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錐編》裏，錢鍾書先生曾就“口戕口”的說法，作過饒有興味的評注。此說出於武王《機銘》：“皇皇唯敬，口生詬，口戕口。”錢注曰：前“口”乃口舌之口，謂言語，後“口”乃丁口之口，謂生人。以口興戎，害人殺身，皆“口戕口”。武王《筆書》又雲：“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全唐文》裏，《口兵誡》也唱道：“我誡於口，惟心之門……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據此錢先生歸結道：“諸如此類，皆以嚴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第855頁）中國古人何以這般警惕“禍從口出”？錢先生指明，大抵是因為文網語阱深密乃爾。這後八個字，竊以為要比西洋人的長篇話語理論講得簡明透徹。（趙一凡，歐美新學賞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109．）
在中國曆史上“諫禍不斷”，“文字獄”不斷。如李世民這樣懂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民若水，君若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道理並能夠付諸行動的明君並不多見。
其實，中國遠古就有求諫納謗的傳統，為了鞏固永續封建王朝的統治，封建統治者也曾把堯舜文武周公作為聖賢典範。《管子·桓公問》載：“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台之覆，而賢者進也。”《屍子》卷下載：“堯有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等等。古文獻記載在遠古之時，統治者重視采納諫言就已形成製度。《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師曠之言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國語·周語》載邵公之言曰：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這裏顯示出遠古統治者的納言求諫已具相當規範而有秩序，製衡的道理已經十分明白。古人有許多求諫納謗的名言，如《尚書·說命》雲：“木從繩則直，後從諫則聖。”《孝經·諫諍章》雲：“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中國的遠古聖賢、典籍名言其實為中華民族已立了很好的民主傳統，很好的納言求諫的傳統，但後來言行一致地追隨效仿者卻寥寥。因為聖賢之人畢竟罕有，而擁有七情六欲的凡人卻是人類的主體，沒有一種很好的體製去製約“人”，聖賢也可能變成桀紂。
縱觀中國的曆史，那些“犯上”的“叛逆”，大多不是想“取而代之”的“大逆不道”的“謀反”者，而是“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是持不同意見者，且是持“忠言逆耳利於行”的那種意見，然而卻遭到無情的撻伐，乃至演出誅殺九族的慘劇。遠古時有暴君桀、紂拒諫誅忠的惡行。據《韓詩外傳》卷四記載：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裏，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
這裏的描述不免有些誇張，如“酒池”、“糟丘”之說，但夏桀拒諫誅忠成為中國有史記載的第一位暴君卻成為屢書不盡的千古鑒戒。商紂王與夏桀並稱，也是典型的獨夫。他沉湎酒色，窮奢極欲，設置酒池肉林，臣民怨怒。王子比幹等人舍命強諫，紂王說，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就命人把比幹的心髒挖出來驗證。他惡行盈貫，成為千夫所指的暴君。周朝暴君的典型則是厲王，據《國語·周語》記載：
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焉，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周厲王的鉗製言論，其結果是最後被流放到“彘”地。悠悠數千年，諫禍頻頻，直到清末光緒年間，依然諫禍不斷。1879年吏部主事吳可讀隨駕謁穆宗惠陵時服毒自殺，遺疏請太後頒旨為穆宗（同治帝）立嗣，宣布將帝位傳於穆宗嗣子，吳可讀生不敢諫，死為“屍諫”；1896年太監寇連才向太後上疏條陳“請歸政皇上”等十事，被處死；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等“公車上書”，籲請拒和、遷都、變法，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害，等等。
曆史是環環相扣的承續的鏈條，文化更是息息相通的血脈和筋絡，五千年曆史和文化既有民族引以為豪的偉大輝煌，又有需滌蕩更新的深重的積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但文化的更新、積俗的改變、體製的變革卻不是急風暴雨式的“革命”能夠馬上解決的。這是一場沒有對手的較量。魯迅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娜拉走後怎樣》）他還說：“科學不但更加證明了中國文化的高深，還幫助了中國文化的光大。麻將桌邊，電燈替代了蠟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線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偶感》）中國曆代的農民革命並沒有改變過中國社會的體製和本質，而成為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工具。原因之一是文化基因並沒有改變，母親生出的一個個孩子都似曾相識。偉人毛澤東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名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他號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山”，1949年10月1日當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時，他的政治目標實現了！但是在新中國的曆史環境裏，舊文化的生命並沒有就此止息。這是一座中華民族行進的道路上比“太行”、“王屋”還要難以“挖”掉的“山”，難就難在你去挖它，又挖不著，你把“鋤頭”收回來，它立馬又橫亙在麵前。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文化的悲劇，新的文化被破壞了，封建文化卻泛濫成災，足見文化改造的艱難性。而要與這種文化的“宿命”抗爭，則首在“去塞求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