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天》，作家的綠洲高國鏡
飛天，65年的文學家園
曾經聽我父母說，五十年代提倡移民的時候，我們一家京西人差點兒成了甘肅人。如果走了那條路，我們家離黃河就近了，離永定河就遠了；離敦煌莫高窟近了，離天安門就遠了；離百花山遠了，離六盤山就近了；離北京猿人遺址遠了，離相傳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媧的誕生地天水就近了。進一步說，那樣的話，離那家比我年齡還大的《飛天》雜誌就近了。但後來我們家沒走那條移民的路，因此，甘肅對我就永遠是個遙遠的地方了。
說來我和《飛天》的馬青山算是有緣分的人。是在十年前的那個秋天，我的好朋友紅孩給我打電話，他們魯院那期高研班學員想到順義來轉轉，讓我給安排一下。我就求了好幾個人，最後求到時任傻大方學校校長的彭沛福頭上，這位老弟痛快地答應了。可惜，在我寫這篇文章之前的幾個月，不足五十歲的彭沛福校長，已經因病離開了人世。彭校長是個熱心人，那次活動他安排得不錯，都是他一個人掏的銀子。那天是我負責去那個大轎子車上接站，那一車小五十個男男女女，都是作家或副主編以上的角色。記得介紹來賓的時候，有一位看似儒雅、秀氣、平易近人、白白淨淨的書生模樣的人站了起來，很年輕的樣子，他就是馬青山。我很喜歡馬青山這個名字，有詩意和陽剛之氣。但馬青山似乎又不像一匹馬，起碼不是烈馬，不張揚，更不張狂，很文靜的樣子。我記得那次讓作家們題詞，他寫了一幅字，“霜葉紅於二月花”，後來我在電話裏說起此事，他說那字不是他寫的，那就是我記錯了。但馬主編真的是個有個性的書法家。我在報刊上和圖書上，都看到過他的書法，很是令人愛不釋手。
在那次活動中，彭校長安排我們去一個葡萄園裏摘葡萄，大夥兒都摘了一串又一串紫色的紅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綠色的葡萄，馬主編自然也摘了葡萄。後來就去吃飯。記得馬主編的酒量還是不小的，臉喝得紅太陽似的，讓秋日更多了一份暖意。後來又去焦莊戶地道戰參觀，他從這邊的地道裏鑽進去，又從那邊的地道口鑽出來，那風度還有點兒像個文靜的八路軍呢。在順義的時間很短，後來我就把他們送上車走了。他們來了也就來了，那天我沒和任何一個人要地址；他們走了也就走了，後來我也沒和任何一個人聯係。
是在不少年後，有一位好心的編輯給我打電話，說是你有稿子可以給《飛天》的馬青山寄過去。後來我先是訂閱了他們的刊物，再後來就給馬青山寄了幾回稿子。沒有任何回音，我就不寄了。
是前年的事，大前年，我妻子不知想起什麼來，把我剛寫完的一篇小說，居然同時寄給了兩家刊物。她的意思是，反正大多稿子也是石沉大海，就一稿多投吧，東方不亮西方亮。不料，時隔不久，我接到了《飛天》雜誌編輯的一條短信，讓我把那篇小說的電子版發到他們的詩歌郵箱裏，還說讓把個人照片和簡介也發給他們。而就在那天下午，我又接到《天津文學》編輯的一個電話，也是說讓我把那篇小說的電子版發給他們，他們要用。這很讓我為難，也很讓我高興。一篇小說兩家刊物都采用了，看來這小說不錯。到底給哪發呢？後來一想畢竟和馬青山主編有過一麵之交，也打過電話，而《天津文學》的張映勤主編，是實實在在沒有見過麵的，也沒聽到過他的聲音。於是就把電子版發給了《飛天》，向《天津文學》作了解釋，說是以後有稿子再給他們吧。這麼著，那篇叫《麻梨煙袋楊春來》的短篇小說就飛到《飛天》上去了。
我捧著樣刊，在路燈下看了很久，回家又看了很久。我的作品下麵有我的一張照片，是在越南和廣西交界的那一道大瀑布前照的，多少還有點兒帥氣的樣子，穿著白襯衫，胳膊上搭著紅西服，背景是垂流直下不到三千尺的瀑布。說來，我以前也沒少發所謂的作品，但有人說我和報屁股太親，總是愛發一些短平快的東西，似乎今天寫出來，明天就發表了才合適哪。我僅在《北京晚報》、《京郊日報》就發表過四五百篇詩文。而真正發中短篇小說，卻是不多的。應該說，在《飛天》發的那篇小說，對我來說也算是可圈可點的小說了。這篇小說是我以一個老光棍為原型寫的。當年他狂熱地挖麻梨煙袋，且終生未婚。後來馬主編在電話裏透露，說是這小說寫得確實不錯。我不得不佩服馬主編的眼光。同時我也不得不佩服《天津文學》張映勤主編的眼光。他們同時都看上了這篇小說，可見他們都是獨具慧眼的；如果埋怨編輯有眼無珠，那可就很不應該了。但我又想，即便小說寫得好，也見好就收吧，就別再給馬主編稿子了。畢竟人家是一家有影響的老字號期刊，想在那上邊發稿子的人，想往《飛天》上“飛”的人，肯定不少。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給他們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