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看了你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啟發很大，收獲很多，也促使我們思考一些現實問題。將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相對比，可發現，這兩段曆史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相似性，這說明了什麼？
李澤厚（下簡稱“李”）：這說明中國的基本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在那本書的後記裏提到之所以應該重視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還在於中國近百年來的許多規律、因素、傳統力量等等，直到今天還起著作用，“死人拖住活人，封建塵垢阻撓社會前進”。曆史跟我們開了個玩笑。當年的太平天國是一場農民大革命，以摧毀舊有地主所有製為特征。接下來是康有為和革命派，一連串的失敗，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才獲得成功。可是，我們今天走到了哪一點？卻恰恰又是康有為前期的程度。雖然層次不同，但是相似。康有為要求開議會，這些年，我們也有人要求開議會。此外，如企業的“官辦”、“商辦”、“官督商辦”之爭議及其他問題等等，都與現在很相似。
記者：那麼，這就有一個如何評價1949—1978年這段曆史的問題了？
李：這個問題講起來也很簡單。我們吃了很大的虧，1949年以來沒有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我們把農民革命的勝利當成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麵勝利，其實，政權的取代並不等於封建主義的自動消失。相反，從體製到觀念留下了傳統社會的深重印痕。我們沒有抓住時機，進行啟蒙工作，把真正先進的現代文明建立起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要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但從來並沒這樣做，而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所謂“社會主義合作運動”，毛澤東當時把大量的精力投在這上麵，結果封建主義披著社會主義衣裝複活和變本加厲了。我們沒有很深刻地進行理論研究，造成了一個曆史的悲劇性的重複。
記者：這使我想起了你在《走向未來》雜誌創刊號上的那篇題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文章，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中國放在世界發展的參照係中，同時注意我們根植於此的土壤，我們目前仍然是處在雙重變奏之中，隻是內容和100多年前有所不同，對嗎？
李：是的。以前，救亡需要的是對外國侵略者的軍事鬥爭，軍事鬥爭又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為了統一行動，非常強調集中和紀律。在那種情況下，啟蒙工作服務於軍事鬥爭，諸如大眾化，與工農兵結合，形式上喜聞樂見等等。啟蒙沒有在思想深層及廣度上展開。建國以後，我們又沒有及時地進行啟蒙與救亡的重點轉換，便造成了上麵所講的情況。
記者：那麼，你認為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李：我覺得目前最主要的還是封建官僚體製的問題，所以我在幾個地方講到，現在的“文化熱”，我是讚成的，我也是積極參加的。但是，如果長期地空泛地討論下去，我就不讚成了。我覺得應該提倡去做些具體的事情，多提倡實證的、科學的、具體細致的專題研究。當前更應該抓住一些改革封建官僚體製的具體問題以及這種落後體製在社會生活，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表現，進行深入的研究。
記者：看來，你對當前的文化熱潮有一定的看法，請你接著談談，好嗎？
李：現在許多人大講文化問題，但大都是大而空，似乎中外古今一兩篇文章就能講清楚，這不大好。其實，討論中許多概念就不清楚，連基本概念也不大清楚，更不用說判斷、推理了。這反映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太陳舊，太傳統。一些人隻喜歡用大字眼，比如說，非理性。這個“非理性”的含義是什麼？不清楚。有哲學的非理性，有心理的非理性，還有文學創作的非理性等等，這些不同領域和層次的非理性的含義顯然是不同的，還有其他意義的非理性。這些非理性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它們與理性又是什麼關係，這許多問題都沒搞清楚。如果把這些東西搞清楚了，那麼，你講的是哪種非理性就清楚了。所以概念的內涵、層次是很重要的，否則，討論不出結果，這一方麵，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好得多。現在有不少研究生從理工科轉來搞社會科學，這很好。自然科學中前提、概念都很清楚，探討起來就比較方便，論證過程也嚴謹。
記者：那麼，這是否與研究的對象性質有關？
李：隻要你是在進行科學的研究，隻要是科學，就要遵循邏輯。相反，在詩歌、文學作品中去找科學、邏輯，就錯了。
記者：你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一文中提到中國革命與六代知識分子的問題。如果再加上80年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七代知識分子。前幾代知識分子你都談到了，能否再談談你對80年代知識分子的看法？
李：我不敢亂講，因為我對80年代的青年了解很少，我接觸比較多的是第六代，也就是紅衛兵那一代。當然，代的劃分是相對的，有人雖然年輕些，但思考水平已等於前一代的水平，這在近代史中常有。所謂“第七代”似乎尚未定型，如何發展還很難說。有人（劉小楓）說第七代是“遊戲的一代”，即不問世事隻圖享樂，我看也不見得。
記者：那麼，你對紅衛兵這一代怎麼看呢？他們這一代很重要，是承前啟後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