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鷗（下簡稱“楊”）：在童年的哪一瞬間，你突然發覺自己成熟了？
李澤厚（下簡稱“李”）：以前已說過（見《走我自己的路》），上初中一年級，也就是12歲的時候，有一天突然發現人是無一可免地都要死的，我自己要死，親人也要死。這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長大了。
楊：哪位親人影響最大？
李：母親。趁此機會，做一個重要更正。有一本《李澤厚美學思想研究》（王生平著），因為出版前我拒絕審閱，結果發生了許多錯誤，特別是將我父親的一首詩錯得不像詩了，今將原作抄錄如下：“潦倒誰於邑，謀生哪自由；韶華過似箭，期望渺如鉤；身世兩同恨，鄉心一樣愁；壯懷終是夢，有負少年頭。”可見，我父親也一直鬱鬱不得誌。我父母親都沒活到40歲便先後病故了。
楊：請你各舉一個你崇拜的政治家、思想家、作家的名字，並請略敘崇拜的理由。
李：我從不崇拜什麼人，隻能說喜愛。從初中到現在魯迅對我影響很大，我喜愛的人還有愛因斯坦、馬克思、車爾尼雪夫斯基、康德等等。
楊：北京、上海文化討論熱鬧非凡，廣州、深圳不聲不響，但在國民性的改造方麵，後者步伐似乎更大，你更讚成哪一方？
李：我認為都可以，應該是多元的，你願意掙錢就掙錢，願意議論政治就議論政治，不能說哪個對哪個錯，各人有自己選擇的自由。這很複雜，不關心也可以是一種關心。我在1986年一個講演中已講過了。
楊：你如何評價文化界離婚率升高現象？
李：這當然是一種進步現象。中國一直在封建主義束縛之下，禁欲主義盛行。恩格斯說過婚姻本來是一定曆史時期的產物。現在婚姻受外在條件限製多，婚姻不自由，所謂“終身大事”的提法便相當荒唐。
楊：如何解釋出國留學定居與愛國主義的關係，不回國等於不愛國嗎？
李：我認為這無所謂，你願意在哪兒定居就在哪兒定居，這不算不愛國，不要扣人家帽子。中國人才潛力很大，多出去一些人沒關係，對中國也許還有好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愛國。有些人在國內滿是牢騷，出去以後就愛國了。中國有兩大優點，一是地方大、人多，又不發達，因此承受力強，多大的災難都能挺過去；二是人才潛力大，你看才幾年，一下子就翻譯出版了那麼多的書，都是年輕人翻譯的，盡管質量可能不高，但畢竟有勝於無，數量驚人，而且質量也會慢慢提高。所以我說，即使現在知識精英全部流失出去，很快又會產生一批，事實上出去不回的隻是很小一部分，這種人才潛力的優勢是哪個國家也比不上的。問題是沒有很好地發掘和實現這潛力，常常是阻礙、損耗和摧殘。這套舊體製是不能“人盡其才”的根本原因。
楊：你是否同意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起飛是儒家資本主義的成功？
李：我認為日本文化傳統與中國文化傳統表麵上看起來相似，實質上截然不同。儒家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占的地位並不大。當然日本文化受中國文化一些影響，但它已將儒學改造了，而日本本身的文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把日本和新加坡、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放在一起，我不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