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沒有準備做什麼講演，最多隻能回答些問題。請提問。
問：請你談談當前文化研究的發展趨勢。
李澤厚（下簡稱“李”）：發展趨勢很難談，我從不願意做預言家，預言家就是先知了，沒有那種本領。隻能談談我對目前文化研究的印象。
“文化”是什麼？有人做過統計，大概有167個定義。每個定義都有它的一些道理和依據。我不喜歡鑽定義，還是從當前的現實出發為好。我們今天的確好像有個文化熱，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它是偶然的？必然的？或者不偶然也不必然？還不太清楚。這個文化熱使我想起五四時代。有意思的是“四人幫”垮台後，好些問題都回到“五四”，像前幾年談的人性論、人道主義、科學、民主，今天提文化熱，都如此。我們如果回過頭來重新看看，五四時代那些人講的話，寫的那些文章，會使我們感到驚人的相似。這種驚人的相似不隻是表層問題和語言，而有某種更深層的意義和內容。
曆史難道真的是在做圓圈遊戲嗎？轉了70年，圈子又轉回來了？今天主張批判、反對傳統的年輕同誌，激烈的程度還沒有超過“五四”那些人。我舉個例子，要打倒孔子，這是五四時期所有先進分子一致的看法。錢玄同則提出不僅要打倒孔子，還要廢除漢字。現在還沒有一個人提出廢除漢字的問題。他還說過任何一本中國的書，你隻能讀半頁，半頁以後都是昏話。吳稚暉則主張扔進糞坑裏去，認為根本不要看中國書，所有中國文化都要不得。所以胡適後來提出“全盤西化”這樣鮮明的口號。
相反，當初保守派像梁漱溟等人則提出中國文化將來要統一世界，主張儒家文化的必然複興。所有這些，與今天的文化熱中的意見和議論不是都很相像嗎？但是也不能說完全一樣。世界畢竟很不一樣了。我認為現在世界進入了後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是以武力爭奪瓜分殖民地引起世界戰爭為標誌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現在不是那個時代，現在不能打大戰，一打大戰就全世界毀滅。
在美國，人們怕打核戰，很多人悲觀地認為遲早可能打核戰，現在和平運動之所以那麼激烈，有它的原因，他們科學地計算過，現在把蘇聯和美國儲存的核彈頭加起來，那不得了。常規戰爭是小玩意，問題不大。現在殖民地紛紛獨立，組成了龐大的第三世界。資本主義科學技術有很大發展，跨國公司力量愈來愈大，資本主義似乎不會再發生1929年那樣的世界性的大危機，所以全世界紅色的30年代不會再現。60年代也是個紅色年代，學生鬧事，黑人運動，主要還有美國反越戰運動，現在有人幻想再來個紅色的90年代，但看來可能性不大。世界正走向一個新的階段。中國自“五四”以後，經過了80年的辛苦，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今天當然也不會停留在“五四”水平。隻是“五四”提出的很多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去思索和回答。
在所謂“西學東進”中，最大的“西學”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老講儒家、道家，西化、西學，其實還不如去研究這個現實的“西學”。馬克思主義作為“西學”傳到中國以後，經過一場農民革命，的確是中國化了，但同時也產生大量的用封建小生產意識，披著社會主義外衣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現象。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例子，它好像很革命，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去興無滅資，結果“滅”了些什麼，“興”了些什麼呢？大家對後果都知道，實際上是用一種落後的東西來反對資本主義，所以越反對越落後。因此，在這樣一個世界曆史條件下，處在中國這樣的曆史情況下，今天來研究文化，便不應停留在“五四”那樣簡單的論證階段，應該推進一步，應該做更具體、更細致、更科學的研究，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口號。例如民主、科學、人權。民主、自由等到底是什麼含義？我們了解得並不清楚。有薩特那種哲學上講的自由；有經濟學中的自由，貿易的自由；還有政治上的自由派，自由的憲章，像哈耶克講的那種，這些方麵我們都沒有很好地分析研究，而是籠而統之一鍋煮，所以我們的研究還是前現代的。
