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先生，現在談文化問題的文章、論述非常之多，涉及的麵也非常之大，但仔細想來，又大都集中在哲學問題、倫理學問題或者宗教問題上。
李澤厚（下簡稱“李”）：“文化”的範圍非常大。世界上對“文化”概念的定義就有160種之多，每一種定義都可以是一個觀察分析的角度，從物質方麵的衣食住行，到思想、意識，無一不屬於文化。從不同角度、不同觀點看文化，就有不同的定義。所有能創造人的生活的事物，都有文化的存在。我個人傾向於以“行為模式”為“文化”。文化是人專有的，如人與人見麵時，會鞠躬，會握手，動物就不能。這就是一種文化現象。人與動物的區別，就是人有文化而動物沒有。
記者：隻要是人類具有的而動物沒有的那一部分就是文化，那麼文化也就不隻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了。
李：是的。而且，在我看來，其中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物質問題，像衣食住行之類。剛才我說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還有一種狹義的文化，即精神文化，一般是指精神方麵的問題。但我認為物質文化更重要。從農村到城市，吃飯、住房、交通，以及服飾的變化、禮俗的變化等等都很值得我們重視，需要做各種研究，社會學的、民俗學的、語言學的、文化人類學的，縱向的、橫向的等等。像現在這樣的一般意義的討論不能持久，也不應該持久。“文化”的研究應該進入一個比較具體的、做些微觀的真正實證的科學的研究、描述或者記錄的時期。
記者：對人、對自身、對民族、對民族文化的反思、反省、重新估價，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思想界的一大特征。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評價更是眾說紛紜。你一直主張用“實踐理性”來概括中國文化心理模式的主要特色，現在還這麼看嗎？另外，你現在也常用“實用理性”一詞來替代原來的“實踐理性”，請問這兩個概念之間有無區別？
李：“實踐理性”在英文中是“Practical Reason”。開始我用“實踐理性”，後來又改用“實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因為我覺得它更準確一些。“實踐理性”，我有時也還用，特別是在表示一種道德行為的時候。“實踐理性”是康德的詞，他原來就是指道德的理性。因為我的意思不完全是道德行為的問題，所以，為了避免與康德的原意混淆，我就一般使用“實用理性”了。
可是問題又來了，又產生了新的誤解。在一部分人眼中，“實用理性”就是實用主義，說這樣歸納貶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價值。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實用理性”並不等同於實用主義，但的確又有與實用主義相似的地方，比如，中國人比較具體、比較實際地待人處世，較少空想，他們不太相信上帝、死後靈魂的超世之類的東西。那種狂熱的情感的噴發也比較少見，總是比較注意用理性來節製感情，比較“含蓄”。這是缺點，也是優點。它們是一個東西，麻煩就在這裏。
現在有些人主張丟掉傳統，有些人則主張繼承傳統；有些人認為隻有丟掉傳統，徹底打碎，中國才有出路；有些人認為傳統挺好的，或者說繼承好的方麵，拋棄壞的方麵……
問題就在這裏。
傳統既是好的，又是壞的，是一個東西。丟掉傳統？傳統，不是想丟便可丟，想撿便可撿的東西。所以，我曾經對有些主張徹底拋棄傳統的人說，他自己的好些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就沒有脫離傳統，盡管他沒有意識到。傳統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是曆史，而人又是曆史性的存在，傳統已經化為我們的行為模式、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
記者：這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必定是傳統文化延續和存在的載體。換言之，人本身就是傳統，文化批判就是自我剖析、自我批判。
李：對。我以為應該首先有一種比較冷靜的自我意識，清醒的自我意識，先認識，然後再去考慮丟掉還是不丟掉的問題。認識，是第一位的。
記者：既然我們的文化中包含著不良因素，這個“不良”無疑與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分不開。那麼，就你看來，這個文化對我們民族的發展、民族性格的塑造、中國人的能力和智力的培養所產生的製約作用表現在什麼地方？
李：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剛才談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總是好和壞、精華與糟粕共存的。而像中華民族，它能維持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大的地域、這麼多的人口、這麼統一的文化，我稱之為巨大的時空實體，這在全世界中也是非常突出的事實。這是事實，因此維係這個民族存在的顯然有它很重要的東西。中華民族是很善於接受外來東西的，講“日日新，又日新”嘛。它並不是特別迷信、特別保守的。
但在這悠久的曆史中，當然要帶來很大的惰性，這是無疑的。其中有一部分十分頑固的人，所以鬥爭很激烈。到現在也是，一部分人非常頑固、非常保守、非常腐爛。但總有另一部分人，如魯迅先生，他對這個民族的批判就是最突出、最深刻的。而這部分人也同樣代表了這個民族。魯迅逝世後，人們在他的棺木上蓋以“民族魂”，是當之無愧的。魯迅把這個民族罵得一塌糊塗，為什麼還是“民族魂”呢？因為中華文化傳統就有不斷反省自己，正視錯誤，以求進步、革新的精神，它才能使中華民族的魂靈，“日日新，又日新”嘛。一個民族的存在，就是要不斷地反省自己，更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