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下簡稱“於”）：仿佛自你去年11月回國以來，一直是諸多記者追蹤的對象。見諸報端，以《文彙報》和《世界經濟導報》發表的兩篇對話最引人注目。其中涉及問題甚廣，但就其總體而言，我以為你近來所強調的中心問題，仍為1986年底我們第一次對話時你所提出的：“中國現在更需要理性。”
李澤厚（下簡稱“李”）：以前我們已談過兩次了。
在1986年時談到兩個問題，一是我認為在當時流行的各種文學思潮和文體中，還是報告文學更有前途。……第二就是剛才你說的，“中國現在更需要理性”。但是這兩點一直遭到反對。對第一點提出反對的，就是在我們後一次談話中講過的那位大談“文學本體”的“文學地球”先生。最近又讀到他在《文藝理論與研究》上的文章，他似乎不好直說晚期魯迅寫雜文變成了痞子，而說他“被痞子所包圍著”，很為魯迅晚期因為寫雜文而沒成為“文學巨人”感到惋惜。不過口氣好像不如論證文學等於地球時那樣有把握了。第二點關於理性問題，當時主要是針對劉曉波，因為他狂熱地鼓吹“非理性”。其實我10年前就提出過藝術不是認識，創作的非自覺性等等，就是講“非理性”，你上次還問了這個問題。但他們這樣一搞，我就不讚成了，因為我講非理性，主要是指文藝，特別是文藝創作中的審美特征，他們卻膨脹為一種哲學或意識形態傾向，這就很不妙了。
於：現在看來，你當時提出兩個問題卻依然值得我們討論與思索。關於報告文學問題，1979年以來小說所擁有的大量讀者，近一兩年普遍轉向報告文學，甚至一些頗有名氣的小說家、詩人，也都或客串或主要轉入了報告文學創作。
李：可見高唱非理性也好，文學本體也好，文學地球也好，首先還是要在現實中生活。為什麼大家那麼關心反映現實生活的報告文學作品？因為現實生活太令人不滿意了。
於：另一方麵，小說現在似乎正變得越來越難讀，很難引起人們的閱讀興趣，理論界已有不少人提出近年小說的不景氣，對此，有的朋友頗不以為然，以為諸位不去讀這些小說，有什麼資格來說三道四？但我以為，倘若連文學圈子裏的人都失卻了對小說的興趣，那麼盡管可能仍存在一些好小說，也依然說明不了小說的興旺。
李：我擔心現在許多文學批評、理論文章也隻有很少人讀了。在這裏，語言被搞成一個迷宮，講得玄乎其玄，喜歡用些看起來很深奧的詞彙、句法、語言，構成一座座晦澀難懂甚至不合語法的迷宮大廈，使讀者讀得暈頭轉向、迷迷糊糊。老搞這種迷宮，讀者們就不大願意進去了。有趣的是，現在連批評家們自己也迷失到裏麵去了，迷失到了自己玩弄的語言遊戲中。暈暈乎乎，自得其樂，自以為講出了許多新道理、新思想，但幾個基本問題一問，又茫然若失，答不上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講什麼，結果處於一團漿糊的狀態中。
於：有些批評家提出，現在的報告文學熱，熱的並不是文學，而是文學以外的東西，如新聞性等。用文學界通常批評報告文學的一句話來說，叫作“文學性不強”。
李：問題在什麼是文學性？
於：不錯，什麼是文學性，倘若這一基本概念不清楚，討論問題就缺少前提。你能談談你所理解的“文學性”這一概念嗎？
李：我想這是可以講清楚的，但不是這裏幾句話就能說清。不過，如果將文學比擬於地球，或者說“文學就是文學”，那就永遠也說不清楚了。許多報告文學確實並不以文學性取勝，它首先是以它報告的那些新聞、事件，其次是通過它報告的方式、形式、語言、描繪來吸引、打動讀者。總之，是通過一定的審美方式，將生活本身、生活中某些東西真實地展現出來，吸引、打動著讀者。所以它既不是純文學，又不是純粹新聞報道。
於：此外，現在報告文學還包含了理性成分。不僅記錄著客觀現實和作家情感，更有理性概括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