我主張研究工作要現代化、科學化，這個現代化、科學化的一個特點便是多元化、多樣化。最近幾年我強調的一個基本意見就是，不論哪個方麵，從社會生活、人生道路到學術研究都應該多元化。我們生活太單調、學術太單調，各個方麵都太單調。其實，在學術上，你自己認為最適合自己研究的題目，你就可以去幹，不必過多顧慮，不要有框框，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就是多樣化、多元化。
我們現在對西方的了解還非常膚淺，所以我一直主張大搞翻譯工作，把一些真正西方的東西介紹進來。例如對西方的基督教，我們到底了解多少？一說宗教，就是鴉片煙，其實根本沒有那麼簡單。宗教經常是維係西方社會並使人奮力向前的積極因素。大家知道，馬克斯·韋伯不是講資本主義興起就是因為有新教精神嗎？相信上帝，認為自己的積累財富是為了上帝……對這些，我們到底了解多少？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大談中西文化是很危險的。當然，這個階段可能必要，也不可避免，但老是這樣談下去，恐怕不行。所以我最近多次強調要做一些細致的、微觀的、實證的研究。不僅僅就是研究上層文化，如孔子、莊子、老子，更要研究中西的衣食住行等各個物質方麵，包括風俗習慣、行為模式等等。
文化熱的意義，就在於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所必然帶來的整個社會的文化心理的動蕩。正是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影響到各個方麵，文化熱和文化研究才有真正的客觀的現實生活依據。所以研究文化，不是為了去欣賞古董，不是為了發思古幽情，不是沒事情可幹，而是有它現實的意義和作用的。
問：有人說你是國內新儒家的代表，你自己如何認為？請介紹一下新儒家的國外文化影響及地位，並談談你的評價。
李：有人說我是國內新儒家的代表，我在北京、上海都聽說過。為什麼呢？大概因為我寫了些文章，這些文章去年合並出版了一本書即《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這本書裏對傳統文化做了一些我自己的分析，其中有些是作了相當的肯定。因之與新儒家似乎有接近的地方，因為新儒家是以肯定中國傳統為基本特征的。不過，我覺得自己跟新儒家有許多基本區別，這些基本區別有五點，就是發表在《文彙報》文章中講的那五點。
所謂“新儒家”，是認為中國傳統和中國精神便是孔孟、程朱、陸王那一套。新儒家這個詞如果翻譯成英文，本來就是宋明理學，所以新儒家就是指現代的宋明理學。他們都強調宋明理學，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靈魂，隻有複興這個東西，才能挽救中國，這就是新儒學的基本觀念。1982年台灣地區《中國論壇》雜誌把它的代表人物列出來了，如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但沒有列馮友蘭先生，因為馮友蘭先生是親共的，把他除外了。其他就是海外的，像張君勱、徐複觀、唐君毅、錢穆、牟宗三諸位先生，這就是新儒家的一些主要人物吧。在我看來，真正構成新儒家的幾個代表是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牟宗三，他們恰好構成了相互連續的四個階段。梁漱溟先生在去年舉辦的第一期文化講習班的時候，在開幕詞中說，儒家的學說就是“反躬修己之學”，主要是強調內聖，內聖就是講修養，個體修養。先要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然後才能治國平天下。宋明理學家講的也是強調個體修養。
我把幾點不同意見在這裏簡單談談。
第一點，我不認為儒家強調的隻是“內聖”，不認為儒家就隻是孔孟、程朱、陸王這條線。儒家還有另外一條線，像荀子、董仲舒、柳宗元、陳亮、葉適及近代的魏源、龔自珍、康有為、譚嗣同等等，他們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道家，他們還是儒家。一些新儒家排斥荀子，認為不是儒家正統，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我認為，儒家如果隻是孔孟、程朱、陸王，中國早完蛋了。恰恰因為有了這另一條線，儒家才到現在還有生命力。
