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式微的文學書寫
飛天論壇
作者：劉朝霞
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中國的大學教育逐漸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變，學院知識分子也由精英逐漸向世俗化轉變。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了許多以學院知識分子為敘事對象的作品，比如李洱的《導師死了》（1993年）、南翔的《大學軼事》（2001年）、《博士點》（2003年），張者的《桃李》（2002年），邱華棟的《教授》（2008年）、閻連科的《風雅頌》（2012年）、史生榮的《所謂教授》（2004年）、《所謂大學》（2009年）和《大學潛規則》（2010年）等，眾多作品都對當今大學的種種怪象和教授的種種行徑進行了批判和反思。其中，史生榮作為大學老師，有著豐富的生活體驗，他持續關注高校生活，創作了一係列反映大學麵貌和學院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和精神境遇的作品，其對高校發展中存在問題的思考，尤為深入和廣泛，顯示出其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
史生榮在創作了《所謂教授》、《所謂大學》和《大學潛規則》三部長篇之後，再一次推出了長篇新作《教授之死》（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繼續探索大學題材敘事，審視高校知識分子，反思導致大學校園內人文精神失落與知識分子沉淪的製度性和社會性因素。小說通過多個人物的高校生活，揭示了大學知識分子的沉淪，揭露了權力、學術、名利之間的互滲與糾葛，展現了大學在官本位思想和市場利益原則下被異化的危機。大學教授本來是一個學銜，是一個職稱，是一個人學術地位的象征，為了這樣一個象征或者“稱呼”，個人奮鬥者的人格尊嚴屢屢“死去”。“教書的不如當官的，科研的不如弄權的”，“計算的不如算計的”，道出了當今高校體製中暗藏的隱性腐敗，高校的過分行政化促使一些知識分子為物欲和權欲費盡心機甚至殊死掙紮，在扭曲自身的同時也扭曲了群體的社會評價，在這種扭曲中更多地展現出人性醜惡的一麵和製度歪曲的事實。在《所謂教授》中有這樣一段話：“有的人有學銜但沒官銜，有的人有官銜但沒學銜，兩者很難兼得，如果將兩者集於一身，那就如魚得水如虎添翼。”其實學院知識分子也就不外乎爭取學銜和官銜，隻不過要兼而得之會比較困難些，這才會有像劉安定、東學潮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了達到學銜與官銜兼得的目標向權力臣服。《所謂教授》中的畜牧係副教授劉安定就屬於“有學銜但沒官銜”的人，他的學術科研能力很強，在胚胎研究上小有建樹，但卻仍然隻是個副教授。善於玩弄權術的教務處處長白明華看中了他是個專心做科研的料，招納其成為項目組成員。從此劉安定就在白明華的“提攜”下一步步走向權力場，甚至聽從了白明華的建議，將自己十幾年嘔心瀝血寫成的即將在“三千三”上發表的論文署上了朱校長的名字，而他的犧牲也換來了豐厚的回報。從此，他的路途一帆風順。先是當上了胚胎研究所的副所長，接著在農大和西台縣合作的農業項目中當上了總工程師。在朱校長的幫助下，他獲得了校長助理的職位，順利通過了教授職稱。有了權力、職稱，申請項目經費變得輕而易舉，妻子宋小雅的工作也順利安排，求他辦事的各色人等也接踵而至。然而，劉安定在接受著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的同時卻依然難以掩飾內心的失落。他清醒地意識到“教授”的頭銜隻不過是為主人臉上增色的資本，學術也不過是權力華美的裝飾品。在依附權力場的過程中，他雖然旗開得勝，坐上了精英的寶座，卻又在自我追問中陷入深深的焦慮與矛盾狀態。
如果說《所謂教授》中的劉安定是拜倒在名利的石榴裙下，成為一個自我放逐的蛻變者，那麼《教授之死》中的東學潮則是臣服於金錢與權力的淫威，甘願走上沉淪之路。妻子萬蘭對他的拋棄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如果說之前他還是一個安貧樂道、努力拚搏的個人奮鬥者，那麼之後他則成為一個向權力與金錢臣服的卑弱者。在找到校長中增長這個靠山之後，他的生活猶如坐過山車一樣，發生了迅疾的變化，首先成為校長的博士生，接著評上了副教授、當上了副院長，繼而升為院長，為與院長身份相稱，又迅速升為教授。靠上了校長這個可以庇護的大樹，學位、職稱、課題這些曾經煎熬他的事情已經不再是問題，走上仕途步步高升也就順理成章。有了身份和地位，他的情感與婚姻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暗戀南功的才女白玉婷嫁給了他，學生胡悅悅也向他拋來了橄欖枝。可是人的欲望是無止盡的，他並不滿足於現狀，為了能當上副校長，他使出了渾身解數，最後卻戲劇性地死在了省委組織部門口。雖然這個安排稍顯生硬和突兀，但也可以看出作者的鮮明用意。中增長因為校長的身份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下百萬經費的課題，像南功、東學潮這樣有真才實學的人卻隻能替他人做嫁衣，在辛辛苦苦做出的研究成果上署上別人的名字，在猶如自己的孩子被人搶奪了似的憤恨中無可奈何地生活，或者為改變這種命運而屈從於製度的權威和個人的淫威。這樣的學術環境又進一步催生了委身於權利的學者，東學潮、南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作為高校的知識分子，卻拋棄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沉溺於權力、名利的爭奪之中，學術的神聖性由此被消解。作品中南功因心髒病突發死亡，東學潮因高血壓綜合症死亡，教授非正常死亡的情節設置有著一定的寓意，“教授之死”不僅是教授身體的死亡，也暗指教授精神的死亡，關鍵的問題還在於教授不是死在學術研究的戰場上，而是死在學術之外的因素上。作品似乎想通過“教授之死”這一喻象，喻示大學知識分子在由精英化、知識化轉向世俗化、低俗化，從而喪失了知識分子的堅守品格，放棄了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自我意識。如果真是這樣，“教授精神之死”要比其肉體死亡更具有悲劇意義，更值得人們深思，更值得社會警醒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