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萍（下簡稱“尹”）：你有沒有分析過自己的思想？
李澤厚（下簡稱“李”）：我的思想……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間大概是比較頑固的。大概是受魯迅的影響比較多，對很多事都持懷疑的態度。從50年代起，當別人非常熱衷的時候，我就開始懷疑。記得那時候一片“學蘇聯”，哲學係開“蘇聯哲學史”的課，包括馮友蘭在內的很多老教師都去聽。我就感到很懷疑，因為看了講義，水平很差嘛！沒講出個道理來，不過那時候不說就是了。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當然也狂熱過，後來慢慢冷靜下來。我現在提倡“批判的理性”。
尹：以你所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而言，你覺得立論是相當中肯、客觀、理性的呢，還是中間含有……
李：那當然還是有情緒。研究一樣東西要完全避免情緒是不可能的，人文科學更是如此，你一定有一種立場，一種感情與態度，但不能讓感情涉入太深。
尹：你所發表的這些理論，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製約、限製？心靈真正是自由的嗎？
李：你指的限製是外界的還是內心的？
尹：兩者我都想知道。
李：前年我在香港答記者問時便說過，我采取的是邊緣政策。
當然有外界的約束，我的書要在大陸出版，這就是約束，書不能在大陸出版就沒有意義。自由是相對而言的。比如我在寫《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時，有些想法就沒寫出來，因為那是10年前出版的。很多年輕人從字裏行間看出來，我覺得這就夠了。很多人沒看出來，那也就過去了。隻要有人看出來就行了。
10年以後，當時的一些想法現在可以寫了，那我就寫出來。是不是都寫完了？當然也沒有。至於內在，當然也有限製。我說過，我這人各方麵都有很多缺點、弱點。
尹：可以不可以說，你基本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在從事思想研究的工作？
李：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我不敢這麼說。因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對於馬克思的東西，我大概隻能相信他很小的一部分，最基本的一部分，比方馬克思認為人先要吃飯穿衣，然後才能幹別的事情，這到現在仍然是真理。我信這一點，我認為馬克思這一條最重要。
馬克思仍然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馬克思主義包含太廣泛了，所以很難說。我並沒有想到要捍衛馬克思。我很喜歡愛因斯坦、馬克思、魯迅這一類的人物，要說限製，這些人給我的影響也許就是限製。
尹：近代史、現代史距離我們太近了，很難說不受自身環境的影響。
李：那當然！所以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
我們這一代是很悲慘的一代，最值得珍惜的年華都被浪費掉了，我浪費了好多年在搞體力勞動，所以是鬱積了一些情感，但是我不想寫一些情緒發泄的東西，那沒意義。
尹：你是什麼時候接受共產主義的？
李：1947—1948年吧，我在讀中學的時候。那些書作為禁書，都是躲著看的。
我們50年代成長的一代，非常老實地遵奉“螺絲釘哲學”，沒什麼作為，但是有信仰，相信自己是在為一個理想社會而奮鬥。
60年代成長的，包括初期的紅衛兵，雖然胡鬧，但是仍然有信仰、有激情。更年輕的就不同了，他們看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隻是說得好聽，做的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社會上很多腐敗的事，都來自社會主義的名下，造成他們心理的逆反。
現在有些30多歲的人，非常討厭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他們並沒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就像台灣很多年輕人討厭三民主義，其實也並不了解三民主義，情況一樣。
尹：今年是五四運動70周年，與70年前相比，有什麼相同與不同之處？
李：最根本的相同處是中國反封建的任務仍很重。
比如，官本位製，等級森嚴。比方和尚有什麼“處級和尚”，飯館有什麼“科級飯館”，教授也有什麼“局級教授”，一切都納入官本位，都有等級。這不可笑嗎？
不同的是，現今中國不是處於世界局勢大變化期，國家也沒有麵臨強敵，不能再談救亡。應該允許大家多說話，讓社會多元化。
現在知識分子是比較敢講話了，有一句順口溜：“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還要說。”因為現在比較寬鬆了，說些尖銳露骨的話，一般也不會把你怎樣，所以是“不說白不說”。可是說了又怎樣？沒人要聽你的，所以“說了也白說”。雖然如此，知識分子總要盡言責，不能坐視不理，所以“白說還要說”。
（原載台灣《遠見》雜誌198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