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十日的汗諭，講到“依照舊例”征收的官賦項目有：“穀、銀、炭、鐵、鹽等官賦”，這和明朝政府在遼東征賦的項目基本相同。明嘉靖年間，遼東都司額田三萬一千六百二十頃，額糧三十六億四千九百萬，額鹽三十七萬七千四百七十三斤，額鐵三十九萬五千零七十斤，額草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三百束。這也表明，汗諭說的“舊例”，就是明朝征賦的辦法。
這個月的十八日，努爾哈赤在諭令副將劉興祚“依照；日例”征收官賦時，又著重指出，“漢官私下擅自征收之穀、草、小麥、芝麻、線麻、藍靛、筆、紙等物，俱皆革除”。將此諭和五個月前的“計丁授田”諭相比較，該諭中努爾哈赤明確指出，要將過去明朝官將私征各物，盡行革除。他說：“爾等明國之參將、遊擊，一年所取者，豆、高粱及粟，合共五百石，還有麻、麥、藍靛，每月食用之米、菜、木炭、紙，又取銀十五兩，我今將此苛政盡行革除。”兩諭列舉漢官過去私征之物，何其相似。
當然，金國與明國很不相同，剝削方式與傳統習慣與明也不一樣，因此，在賦役製度上也有其特殊之處，主要是從天命七年起，在保留明朝征收封建賦稅的主要項目和正額數量的條件下，滲進了入駐遼沈前的傳統作法，即實行以丁為主要計算單位的計丁征賦僉役製，而不是像明朝著重在以田地為納糧單位的計算辦法。這從下述四例可以證明。
例證之一，努爾哈赤規定，八旗官將計功按職分為幾等，各食若幹丁的錢糧，以代替明朝按它給俸製度。比如：
汗曰：額亦都巴圖魯，獨取舒勒格布占，克巴爾達城，敗薩克寨之來兵，奮戰於尼瑪蘭城前，著為一等大臣，授總兵官之職，其本身及子孫三世，食百人之錢糧。
同烏拉大國之戰中，身先士卒，下馬步行，奮勇攻戰，擊敗烏拉兵，滅大國，著賞阿達海一等備禦之錢糧，十人。一員千總，四人；三員把總，各三人；三名守堡，各二人；駐都城之甲兵、哨兵、門卒、匠人，各二人；鐵匠、瓦匠，各二人。
又如
汗曰：賞貝和齊叔二等參將之錢糧，二十二人……（達柱虎）著為參將，賞一等遊擊之錢糧，十六人……賞代理副將哈喇三等遊擊之錢糧，十二人……賞（章噶爾吉）三等備禦之錢糧，六人……賞碩色二等備禦之錢糧，八人。
所謂食多少人的錢糧，就是說，這些人每年應上繳國家的“錢糧”，不交國庫了，作為俸銀，由這些官將享用。看看後來皇太極執政時對這種製度的說明，就更加清楚地看出官賦是以丁交納的。天聰八年（1634年）正月，眾漢官要求減免自己占有的人丁之徭役時奏稱：“我等蒙聖恩，每備禦幫丁八名，止免官糧”，其餘雜差，“與堡民一例當差”，請求免去這八丁應該承擔的徭役。這裏所說的幫丁八名，即係上述《滿文老檔》記述努爾哈赤規定的二等備禦應食錢糧的八丁。備禦占有的八丁，本應交納官賦，因作為俸銀，不交了。這八丁免去的官糧，不向國庫交納，而由本主占有。可見，賦稅（官糧）是按丁計算，按丁征收的。
之所以用丁作計算單位，按丁征收，就是因為實行了計丁授田製度，金國轄區的大部分地方，實行了按丁分授田地辦法，每丁皆有地六坰（後減為五坰），其上繳的官糧，就是折算這些田地應交官賦的數量。這就是天命七年起實行計丁征賦的規則。
例證之二，平虜堡民交給恩格德爾的賦穀賦銀。上述各官分食若幹丁的錢糧，固然可以說明實行計丁授田地區，按丁領受田地的滿漢官員是計丁交納官賦，但是沒有實行計丁授田的地區，沒有領田的民人，是否按丁交賦？每丁又交多少？這兩個問題僅從上述材料不能說明，還需看看平虜堡的情形。
無命七年正月初八日，努爾哈赤下令，“以平虜堡之四百三十四丁，給與蒙古恩格德爾額駙……每年所征官賦，銀一百兩、穀一百石，以我之手給與。”
平虜堡在遼陽西北邊境，接近蒙古地區，沒有實行計丁授田，這裏的漢民是一般的民戶。努爾哈赤以平虜堡民賜給恩格德爾，一年四百三十四丁征“官賦銀一百兩、穀一百石”，平均每丁征銀“六錢三分、穀二鬥三升”。這批銀穀本應上繳國庫，因堡民賜與恩格德爾，故將此銀穀交與恩格德爾。這裏，根本末提本堡有多少田地，每畝應交賦穀賦銀若幹，而一概以丁計算。可見，在未接田與民的邊區，對漢民的征賦，也是按丁計算。
