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下簡稱“蔣”）：李先生的著作在台灣流傳非常廣，不隻是在專家學者間流傳，更重要的是在青年一代中有普遍的影響力。特別是《美的曆程》這本書。《美的曆程》是談中國美學的，美學以前在台灣沒有那麼受重視，據我了解，一般青年讀《美的曆程》，不純粹是為了研究美學。《美的曆程》給他們的毋寧更是一種鼓勵：作為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在民族傳統急遽消失（或遞變）的時刻，再一次嚴肅審視民族傳統中的審美經驗。
李先生是在什麼樣的動機與心情下寫這本書？這本書在大陸青年群中的反應是否和在台灣相似？
李澤厚（下簡稱“李”）：我出版的書中，在大陸上反應最廣泛的也是《美的曆程》，這個情形跟在台灣的反應似乎相同。
我這本書是在1979年寫的。寫作的過程很快，大概隻有幾個月就寫完了。1979年秋天就交了稿。
可是思考的時間很長。例如，《從感傷文學到〈紅樓夢〉》這一部分，在50年代就已經思考過了；《明清文藝思潮》的大部分內容，50年代在我的一些文章都已經談過。
《盛唐之音》這一部分，是60年代開始的。那時候我下放到湖北，在農田勞動，忽然間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就在腦際浮現。當時大陸對《春江花月夜》是批判的，認為是頹廢的文學，我覺得恰恰相反，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時代對人生、宇宙最初覺醒的‘自我意識’”，是通向“盛唐之音”的反映。
《青銅饕餮》是在70年代，也就是“文革”期間寫的。
許多年斷斷續續地思考，許多年陸陸續續地寫下來的筆記，在短時間裏累積完成了《美的曆程》。
我當時寫這本書大概基於兩個動機，第一，大部分的美學把很活潑的文藝創作僵化成了死板的東西；第二，許多文學史與藝術史把文藝創作割碎了。
我主要的興趣在哲學，我認為哲學離不開“人”，離不開“人”的命運，離不開“曆史”。因此，經過“文革”的浩劫，我更不能滿足於當時大陸“僵化”及“割碎”的美學和文學史、美術史，《美的曆程》就在這樣的心情下動筆了。
蔣：你剛才提到在勞動下放時想起了《春江花月夜》，這使我想起《美的曆程》中《青銅饕餮》的一段。你在那一章中說：“曆史從來不是在溫情脈脈的牧歌聲中進展，相反，它經常要無情地踐踏著千萬具屍體而前行。”你認為商代是“如火烈烈”的時代，是“進入文明時代所必須的血與火的野蠻年代”。請問，你如何看待“文革”？如何看待你的勞動下放的經驗？
李：下放對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沉思）
當然，也許時間短一點是好的。
我一直相信，曆史充滿著各種偶然。例如，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革”。曆史也許常在這種悲劇性的矛盾中行進吧——所以我常說“曆史是一種悲劇的二律背反”。
杜甫的《兵車行》、“三吏”、“三別”就是矛盾，又要去保疆衛土，又要“反戰”，不就是悲劇的二律背反嗎？
我想，我們要更深刻地理解曆史，理解悲劇性的曆史進展，從而在這裏麵理解自己，理解人的“自我意識”。
理解過去也就是為了理解自己，更清醒地理解自己。
蔣：《美的曆程》跳開了朱光潛分析的、體係式的美學研究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於宗白華美學散步式的、詩意的文筆，自成一種體例，在理性的研究中流露著濃厚的詩情。李先生對朱光潛與宗白華如何看待？是否受到他們的影響？
李：中國近代的美學研究可以分為三代，第一代是蔡元培、王國維，第二代是朱光潛、宗白華。我是屬於第三代的。
朱光潛先生是我在50年代美學討論上的“論敵”。那時候我隻有二十幾歲。朱先生寫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在自己的美學思想前加上“反動”這樣的字眼。美學就大致分為三派討論了起來。一派是朱先生，一派是蔡儀，另一派就是我與一些年輕人。
中國在1949年以後，許多討論都是以“討論”始，以“批判”終。最後總是以一種意見壓倒其他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