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木之爭
自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舉行稱汗大典，建立後金政權以後，後金政權和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努爾哈赤和明朝之間再也不是臣屬關係，雙方的關係變為平等的兩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這樣一來，努爾哈赤對明朝的政策也就要相應地改變，取消過去長期以來以夷酋事君恭聽“大皇帝”驅策的效忠帝君的政策，不再畢恭畢敬，悉聽裁處，改為平等的兩個國家之間的政策，遇事據理爭辯，維護本國利益，決不屈服。這個改變是順理成章的，但也是根本性的，真要做到，也不容易。就在稱汗大典舉行以後的第五個月，努爾哈赤與明國政府之間便因采伐木材之事，鬧了一場震驚朝廷的糾紛。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天命元年六月，明國清河遊擊馮有功遣人出邊，進入建州地區，采伐木材，努爾哈赤派兵劫殺，雙方為此發生爭執。
這件事情，雙方的敘述不盡相同，有的地方還相差太遠。先看看明國方麵的記述。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遼東巡按禦史提問清河遊擊馮有功，責其啟邊釁之罪也。初清河與奴酋鄰，以金石台為界，舊禁不許漢人出境。有功以協營采木孤山堡，葺軍丁房，遂私縱軍民出金石台，采運木植，奴酋瞰之，邀殺四十餘人。遼東督撫移文詰責之，奴酋悔罪認罰，獻生事部夷十人，梟斬漢境上。至是，督撫諸臣以奴酋陽順陰逆，為禍方深，但有功營利後釁，當正其罪，上是之。
這個敘述過於簡略，另一部文獻講得多一些，且附載了巡按參刻馮有功的奏疏，現錄於下。《明神宗實錄》內閣文庫本卷四十四載：
先是，清河遊擊馮有功遣軍出邊，深入夷地，采取木植，為奴賊鄙夷所覺，先伏賊眾三百餘人於林莽，以十餘賊要挾財物，我眾不與之，群賊齊出，將軍丁及同行商民五十餘人殺傷殆盡，有張通者得脫走入報。巡撫李維翰檄令奴酋速獻生事部夷正法，奴賊遵諭，縛獻生事部夷打喇漢等十名，及罰處牛馬，悔罪罰伏。
對於這次事件，《滿文老檔》卷五作了更為詳細的記述，有的情節與《明實錄》還有差異。
六月，聞邊境漢人皆越境進入女真（諸申）地方。汗曰：每年越邊刨銀采參，搜尋鬆子、蘑菇、木耳，擾害者甚多，為杜絕混擾，立碑宰白馬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經常潛越帝境，我等殺之，亦無罪矣。遂遣達爾漢蝦，將越邊之漢人殺之，約五十餘人。嗣後，聞新任巡撫至廣寧，遣剛古裏、方吉納二人往見，明國捕剛古裏、方吉納及其他九人，以鐵索係之，遣人來告曰：若我等之人出邊，爾擒捕解回，何得殺之。英明汗曰：昔碑誓曰：若見出帝境之人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其言而如此強為之說也。明人不從曰：爾等將為首之達爾漢蝦執來，我殺之，不然，事將擴大。以言挾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從。明人曰：此事已聞於上，不得隱矣。爾將有罪之人獻之，持至吾邊上，斬以示眾，此事即了結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將潛往葉赫因而捕置獄中之十一人，解至邊上殺之。明國乃釋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明與後金雙方的記載，雖然有所差異，都講有利於己的話，建州盡量刪去與明交涉的卑順情節，《明實錄》則眩耀天朝神威，賤視“東夷”，但對基本事實的敘述，即明人違禁出邊，潛入建州伐木，被其斬殺，建州被迫獻斬“生事部夷”，兩者還是大體一致的。根據上述記載，我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此次糾紛，曲在明國。為了減少邊境爭執，萬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努爾哈赤與明國遼陽副總兵吳希漢、撫順王備禦商議決定，“刑白馬，以血、肉、土、酒各一碗，削骨而盟誓：各方勿越帝之邊界。無論漢人、諸申，若有偷越帝之邊界者，見者殺之。若見而木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則明帝之廣寧都堂、總兵官、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六大衙門之官員，均受其殃。”“若滿洲國負此盟，滿洲必受其殃”。