例證之三，再賜恩格德爾丁賦。天命八年二月十二日，努爾哈赤以十分優厚的條件勸誘恩格德爾來歸定居時說：“（過去）曾給汝之一千丁，一年所取之銀六十六兩、糧一百一十石，仍照舊給與。”這次，如來定居，“將賜爾等八千丁之賦穀賦銀”，“一年取銀五百二十兩、穀八百八十石，供差役之人一百四十人，牛七十頭，護身兵士一百四十人”。
在這裏，明確地講到賜八千丁的賦穀、賦銀，卻不講賜多少土地的田賦，可見金國是實行計丁納賦製。
例證之四，督堂上報丁銀的材料。《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四十五載述了督堂向汗呈報賦銀的材料。天命八年二月初十日，“督堂彙奏曰：一年每男丁應納之官賦：賦穀、賦銀、飼軍馬之料，共銀三兩。按三兩銀計，淘金之六百丁，每年征金三百兩。煉銀之一萬丁，征銀三萬兩。”
這段材料十分重要，很有說明力。這是金國具體處理日常政務的督堂向汗彙總報告的數字，是全麵概括全國情形的總結性材料，不是講個別地區、個別人的負擔。每丁征收的項目，包括了賦穀、賦銀，還包括了飼養軍馬的草料，即包括了主要的官賦項目，加起來折為白銀，合共三兩。
這裏所說的丁，雖未明說是農，是工，還是商，但從其著重舉出的賦穀、賦銀、馬料來看，很顯然是指農業的丁，是指有田地的丁。以農業上的了每年應交官賦的數量，推廣到淘金的丁、煉銀的丁，皆照此數，都是每年每丁征銀三兩。這就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是通行全國轄區的征賦標準。以上一切材料，充分證明了全國的賦稅征收是以丁為計算單位，按丁征取官賦。
金國汗努爾哈赤既規定官賦計丁征收，又規定差役亦以丁為單位僉派。役包括兩個方麵，一為出兵，一為出夫。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十四日的“計丁授田”汗諭中，努爾哈赤規定：“每二十丁，以一丁當兵，一丁服役。”這是關於領受田地的漢民而言。不久，計丁僉役的規定擴大到所有漢民。
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努爾哈赤“降書漢人”，宣布按丁僉役的政策說：
我自來遼東察得，凡派官差，皆不按男丁計數，而按門（戶）計數。若以按門（戶）計數，或一門有四五十男丁，或一門者百餘男丁，或一門有一二男丁。如此按門（戶）計數，富者行賄可以豁免，貧人無財而常充工。我不行爾等之製……我頒行之製，……無論貧富，皆以男丁計數，每二十男丁，出一丁為兵。遇有急事，十丁出一人服役。若係緩事，百人出一人服役。百以下，十以上，視事之緩急而攤派之。
這是關於役的基本規定。現在先看看兵役的情形。每二十丁出一丁當兵，這是很重的奴役。不僅每二十丁須出一丁當兵，還須置備衣服、兵器及馬匹。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努爾哈赤下諭：“二十萬，征一丁為兵。此當兵之人，乘價銀十兩之馬，及攜帶之器械，令二十人合攤。”
同月初六日，努爾哈赤又下諭，詳細規定按照漢官管轄遼民人丁的多少，各自準備一定數量的大炮長銃。管四千人的漢宮，以二百人充兵，其中一百名兵士，“配以大炮十門、長銃八十隻”。管三千人的漢官，以一百五十丁當兵，“配以大炮八門、長銃五十四隻”。管二千丁的漢宮，以一百人當兵，“配以大炮五門、長銃四十隻”。
每兩百丁需出十名兵士和十匹馬，每匹馬價銀十兩，十匹馬就是二百兩。兵士的軍服，兵器（刀、槍、弓、箭）、鞍轡，以及大炮半門、長銃四隻，需要很多銀兩，是很沉重的負擔。
