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劉斯翰、淩峰）：李先生，你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對五四運動作過全麵的深入的研究，今值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之際，想請你就此談談感想。
李澤厚（下簡稱“李”）：五四運動是現代思想史上重大事件，其影響既深且廣，近年來對“五四”進行反思的興趣有日益強烈的趨向，以至發生種種分歧，如對“五四”褒貶不一，這都是很自然的。目前在思想界有兩種恰好相反的意見，對吧？
問：不太清楚，請你具體談談。
李：這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五四運動應該否定，認為五四運動本身就是個錯誤，是不應該搞的。新儒學派中一部分人持這個觀點，他們尊孔，強調曆史傳統，“五四”提倡“打倒孔家店”，徹底否定傳統，當然錯了。和這種觀點相近的意見，是指責“五四”的反傳統過了頭，有片麵性，等等。我認為“五四”應該全麵肯定。別的不說，提倡白話作為“運動”取代了文言文，就是一大功勞。在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的自我改造上，搬進或創造出新的語言、詞彙、概念、思維形式、表述方法，便是突破舊傳統束縛的重要方麵。白話文運動是立了大功的。試想如果今天我們仍用文言文寫作、思考，會是什麼樣子？反傳統的片麵性，在我看來，在當時也是必要的。魯迅“開窗子”與“拆房頂”的譬喻很能說明情況，在封建思想影響積重難返的情況下，隻有用激烈的主張去衝破它。至於“五四”舉起了科學與民主兩麵大旗，還有人道主義，這些都是當時最為迫切的問題，至今仍然具有重大意義，這用不著多說了。
問：你曾經指出五四運動包含兩個不同性質的運動，即啟蒙運動與政治運動。開始是啟蒙與救亡相互促進，後來救亡壓倒啟蒙，成為曆史發展的主流。現在你肯定“五四”，基本上都是列舉其啟蒙的方麵，是不是認為今天“五四”的意義主要在於啟蒙的方麵？
李：我曾說從“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史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啟蒙與救亡是那時代的兩大主題。以啟蒙為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一定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聲勢。五四運動正是這樣。啟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啟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張，不脛而走。救亡把啟蒙帶到了各地。其次，啟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以專注於文化批判始，仍然複歸到政治鬥爭終。啟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與救亡、愛國的主題相碰撞、糾纏、同步。中國近現代曆史總是這樣。
不同於以前的是，這次既同步又碰撞帶來了較長時期的複雜關係。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麵並沒能延續多久，封建主義加上危亡局勢不可能給自由主義以平和漸進的穩步發展，反抗侵略和農民土地問題，需要“根本解決”的革命戰爭。革命戰爭卻擠壓了啟蒙運動和自由理想，使封建主義乘機複活，這使許多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卻能籠罩在“根本解決”了的帷幕下被視而不見。這是現代中國曆史的深刻悲劇。我想，“五四”的啟蒙主題如果在今天對我們有特殊重大的意義，應該是基於這麼一種曆史的原因吧！
問：有這麼一種看法，認為五四啟蒙隻是辛亥革命失敗，政治改革受挫之後，思想改革被重新推上前台的一個結果。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始終處於一種軟弱狀態，無法提供一個足夠強有力的經濟後盾，所以無論政治上抑或思想上的改革運動都無法取得成功。五四啟蒙的夭折，是否也應該包括這一原因？
李：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社會的一切進步，歸根結底是由經濟的進步引起的。現代的中國，歸根結底，也隻有社會存在這個本體隨著科技引入和大工業生產的發達而造成人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行為模式的巨大改變，才能真正強有力地作用於人們的觀念意識、思想感情、人生觀和宇宙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