泣，/不要看我按住了創痛/立刻又向世界宣布：我不曾受傷！/而我回擊的拳是打在空處，/回劈的劍是刺在空處啊！”在“愛”的懷抱裏，最英勇的戰士也會吐露他內心的軟弱和疲憊，恰恰是這樣的軟弱、疲憊和他的那些英勇無畏一起組成了一個內涵豐富的心靈的宇宙，我們甚至很難用某種單純化一的概念來描述這宇宙的富有，比如你根本就不能說疲憊或軟弱就是詩人包藏在堅強外表下麵的本質，因為就是在愛的回應當中，他的沸騰情感又一次噴射而出了：“如果還有我的幸福啊：/那是一個馬來亞的狂人，/燒死在自己的熱情的歌聲裏！”
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決定了冀、訪詩歌的最重要的主題，這就是爭取個人自由，揭露社會黑暗，反抗專製壓迫。一般說來，冀汸抗戰時期的這類抒情短詩很少直接描寫宣言式的抗日鬥爭，他更加關注的是大後方生存的最真切的遭遇，因為隻有在這樣的關注當中，一位中國人的現實人生畫卷才被作了更具曆史感的塗繪，而個人/社會、真理/謬誤的複雜衝突也才得以深刻的展開。比如他痛陳著中國封建專製的曆史與現實：“你一代帝王的祖先/不要權力下存在誹謗/殺死一切不是啞巴的人”，“幾千年過去了/那種方法也就陳舊了/駭怕知道氣候的變化/於是你擊碎寒暑表的水銀柱/駭怕最後一刻的到來/於是你強製時鍾停了擺”（《進化論》）。他抨擊那些虛假的關於自由的宣傳：“不要因為看了田園風景畫，/說田園美麗；/不要因為看了狐狸的流淚，/說它們懺悔了，靈魂已經聖潔……”（《不相信》）他諷刺那些“還政於民”的謊言：“任他們撒謊/任他們在垃圾堆上放風箏”“一直撒謊到——/在最後的審判前戰栗的時候”（《撒謊》）。他控訴著這個鴉雀無聲的“安靜的王國”：“一支進行曲/禁止了/再不準有/歌/再不準有/火把……”“一切你所不要的/我們要了/都是犯罪……/好呀/現在什麼都是你的了”（《安靜的王國》）。在“七七”事變七周年的時候，浮上詩人心頭的也不是戰場上的烈火硝煙，而是我們國統區的生存的尷尬——這些正在全力抗戰的中國人所承受的最大的苦難其實還是來自中國人自己，“七月的軌跡”竟然是這樣的：“從激動的流淚到痛苦的流淚/從啞巴說話到說話的變成啞巴/從老人像孩子的天真到孩子裝成老人/從歌唱到悲憤的歎息/從把到沒有光……”（《七月的軌跡》）
詩人自身主體意識的強化也決定了冀汸詩歌的明顯的“意誌化”特征。冀汸的抒情短詩一般很少對社會現象作客觀的描繪，甚至也很少出現那種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而主要是對自我意念的一種展開。在七月派作家當中，冀汸的抒情短詩相對更凝練、更富有哲理色彩，而且充分地證明了這個事實：真正具有自我意識的詩歌實際上才產生著強大的現實穿透力；在那鏗鏘有力的意誌力的打擊中，我們的靈魂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動，震動並不得力於任何冠冕堂皇的教條，也不僅僅作用於我們的感官，它直接撞擊到我們情緒的深處，與我們內在生命的起搏、與我們個體生命的最真切的現實體驗融為一體。比如詩人筆下的石榴花有著“血一樣的鮮麗/火一般的亮/青枝與綠葉/有了戰鬥過來的驕傲/佩掛了英雄的勳章”（《榴花》）。月季花“對於蓄意摧折的玩弄者/它不寬恕——/用它滿身倔強的針刺/守護著生命的燦爛”（《月季花》）。在雪花飄飛的時候，詩人追問：“什麼都披上屍衣了/什麼都被活埋了/死亡的死亡了/哭泣的在哭泣嗎？”（《雪天》）在大霧迷漾的所在，詩人高昂著堅毅的頭顱：“封鎖不住的啊——/冰山會崩裂……/囚徒不能等待鎖鏈鏽爛……”（《霧》）
1949年5月3日，冀澇在杭州迎接了新中國的成立。胡風很快從北平來信，囑咐他和其他在杭州的朋友們“盡快參加實際工作，不應浮在文化圈裏麵。”他和方然等人果然都作為軍管會的軍代表，參加了接管杭州市私立中學的工作，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後，他又參加了“青幹校”的學習，學習結束後再回安徽中學擔任教導主任，在那以後，才進入浙江文聯，任創作組組長直至1955年5月“集團”案發被捕入獄。“文化大革命”期間再遭磨難，到1981年3月最後“平反歸隊”。
新中國成立後，冀汸試圖將自己的創作推向新的領域，1951年他出版了長篇敘事詩《喜日》，描寫失去雙親的孤女董福珍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建立所走過的辛酸曲折的人生曆程。1953年出版長篇小說《走夜路的人》，同年出版童話詩《橋和牆》，1954年出版了另一部長篇小說《這裏沒有冬天》。隻是，這些創作似乎很快就成為了文藝界主流思潮批評的對象，尤其是兩部長篇小說。1953年《人民文學》發表文章批評《走夜路的人》，1954年上海《解放日報》批評了《這裏沒有冬天》，到1953年以後，冀汸已經無法作為一個作家進行自由的創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