汗、貝勒對這些漢兵並不相信，戒心很大，施以嚴格管理。努爾哈赤在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諭令“每二十男丁，抽一丁當兵”時，又規定“當兵之人的家口，令速來京城居住”。把兵士的家屬作為人質。第二年四月，又作了修改，規定一半漢兵及其父母妻子居住在東京城。四月十三日，“督堂之書下：於一備禦之五百漢人，出一千總、二十五兵，將千總自身及父母妻子、十二兵自身及父母妻子，令住於東京城，其家人仍居原處耕田……兵士所持之炮、弓、撒袋、腰刀、槍，皆收之，存藏於備該管官員家中。”
兵士的馬，如果瘦削，則鞭打該兵，馬死，責令兵士賠償。
至於漢民出役夫的人數，比例也很大，基本上是十丁出一夫，有時五丁出一夫。當時，征戰頻繁，大興城工，既築新都東京城，又移都沈陽，還大修各地重要城池，拉石運木，載土裝沙，砌牆拌灰，僉派了大量民夫和牲畜。比如，天命七年正月初四日，努爾哈赤下諭：
著查點國中男丁，每百丁設百長一名。修築汗城，每十丁抽一丁服役。每百長派男丁十人，牛車三輛，每二名百長，出一百長，帶領率來，另一百長留下統管之。海州所屬之八，限於本月初十日抵遼東（即遼陽）；蓋州所屬之人，於十日抵達；複州所屬之八，於十八日抵達，金州所屬之這邊人，於二十二日抵達，那邊之人，於二十五日抵達，凡汗所征之兵及所點派之役夫，倘缺一人，或逾一日不達，則以爾等地方長官、守堡及百長從重治罪。
除城工之外，遼民還要運送軍糧，輸送軍械器具等，差重役繁，疲於奔命。
改革奴隸製度
奴隸製度在女真社會已經存在多年，在女真中奴隸被稱為阿哈，努爾哈赤時期，因戰爭的關係，阿哈和以前相比也更加的多了起來。他們在汗、貝勒八旗各給額真的田中耕地，進行各種各樣的勞動。阿哈是後金政權的農業生產中的主要勞動力。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打下遼陽，後金軍進駐遼沈以後，阿哈的人數又增加了很多，主要是戰爭中掠奪人丁被逼為奴。努爾哈赤一向實行“逆者以兵臨”，“俘者為奴”的方針，在攻取沈陽、遼陽時，掠奪了大量漢民，後來又多次派兵鎮壓各地反金人員，掠奪了大批俘虜，逼令充當阿哈。
六年五月，以鎮江漢民拒降，殺抗拒者，俘其妻孥千人，分與將官士卒。七月鎮江漢民起義，鎮壓後，攜一萬二千俘虜歸，八年四月，複州城民欲逃，殺其民一萬七千餘丁，掠其子女為俘獲。此外，查尋逃人時，將逃人（阿哈及遼民）及收留者設為阿哈。這樣一來，阿哈數量急劇增加，超過了進入遼沈以前，汗、貝勒、大臣和八旗官將也就因阿哈的增加而大量設置拖克索，遍布全國各地。
姑舉三例為證。天命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努爾哈赤降諭，“召八貝勒家之人諭曰：將原先給與各拖克索之所有漢人，皆送於稽丁處，再按應得之數分取之。”這裏明確講到，過去將漢人分給各貝勒的拖克索，這些漢人就是被掠為俘獲的包衣阿哈，因為，編為民戶的漢人，是分隸八旗官將管轄，不會給與八貝勒拖克索的。
又如，七年正月初五日，即距上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努爾哈赤又下諭說：“著將於撫順所獲之漢人，給與我等之各貝勒，其領催管轄之人，由各該主子察看任置。”可見，攻取撫順時掠取的漢民，相當多的是由汗給與各貝勒了，安排在他們的拖克索內，耕田種地。再如，二月二十五日，努爾哈赤致諭留守遼陽的諸貝勒說：“將爾等得獲之二百匹馬、四百頭牛，給與自兀魯特來之（蒙古）諸貝勒，所得漢人亦給與自兀魯特來之諸貝勒，為種圃置拖克索之人。”
阿哈除了在拖克索裏耕田種地外，還要承擔其他苦役，如在汗宮、貝勒府宅和額真大院裏當牛作馬，侍奉家主，伐木砍柴，深井汲水，淘米煮飯，牧馬放羊，養豬飼牛，采參摘鬆，獵虎捕豹，隨主從征，這些苦活、累活、髒活、危險活，無不承擔，還經常遭到家主的斥罵鞭打。
阿哈的人身嚴格隸屬於家主。金國汗努爾哈赤於天命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下達的汗諭，對阿哈的地位、義務作了根本性的規定。他說：
