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浪（下簡稱“章”）：你少年時代傾向文學及科學，為什麼大學時選讀哲學？是什麼原因使你致力於美學研究？
李澤厚（下簡稱“李”）：這個問題很有趣味，我就簡單地講講。我在高中最後一個時期對哲學發生興趣，因為我在思考人生的意義，哲學是研究人生最根本的問題的，人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有沒有上帝等等。
我研究美學的原因，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50年代，朱光潛發表他對美學的見解，我對他所講的也有些別的看法，因此便加入了這場論爭，自此上了馬便下不來啦，這是偶然性，因為我那時正在研究中國思想史。必然性也有，因為我從小對文學就有興趣，接著在中學對心理學也有興趣，最後對哲學也有興趣，這三門科學的交彙點容易使我在美學方麵發展。所以我那個《美的曆程》沒費什麼勁就寫完了，因為自己對文學史本來比較熟，也沒有特別找什麼材料。
章：你在中國古代浪漫主義發源地湖南出生，這會不會造成你研究美學的必然性？
李：（笑）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研究自己，當局者迷。可是，我聽人家說在我性格裏麵有點浪漫主義，那是可能的。
章：你說過對人類樂觀，對自己悲觀。你對自己悲觀，是否受你童年生活及“文革”經曆所影響？
李：我不喜歡談私人問題。具體的是因為我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世界上什麼都可以補救，唯獨是時間不能補救。的確有過不好的遭遇。不想到處張揚，到處活動，這也是我的性格吧。我從來就沒有特別愉快、特別高興過。人家認為我是應該愉快的。（插問：你以前患肺結核病痊愈了沒有？）那是念大學時患的病，現在已經複原了。我父親死得早，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到鄉下去教書，生活很苦，我後來上了師範學校，因為那兒吃飯不要錢，我本來考了省一中，但沒去，那是不容易考上的。從前受到各方麵的刺激，因此對我性格也有影響，可以說是孤僻吧。我在國內很少活動，在新加坡，我一次也沒講演過。
章：從1964年到1976年整整12年，你沒有任何著作問世，那段時間你在做什麼？
李：我在“文革”以前就多次下鄉。那時，我讀書、寫文章，但文章沒有發表。能發表的文章我不願意寫。那段日子我也不斷想問題。我後來發表的文章，不少是在那個時候思考的。
章：雖然你全家都在新加坡半年了，你堅說你不會移民，你說因為你是中國人。但這個解釋不是太簡單了嗎？有多少個中國人在移民後不稱自己是中國人呢？
李：那些移民外國的人，我也不反對，尤其是年輕人，出來也好。不過，我年紀大啦，到外國去幹什麼呢？現在我在國內，至少還有一批年輕人願意接近我，看我的書，給我一點鼓勵，使我的工作還有意義。到了國外，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章：你覺得馬克思主義結合到中國來，變成了有點政教合一的情況，是因還是果呢？
李：我覺得這現實主要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造成的結果。現在留下給我們的問題，包括一些習慣、製度，都有戰爭時的特色，觀念上也是這樣。現在製度上很多都是打仗時的作風，上麵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下麵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我覺得這一點大家都理解不夠。可是軍隊裏適應的卻不能在社會上普遍適應，把戰爭時期的經驗投進社會的活動裏，這一點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很好地講過。
章：其實馬克思的鬥爭理論，有它的根據，不知是理解錯誤、推行錯誤，還是不斷鬥爭這觀念有問題？
李：馬克思沒有講過這種“不斷鬥爭”。“不斷革命”論是托洛茨基的理論，毛澤東也講不斷革命，這是毛澤東發展了的一個理論。我在剛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講到，毛澤東的青年時代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前，也有自己的宇宙觀，他認為世界是動的，是鬥的，人也是這樣，永遠如此，所以要老鬥下去。
章：你怎麼看當前中國思想界知識分子所作的思想探討，都要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之下？
李：我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怎樣。對我來說，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開放性的，需要發展才有馬克思主義。
章：是不是每一個部分都可以開放？當然要用現實來衡量那個理論，如果累積了一定的程度，是不是理論基礎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改？
李：哪一些是基本理論？哪幾條算是不能動的基本理論？我看沒人說得清楚，基本理論是相對的。在我看來，有一條算是的，即唯物史觀。唯物史觀並不是簡單的經濟決定論，而是講的一個社會結構，其中有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它們是互相影響的，不是經濟可以隨時決定一切的。但是從整個人類曆史來看，經濟還是最基本的，因為人要吃飯。隻有這一條是對的。其他都沒有不可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