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下簡稱“於”）：最近思想界有股“非理性熱”，特別是一些青年人，非常熱衷於弗洛依德、尼采、海德格爾。你是不是也讚成“非理性”呢？
李澤厚（下簡稱“李”）：盡管我也喜歡海德格爾等人的哲學，但以為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我們迫切需要把那種實用的、經驗的理性轉變為科學的、嚴格的分析理性和思辨理性。
於：為什麼呢？
李：這裏要把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作一區分。我們是從前現代走向現代，即從農業小生產走向大工業生產。而西方則已完成了這個過程，企望走向後現代。後現代與前現代有某些相似之處，所以西方人覺得中國的四合院比他們的高樓大廈好。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慢悠悠的生活節奏，以及“大鍋飯”等等也的確有它舒適的一麵。但中國要現代化，就不能不改變這種狀況。
於：其中是不是也包括用科學分析的理性代替籠籠統統的感性直覺和非理性？
李：對。西方的“非理性”是在資本文明發達之後流行的東西，是對過分發達的理性（例如科技）的反抗。而我們現在所麵臨的，還是如何從中世紀的盲從迷信等非科學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中掙脫出來，用科學和理性代替它們的問題。我們今天東施效顰鼓吹“非理性”，實在為時過早。
於：可是我記得早在幾年前，你在一些文章中就大談過“感性直觀”、“非自覺性”等等，這是不是也算鼓吹“非理性”呢？
李：在1979年的文章中，我強調文藝批評為非理性、直覺主義、唯情論等等。前兩年我也曾提出“建立新感性”，在哲學上，我一直是強調個體、感性、偶然以及藝術創作中的非理性的，但我不同意把它們歸結於動物性的本能，完全等同於本能衝動、獸性發作。
於：你在這裏強調的“非理性”，與你前麵所說的“為時過早”的“非理性”的基本區別是什麼？
李：我是講文學創作中的“非理性”，這個“非理性”是以理性為前提的，它與作為一種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態度的“非理性”思潮是兩回事。當然對於後者，我也並不是簡單否定，而隻是說，中國現在更需要理性。
於：你說中國今天鼓吹“非理性”為時過早，但事實上，這一思想在中國思想界已經相當普遍，你怎樣解釋這一現象？
李：這當然有其客觀原因。因為維係個體存在的許多本能性的東西，例如性愛、侵略性等等，被過分壓抑，長期得不到科學的理解和合理的出路，自然會出現強烈的情緒性的發泄反應，這也表現在理論上，從這個意義講，有它的合理性。但問題在於，情緒發泄完了又能怎樣？它對改變現狀並無幫助。
於：你在一些地方批評有些理論文章隻有情感價值而無理論價值，是否也是這個意思？
李：是的。現在有些理論文章隻有情感意義，可以欣賞，可以從中感受不滿現實的憤怒情緒。但既然是理論文章，總要求論證遵守邏輯，有點論證，有些科學性吧？否則，雖然讀起來很激動，但畢竟不如去讀一首詩一篇小說。這些文章究竟算不算理論，我還搞不大明白。順便說一句，有些文章在對西方理論和中國傳統的概括中出現了很多知識性錯誤。一篇文章中有一點知識錯誤沒有大關係，但若是大量的、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識錯誤，那就難成其為理論文章了。
於：這些文章主張徹底否定傳統，扔掉包袱，畢竟喚醒了人們要求改變現狀的熱情，這不也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嗎？
李：不。這些看來十分激進的文章卻恰恰掩蓋了當前最主要的問題。如果講否定傳統，迄今為止，還沒有比五四時期更為激進的。當時錢玄同要廢漢字。以前也曾有人主張大家都學洋文，幹脆不要這文化了。還有就是去雜交換種，等等。講得倒是痛快，實際能行嗎？目前阻礙改革的，主要是封建官僚主義。這是很具體的，表現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經濟體製的各個方麵。避開這些具體問題不談，而把一切罪責都歸之於文化傳統、國民性，這不太空泛了麼？
於：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正是以反對舊文化發端的嗎？魯迅不是被稱作中國文化革命的旗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