主之子阿哈，阿哈以主為父，若敬思弗忘，不萌賊盜奸詐凶暴之念，小心翼翼，而盡力於阿哈之事，則刑罰從何而至……阿哈若不小心翼翼，盡力從事主子所委托之事，違之，而為盜賊奸詐凶暴之行，則將為主所責，受刑罰矣……若不盡力，違背怠慢，則主將發怒，而打傷矣。
這段汗諭規定了阿哈是家主之子，這個子，不是講親屬關係，而是說阿哈是家主的下人。阿哈對家主必須“敬思弗忘”，小心翼翼地“盡力於阿哈之事”，“盡力從事主所委托之事”，不準產生“賊盜奸詐凶暴之念”，不準違抗主子之命，否則將為主子打傷，將“受刑罰”。
盡管阿哈仍然遭受汗、貝勒、八旗官將等家主的野蠻壓迫，但是由於阿哈的長期鬥爭和滿漢人民的堅決反抗，進入長期封建化的遼沈地區以後，情形有了相當大的變化，家主已經不能完全沿襲古老的方式奴役阿哈了，這在下述四個方麵顯示得十分清楚。
其一，家主不能任意處死阿哈。過去阿哈是奴隸的時期，家主可以任意殺死阿哈，可以用“打殺”。來威脅阿哈。明代前期，建州衛女真都督李古納哈“飲酒發狂，不分金刃，打殺西虧柳（西虧柳係李古納哈的漢奴）”。漢人金寶軌被建州女真兀給乃搶去，“做奴聽使”，金難忍其虐，逃出，被兀紇乃之子遏兒哥抓回。遏兒哥大罵金寶軌說，等父打圍回家後，“便打殺你了”。
努爾哈赤的三伯祖索長阿，為了領取賞金，告訴棟鄂部長克徹，偽稱自己的兩個阿哈是謀害克徹之子的凶手，願將他倆殺死以領賞銀。現在，努爾哈赤在汗諭中，隻強調家主可以斥責阿哈．可以施用刑罰，可以打傷阿哈，卻隻字不提可以殺死阿哈，這表明，此時家主已經不能任意殺死阿哈，故汗諭才不提家主有權殺害包衣。
其二，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牛錄章京郎善控告色勒備禦橫行不法，打瞎自己妻子的雙眼，並借口有狐魁，打死家中一名女阿哈，又打死其牛錄下一名婦女。法司審理屬實。盡管色勒是努爾哈赤的堂侄，色勒的祖父禮敦在景祖覺昌安創業的過程中立了大功，甚受努爾哈赤尊重，但亦將色勒判罪，革其備禦之職，打死二婦，取二人以償，罰銀十五兩。可見，此時家主打死阿哈是不合法的，貴為汗之堂侄色勒也不能隨意殺害阿哈，違者要遭懲罰。
其三，家主不能太野蠻地虐待阿哈。雖然汗諭規定，家主可以斥責、“打傷”阿哈，可以施用刑罰，但是也有一個限度，太過分了，也是不行的，也要受到法司製裁。阿納的一名女阿哈逃走，抓回以後，阿納之妻對女阿哈殘酷迫害，竟用燒紅的鐵器烙女阿哈的陰門。天命七年六月十九日，審案大臣認為，阿納之妻的這種行為，曾擬以死罪，後免死，改為刺耳鼻。對逃走的阿哈，也定罪，削其耳鼻。審案大臣認為，阿納之妻的這一暴行違犯了國法，無視法例，須加以懲治。
其四，阿哈可以首告家主。天命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葉赫備禦五寧的包衣阿哈告發其主在南方戍守時殺死逃走的漢民，私自隱藏此人的衣服，法司審實，革石寧的備禦官職，“令告發之阿哈離主而去”。
沙津參將被其家的包農婦女告發說，主子勒索漢民四十頭豬和一百隻雞。法司審實後，於天命八年二月三十日裁定，罰沙津銀二十五兩，並命其“償四十日豬銀四十兩、一百隻雞銀十兩”。以庫裏、紮克旦、寧古沁三員幹總捆拿首告的包衣婦女，擅自用刑，各罰銀十兩。
以上所述家主不能任意殺害阿哈，主子對阿哈的虐待有一定的限度，不能無視法例，阿哈可以首告有罪的家主，審實後，與主分離，這些情況集中說明了一個問題，這就是家主已不能像過去對待奴隸那樣，完全占有阿哈人身了。聯係到產品分配形式也已有了改變，阿哈領種拖克索田地，向家主交納租穀，可見此時的阿哈已從進入遼沈前衣食於主的奴隸，正在迅速地向家主不能完全占有人身的封建農奴過渡，原有的奴隸製拖克索急劇向封建農奴製莊園轉化。
這是生產關係的一大變化，是滿族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