將此誓辭刻於碑上，立於沿邊諸地。這次，明清河遊擊馮有功違背誓言，遣派軍丁，私出邊界，潛入建州地區采伐木植，完全是非法的，為利忘誓，侵犯了建州利益，努爾哈赤依據碑誓，劫殺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為，是有理的，並非胡作非為。
第二，明國倚勢逼人，欺壓建州。盡管明國自知理屈，卻硬要維護“大皇帝”的威嚴，強辭奪理，威逼“東夷”。巡撫李維翰擺著威嚴上司的架子，“移文詰責”，檄令建州獻送“生事部夷”達爾漢蝦，要行正法，否則，“事將擴大”。明明是自己邊將違誓胡來，並非女真無理攔劫，殺人奪財，怎能說成是建州“生事”？怎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打喇漢？
這個打喇漢可非無名之輩市井小人，他乃是達爾漢蝦，即努爾哈赤的養子，五大臣之一，固山額真，清朝的開國元勳。這樣一位後金國屈指可數的高級將官，怎能隨便縛送聽明斬殺。何況，此次劫殺，並非達爾漢蝦個人的任意行為，而是遵奉汗命，依據碑誓而行，有法可據，有理為憑，殺了達爾漢蝦，就意味著懲治了努爾哈赤，殺了他的替身，叫其臉麵怎樣下台。這個要求真是橫蠻到了極點，實在是欺人太甚。
第三，努爾哈赤被迫從命，委曲求全。努爾哈赤雖然有著十分充足的理由，從道義上、法律上完全駁倒遼東巡撫，但是他不能不考慮“事將擴大”的威脅。所謂“事將擴大”，所謂明人“以言挾之”，雖不具體，但含義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停止貢市，調兵遣將，興師問罪。
明朝一些將相對建州對努爾哈赤的看法，努爾哈赤是十分清楚的。雖然他一直陽尊明帝，進京入朝，貢獻馬匹，對遼東巡撫尊稱“馬法”，自己屈居奴仆（阿哈），竭力逢迎奉承，遇有吩咐，聽從其命，盡量裝出恭順、效忠的模樣，但不少明朝大臣已經斷定奴酋乃是遼東大患。遠的不說，就拿一年多以前遼東巡撫郭光複議處建州之疏來說，雖然努爾哈赤對郭光複盡力逢迎，偽裝恭順，但郭光複已經認定建州將給明國帶來大禍。他於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奏上《為直述建夷始末之情急圖內地防禦之策疏》，詳述“奴酋”由“孑然一孤雛”，而“漸長”，敗葉赫，斬布寨貝勒，並南關（哈達），圖謀北關，“以為窺伺內地之漸”的情形。
他說，並哈達後，“奴酋”“地日廣，而部落日眾，漸有跋扈飛揚之意。故今日攻兀喇，明日攻朝鮮，今日糾西虜，明日攻北關（葉赫），誠欲吞並諸夷，盡歸統攝，以稱雄東海，目中似不複知有中國矣。故每藉婚婿為名，種地為由，必欲將北關一鼓而吞之，是蠶食諸夷者，乃他回窺伺內地之漸也”。郭光複力言，“今日籌遼，必以救北關為主”，當急為建置敵樓火器，修補城堡墩台，選練將士。遼東總督薛三才也和郭光複一樣主張必保北關，“緩則用守救”，派兵助葉赫（北關）防守，“急則用戰救”，出兵攻打建州襲擊北關之軍，絕對不許建州吞並北關。
這時，努爾哈赤雖然已登上英明汗的寶座，決定要取消為明帝臣仆的舊規，但仍然沒有充足的必戰必勝的信心，時機尚未成熟，一旦拒絕明國命令，恐將招致明軍大舉進剿，勝負難卜。權衡利弊，努爾哈赤果斷決定，接受明臣命令，“悔罪認罰，獻部夷十人，梟斬境上”，從而消弭了這場爭端，又一次麻痹了明國君臣，爭取到訓練將士不日大破明軍的時機。
當然，努爾哈赤也因“伐木之爭”而憤怒異常，舊仇之外，又添新恨，他和八旗貝勒官將更加痛恨明國，一定要報這個仇，雪這個恨，新賬舊債一起清算，兩年之後，便以“七大恨”誓，征伐明國了。
七大恨
努爾哈赤在舉行稱汗大典以後，因拋力的擴展太快，內部的管理問題便很突出。在此後的二年多時間進裏，努爾哈赤主要是在整頓內部，增加國力。當一切都穩定下來以後，努爾哈赤又把目光轉向明朝，軍事戰略重點也移向南方。
發布“七大恨”告天，是後金汗努爾哈赤把戰略重點由北方轉移到南方的標誌，也是他的兵鋒由統一女真諸部轉移到公然指向明朝的標誌。發布“七大恨”告天的背景，主要有三：其一是努爾哈赤深知明萬曆帝晚年政治更加腐敗，遼東軍備更加廢弛；其二是努爾哈赤已基本完成女真的統一（除明支持的葉赫部外），並建立了後金政權；其三是遼東女真地區災荒嚴重，景象悲慘。
水災嚴重，農作失稔，不僅限於朝鮮，而且殃及建州地區。朝鮮平安兵使李時言，據後金女真人羅可多等所報馳啟：
