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是人的本能，也是曆史的使命。人要生存，必然要“求通”，曆史要前進，也必然要“求通”。發展是硬道理，“求通”也就是硬道理。不通何以發展？發展就是要拓展，要開辟，要“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倘若不“求通”，“人猿相揖別”都做不到，哪有今天輝煌偉大的人類文明的構建？哪有人類的進化之途？進化之途就是“求通”之途。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求通”智慧和勇氣的民族，“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朝聞道，夕死可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都是對民族“求通”精神的描述和詮釋。“求通”，更是傳播的神聖使命，一切傳媒都應為人類信息的溝通而存活，傳播學即是“求通”的學問。
“去塞求通”，是近代先賢們的思想結晶，這四個字構成他們一段悲壯而偉大的人生曆程，構成中華民族一段悲壯而偉大的曆史。梁啟超在《論報紙有益於國事》中這樣寫道：
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反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今夫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謂也。
嚴複在《〈國聞報〉緣起》中為之呼應，他說：
《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為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如各國並立之國，則尤以通外情為要務。昧於外情，則坐井而以為天小，扣籥而以為日圓；若是者，國必危。
魯迅說過，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近代先賢們說的是嘔心瀝血之言，是血性之言，是從曆史和他們的生命中迸發出來的真言，勝過現今隻盯著權力和金錢的萬千所謂學者的“研究”。洋務運動是“求通”的運動，戊戌變法也是“求通”的運動，為“求通”，“戊戌六君子”慷慨就義。最具人格光輝的是譚嗣同，他拒絕逃亡日本的勸告，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是他生命的絕唱；“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複何憂乎？國有口矣”（譚嗣同：《湘報》後敘），是他對“求通”的笑慰。近代先賢們“去塞求通”的努力，撼動著封建閉塞的根基，為中國現代化事業開啟山林。
陳獨秀是近代先賢們“去塞求通”精神和事業最了不起的傳人，他青出於藍勝於藍，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指揮了一場更深刻的“去塞求通”的新文化運動和社會革命，在可視為《新青年》發刊詞的《敬告青年》中他寫道：
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發時代。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並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強，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為風氣。各國之製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曆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語雲：“閉門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車者，不但閉戶，且欲以“周禮”“考工”之製，行之歐美康莊，其患將不止不合轍已也！
這段話是1915年說的，已有近一個世紀，至今聽來，並無隔世之感。五四運動有許多曆史層麵，無論是這輝煌曆史篇章包含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白話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等等，都是“去塞求通”的運動，“五四”先賢們把“去塞求通”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崇高使命。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曆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魯迅“棄醫從文”是憤於國民的麻木，他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壯，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魯迅：〈呐喊〉自序》）魯迅“改造國民性”的主張，是中華民族“去塞求通”最根本性的任務，“立國”必先“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蠍”。（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的光輝在這裏閃耀！魯迅的價值在這裏體現！陳獨秀締造了中國共產黨，但在他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卻時時受到並不“通”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實情的大國大黨的製約，當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又成了全部責任的承擔者。陳獨秀在他後來的人生曆程中，犯過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他一輩子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求索，一直沒放棄他的人格操守。他在受到許許多多的指責被罷免總書記之後，又被召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的東方部部長，這無論對於他當時的政治前途和窘迫生計都是一條生路，但他拒絕了；他被國民黨抓捕，在法庭上章士釗作為他的辯護律師為他的“無罪”申述理由時，他當即指出，說自己的初衷並不是這樣，他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他的觀點應以他的文字表述為準；他晚年流落重慶江津，生活窘迫至極，陳立夫、戴笠等國民黨的說客帶著重金去勸他罵共產黨，被他趕出蓬門，連帶的錢也不敢掏出來。“求通”者，當是天下為公者，當是人格至上者。
“求通”與“去塞”，是事之兩麵，“求通”者，功在去“塞”也，“塞”不存，“通”何須求焉？其實，人類社會的進步，人類文明的進化，就是一部“去塞求通”的曆史。進步與反動，就是“通”與“塞”的較量，反動派，就是“塞”派。中國文化“通”、“塞”並存，精華在“通”，糟粕在“塞”，諸如皇權至上、官本位、三綱五常、倫理本位等等，都是主“塞”的，它們使民族的血脈不通，筋絡不通，傳導神經不通，從而弊病層生。尤其是思想的禁錮與言論的鉗製，對民族的曆史進程起著莫大的阻塞作用。趙一凡先生對中國曆史上言論之艱難致禍作過這樣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