新儒家對儒學傳統在看法上與我也有很大的距離。新儒家的代表很多是海外的，他們認為，共產黨勝利後，毀滅了文化，而他們的責任則是要複興中國文化。所以1958年有個關於中國文化的著名宣言，就是張君勱、唐君毅、徐複觀幾個人寫的。新儒家要挽救儒家文化，認為儒家已是絕學。我的看法相反，我所以重視儒家不是因為它是絕學，而是恰恰因為它滲透到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各種文化中，包括滲透到在座的所有人的心理結構中去了。農民並不知道孔老二是什麼人，但他的行為模式、價值觀念、情感態度、思想觀念，他奉行的那套道德標準、生活準則，基本上是儒家的。他講究約束子女，服從家長，就滲透了儒家的觀念，甚至我發現在非常激進的青年人的思想、行為裏也有不少儒家的東西。就是說，儒家的東西已經變成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中不自覺的一些東西了。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佛教傳到中國，許多人當和尚，離開自己的家，但收的徒弟要叫他師父，還有師兄師弟、師叔師伯，相互照顧，彼此提攜，還是有這種關係學，這不還是儒家的東西嗎？儒家的力量，其特點和厲害也在這裏。所以我認為，不是你認為儒學好，便可以把它扶起來，或認為它如何壞，就可以罵倒的問題，問題在於它是客觀存在，已經滲透到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去了。
我主張要有清醒的自我意識，首先不要先下價值判斷，而是先多做客觀的現象描述，先有一點比較清醒的自我意識，把一些無意識的東西意識化，這才是重要的。這樣來比較中西方文化才有意義。
西方文化強調人的受苦受難，追求天國，我幾次舉過這個例子，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每家掛著，每天祈禱。中國恐怕很難接受這個東西，中國的菩薩都是笑嗬嗬的、漂漂亮亮地坐在那兒。這種不同就同儒家精神有關。中國人為什麼不容易接受血淋淋的慘狀？中國文化意識上為什麼沒有那種真正的悲劇，沒有強烈的悲劇性毀滅，像希臘的命運悲劇和近代悲劇那樣？這就值得研究。中國總要求一種和諧，在這裏追求精神的完美，這都與儒家精神有關。它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當然儒家是把佛、道的東西吸收進來了，所以我講儒道互補。佛教裏的禪宗也是中國人創造的，禪宗把印度的佛教中國化了。但中國還不滿足於此，經過禪宗又出現了宋明理學。禪宗到了日本倒是保住了，日本的禪比中國地道。像日本文學中所表現的毀滅意識，以死為美，日本文人視死為櫻花凋謝，盛開之後幾天就完了。日本人講究死，日本人自殺的比中國多得多，另外日本的建築、茶道、花道等等都與禪宗有關。禪在日本很發達，而在中國都被儒家、道家融合進來，變成文學藝術的一種境界。儒家特點是強調生，跟死正相反，它講“天地之大德曰生”，它肯定現實世界和世俗生活。
儒家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新儒家沒有解釋。好像就如康德所說的先驗的律令，牟宗三就把中國哲學和康德的實踐理性聯係起來講，認為中國的道德與康德哲學一致，康德認為隻有上帝才有的“智性直觀”，新儒家認為聖人就能有。但他們始終講不出儒家的根源何在。我認為是有根源的，這就是中國長期的氏族血緣紐帶。對中國的曆史，尤其是新石器時代這一段曆史得好好研究一下，它與形成部族的氏族血緣紐帶密切相關。這種血緣紐帶在西方早打亂了，中國一直保持著。中國沒有羅馬法，不像西方，所以它就產生不出近代的法製，老是倫理代替法律，到現在也還是人治，還是關係學，把整個法律也融化在這種倫常關係之中。它是怎麼來的？就是從血緣氏族這個基礎上來的，就是從親子關係來的，包括講哥兒們義氣，也是這個東西。以前拜把子，劉、關、張，就要結拜為兄弟，靠這個東西幹事業，講究團夥的特殊關係。中國人既缺乏整體的社會觀念，又缺乏獨立的個體觀念。知識分子也一直沒有獨立人格，他總是依附在某種集團、某種關係裏，或者依附在某種官僚係統裏，取得自身的價值，沒有一個獨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