上年水災，胡地尤甚，饑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奪去覓食’雲雲。許多群胡，逐日出來，則供給之物，想必浩大。而年條所納，亦未畢捧，其間需用，勢似難繼，是用為虛。其赤身乞食，其情雖似可矜，而桀驁之心有同饑鷹，在我防備之道，不可小緩，而贈給雜物，亦不可不預為算定，請令廟堂斯速指揮。
上麵馳啟除奏報後金地區災荒慘重外，還諫言加強防備。這遠比明朝遼東的庸劣官將有見識。
女真人遭遇多年不遇的凶年，餓莩塞路，四處乞食，老弱填壑。後金汗努爾哈赤是怎樣解決這一嚴重的社會危機？翻開中國封建社會史冊，在中原地區，農民起義往往在大災之年爆發，因為災荒使本來尖銳的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在邊疆地區，嚴重災荒也使本來尖銳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爾哈赤正是選擇這個有利時機，發布“七大恨”告天，把女真人的不滿、怨恨引向明朝，並借對明戰爭勝利和掠奪漢人財富，以緩和後金的社會危機。
一六一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後金汗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
四月十三日，壬寅，巳時，帝將步騎二萬征明國，臨行書七大恨告天曰：吾父、祖於明國禁邊，寸土不擾，一草不摘，秋毫無犯，彼無故生事於邊外，殺吾父、祖，此其一也。雖有祖父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誓曰：明國與滿洲，皆勿越禁邊，敢有越者，見之即殺，若見而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如此盟言，明國背之，反出邊衛葉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明國人每年竊出邊入吾地侵奪，我以盟言，殺其出邊之八，彼負前盟，責以擅殺，拘我往謁巡撫使者綱古裏、方吉納二人，挾令吾獻十人於邊上殺之，此其三也。遣兵出邊，為葉赫防禦，致使我已聘之女轉嫁蒙古，此其四也。將吾世守禁邊之敘哈（即柴河）、山齊拉（即三岔）、法納哈（即撫安）三堡耕種田穀不容收獲，遣兵逐之，此其五也。邊外葉赫，是獲罪於天之國，乃偏聽其言，遣人責備，書種種不善之語以辱我，此其六也。哈達助葉赫侵吾二次，吾返兵征之，哈達遂為我有，此無與之也，明國又助哈達，必令反國，後葉赫將吾所釋之哈達，擄掠數次，先因呼倫部（即前九部）會兵侵我，我始興兵，因合天意，天遂厭呼倫而佑我也，明國助天罪之葉赫，如逆天然，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妄為判斷，此其七也。期淩至極，實難容忍，故以此七恨興兵。祝畢，拜天焚表。
努爾哈赤所說第一恨，殺其父祖，這既是事實，但又必須加以補充說明。覺昌安、塔克世確實是死於明兵之手，可是需要加上其他一些事實，一係覺昌安父子是為明軍當向導，助其襲殺親家阿台。
二是他倆是在明軍攻打阿台城寨的混亂情形下，被明兵誤殺，明兵不是故意殺人；三是明軍係因懲治掠邊“夷酋”阿台，因而出邊，並非“無故生釁於邊外”；四則事後明臣即承認是誤殺，送還遺屍，給與敕書三十道，使努爾哈赤承襲祖職，當上了都指揮使，後又以其父祖有“殉國忠”，晉其為都督僉事，“長東夷”，蒙受“殊恩”，這也可算是了結了此事，彌補其過了。
第二恨為明國違誓出邊，護衛北關（葉赫），這一恨有些強辭奪理，難以成立，根據有三。其一，明軍不是違誓派兵出邊。所謂違誓之“誓”，乃是努爾哈赤與遼陽將將吳希漢為杜絕越邊而立的盟誓，僅僅是指建州人不得私自越邊，進入明境，明國漢人不得進入建州地區采參伐木，以免因此引起爭端。是禁止明國遼東漢人，並不是規定明兵不能逾越邊境一步，不能出邊，不能進入女真地區，須知，努爾哈赤也罷，海西女真葉赫也罷，哈達也罷，其地區皆是明朝“天皇帝”的轄地。建州、海西女真各衛都是明帝欽封的，是明國遼東都指揮使司轄治的衛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女真各衛都督、都指揮皆是明帝臣仆，明國當然可以派兵出邊，進入女真地區，調解糾紛，懲治掠邊違法之人，這與努爾哈赤所說之誓，風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