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下簡稱“杜”）：你在多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如美學、思想史等等，均有獨到見解，比起深受傳統馬列主義熏陶的學術主流，可算是個“異類”。你是憑著什麼信念、方法，破除教條思想的框框，獨立思考，尋求學術上的突破的？
李澤厚（下簡稱“李”）：一言難盡，就個人經驗來說，我從不盲目崇拜什麼，迷信什麼，對許多東西保持某種懷疑的清醒態度。記得50年代初期，強調學習蘇聯的模式，我可能比當時的同學、甚至教師少點盲目性，當時請蘇聯專家來講馬克思主義，他們大罵黑格爾，更不要說康德，我就不大信，即使他們是資格很高的蘇聯專家，即使是那狂熱的“蘇化”時期。養成獨立判斷的習慣對自己很有好處。困難當然很多，許多時候是隻能自己想，不能講，更不能寫。但畢竟走過來了，至於你問什麼樣的信念、方法，我想，“對人民負責，對曆史負責”，而不是對別的什麼人什麼對象負責，就是我的信念。方法更多一些，但主要的一點是韌性，不管風吹雨打，堅持自由的獨立的思考。
杜：獨立思考的滋味，相信並不好受。你有何感受？
李：我常常不被人理解。我也不愛到處演講，倒欣賞國內一個評論家說的我是“靜悄悄地工作”，我的書例如《批判哲學的批判》開始並沒人注意，後來注意的人卻愈來愈多。我以為，隻要是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就不會被埋沒掉。別人不理解也沒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就是在本單位中下放勞動最多的一個，總認為我思想沒改造好，那也沒關係，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也就夠了。
杜：在“文革”之前，你在近代思想史、美學等方麵的研究，都頗為出眾，卻受到兩方麵的攻擊，一批人說你是機械唯物主義者，另一批人則指你是唯心主義者。你怎樣看待這些批評？
李：我一直是在兩麵夾攻中奮鬥，當年如此，現在亦然。以前是在美學方麵，現在是在關於文化傳統方麵。有的人（像劉曉波）罵我是保守派，另一些人像方克立認為我是“理論混亂”，因為我主張“西體中用”，這似乎頗有點“全盤西化”。不過，我已經習慣了兩麵夾攻。我經常想當年魯迅一方麵被創造社的人罵為“封建餘孽”，另方麵又被當權派看成洪水猛獸。他不也是被兩麵夾攻嗎？我感到安慰的是有大量的真誠的年輕人給我以力量，由大城市到僻遠農村都有人寫信給我，說對他們有幫助有啟發，他們愛看。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安慰，我也別無所求了。
杜：你的研究範圍涉及多個領域，並且屢有新見，究竟這些研究項目有否共通之處？對不同論題所提的論旨又是否彼此相關？
李：我所研究的是美學、中國思想史和康德哲學，但我的興趣還是在哲學本身。哲學到底研究什麼呢？簡單一句話說，就是研究“命運”：人類的命運、中國的和個人的命運。這就是我所關心的。這是抽象的大問題，所以在我的文章裏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隻說些比較具體的問題，例如我的三本《中國思想史論》（古代、近代、現代）實際是在談中國的命運，想將來如有可能再提高概括一下。又如講康德的那本書，也講了個體的命運，意思是認為個人的命運應該自己選擇、自己決定、自己主宰、自己負責，不是讓別人去安排自己的命運。
杜：怎樣才能啟發現代的年輕人獨立思考？
李：我看現代年輕人比我們那時好多了，現在的青年人，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教條框框都衝掉了，獨立思考基本上沒有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更好地獨立思考，少走彎路，因為獨立思考並不是胡思亂想。我現在提倡要加強一些科學性。去年我講有些文章，隻有情感價值，看起來很過癮很痛快，很能表達人們的情感，能夠反映對各種落後體製、對傳統的醜惡麵、對壞東西的憎恨，表達很夠，但論證和證據不夠，分析不夠，科學性不夠，我們今天更需要多方麵的嚴肅的、冷靜的、客觀的、認真的實證研究。所以我更提倡微觀研究。好像今天高喊自由、民主，但究竟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它們如何來的？有哪些發展、變化？有些什麼問題、困難？有些什麼優點、缺點？都沒有人很好地進行具體論證或研究。但在西方卻有很多著作很多研究，也有好些不同的學說。我們並不了解。所以我在《美學譯文叢書》序文裏說，青年們與其寫一些沒有價值的空洞文章，不如去翻譯一本有價值的書。我是主張大搞翻譯，拿來主義，當時也受到很大的壓力和阻力，但現在看來，情況變化比較大了，最近三聯書店便準備大批出版年輕人翻譯的名著，哈貝馬斯、德裏達、福柯、伽達默爾等等的作品，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已經出版了，這是很好的現象。首先翻譯，了解情況，然後結合中國實際，進行實證的研究。
今天中國社會科學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比人文學科（文史哲）更落後，而中國恰恰特別需要這些學科。在一個有數千年封建專製的官僚體製的傳統包袱的社會裏，如何走向現代民主，這不就需要細致的實證的科學研究嗎？光空喊民主，光定幾條空洞的民主條文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非常具體、非常實在、非常細致的分析、討論、研究、探討。這樣的獨立思想才是有效力的獨立思考。我這10年也一直主張要搞點分析哲學，也正是為了加強這種科學性，至少把一些基本名詞、概念、判斷、命題，弄精確一點，免得糊裏糊塗地大爭論和扣帽子。
杜：你曾經批評一些不良學風，如“對子”、“圓圈”的問題，還有“天下達尊”的問題，你看這些情況是否已得到糾正？
李：“對子”、“圓圈”是有關哲學史的專門問題，這裏不談了吧。至於《破“天下達尊”》，這篇文章得罪了不少人，但年輕人看了很高興。要改變還是不太容易。但有一個好現象就是已經有一批年輕人開始拋頭露麵，獨立地（即不是依靠什麼地位、權勢、資格）站起來了。我在1978年說，希望在年輕一代人身上，不在老一輩，也不在我這輩。當時這意見很多人不同意，包括外國學者，也包括我這一代人。但我這預言已慢慢在實現，現在已經有一批年輕人出來了，你若注意近年國內學術報刊，新的名字很多，這個發展很快，再過三五年到10年，文化學術界就是他們的天下。他們的眼界、觀點和看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發表於《人民日報》等報紙上的《破“天下達尊”》、《美學101題》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