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文（下簡稱“舒”）：你曾在給王浩先生的一封信中談到“語言的洗禮”。你所說的“語言的洗禮”指的是什麼？
李澤厚（下簡稱“李”）：就是指分析哲學，主要指日常語言學派所強調的分析和澄清觀念、概念的工作。西方有些學者現在已不滿足於停留在分析哲學中。王浩在他的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等著作中也表示了對分析哲學的不滿意。而就我國目前的理論狀況來說，“語言的洗禮”我以為卻是必不可少的。
舒：從你的語氣中我感到它意味深長，請你談一談我們為什麼需要語言的洗禮？
李：從二三十年代以來，分析哲學逐漸在歐美理論界占統治地位，這不是偶然的。
這種理論與現代科技的發展相一致，符合時代的需要。在我們考慮和談論問題時，這種分析起澄清的作用。澄清各種概念的不確切性，並進而使我們了解語言的本性，如後期維特根斯坦。這也很大地幫助我們進行準確的思維。這應是20世紀哲學的最大成果。
中國非常需要這種語言的洗禮。至少在社會—人文學科中，很多概念在使用中常常是多義的，給予澄清，才能更好地進行思維。這是很重要的。但我們許多學人根本不注意和重視這一點，連思維方式也常常是直覺式的，缺乏嚴密論證，更不用說不注意概念、命題的精確性了。因此我說中國還沒有走進語言，還不能確切地、科學地使用語言。所以需要語言的洗禮。
舒：這些年來，西方的很多種理論思潮被介紹進來，其中在西方有如此大優勢的分析哲學思潮，及其所倡導的澄清語言的方法，在中國理論界的反響不如存在主義、海德格爾引起的反響廣泛深入，這是否與中國文化的傳統有關係？
剛才你講到，我們中國的理論界還沒有走進語言，可是為什麼我們老早以前就已經企圖超越語言了呢（比如，禪宗、道教所主張的）？並且至今，這種試圖超越語言的願望依然如故？
李：的確，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缺陷。中國文化是審美的文化，喜歡直觀，輕視科學所要求的論理性的精確。我們的上層文化傳統經常追求的並不是科學性，而是道德—審美境界。
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們現在還缺少現代人的心態。現代人的心態就是多元的，寬容的，民主的，尊重少數的。這在英美發展得最為充分，這有曆史的原因。我們中國人一直比較更喜歡德國哲學，這也仍然與文化傳統有關。當然，德國哲學比英美經驗論更為深刻，對人生、命運的忍受、把握更深沉，也更合乎中國人的傳統口味，但我說過，這並不一定是件好事。對海德格爾如此偏愛和這種接受方式，我很懷疑。我覺得我們應該強迫自己接受一點與本文化傳統不大習慣的東西，也許這樣好處更大。這樣才能真正溝通、融彙。
舒：我們的審美文化傳統與精確的科學性是否有天然的排斥？
李：那倒不必然。中國古代的名家就推崇推理。這說明我們民族有科學推理的能力，具有這樣的潛力，隻是沒能充分發展而已。
舒：為什麼？
李：這與我們傳統的實用理性有關。一開始，名家與古希臘的邏輯便有所不同。這一點金觀濤、劉青峰有很好的論證。在實用理性支配下，我們更注重技術發明，包括數學也重視應用，缺乏歐幾裏德那種公理係統。所以我早說過，中國古代沒有真正發達的純科學領域，卻有非常發達的兵、農、醫、藝，以及天文、曆算等技術學科。
舒：可是我們的進步很慢。從廣泛介紹西方科學、文化的100年來，有很多具體的、基礎的工作，像澄清語言這樣的工作，到今天還沒有做好。這種速度的緩慢是由於文化傳統的影響，還是因為我們的文化運動總是與政治糾纏在一起？
李：主要是政治的原因。政治始終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中心環節。有時候是現實政治問題的真正迫切，有時候政治本沒那麼迫切，卻人為地強迫性的政治化。這就嚴重妨礙了文化的獨立發展。有很多學科，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甚至政治學、法律學等等都幾乎沒有建立起來。
舒：你曾說過，對傳統文化要進行轉換性的創造。知識分子既是文化傳統的典型代表，又是進行轉換性創造的承擔者，這談何容易。我想，如果我有著這樣的文化傳統，這樣的心理結構，在進行吸收、批判、轉換、創造時，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我應該以什麼作為標準，這標準又是以什麼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