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雪峰
作者簡介：辛雪峰，西安音樂學院教師，碩士研究生。
①俞人豪：《音樂學概論》，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頁。
陝北民歌是陝北高原生長出的特有的藝術品種，也是一種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現象。陝北，廣袤、雄渾的黃土高原透出幾分蒼涼，山丘連綿、溝壑縱橫的地貌特征，通過藝術思維的折射，賦予了陝北民歌高亢悲壯的獨特個性，而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直率勇毅的陝北人民，就像陝北民歌中的一個個音符，演繹著人與自然和諧的樂章！
民族音樂學家梅裏亞姆說：“…音樂是由構成其文化的人類價值觀、態度與信念所形成的人類行為過程的結果，樂音無非是人類為自己而創造出來的東西。人類的行為會產生出樂音，但它的創造過程是一種具有因果性的連續過程……”①這正是陝北民歌生成的真實的寫照，陝北民歌是世俗與宗教融為一體的陝北文化現象，是陝北人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心理態勢長期積澱的結果，並在世代延續與傳承中不斷發展。陝北民歌在流行、演繹過程中，陶冶了陝北人淳樸、善良、剛毅、豁達的個性，也從不同側麵反映了陝北的曆史沿革、文化和社會變遷。
情歌在陝北民歌中占大量的篇幅，情歌中又以悲情基調的作品最讓人震撼。陝北情歌唱出了陝北的婚姻文化，把情歌置於陝北地域文化發展演變及陝北婚姻習俗的背景下分析，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其旋律優美、內容大膽辛辣、直抒胸懷的風格特點及所蘊涵的思想內涵。
一、陝北文化對情歌思想的影響
陝北文化是中原農耕文化區係與北方草原遊牧文化區係長期對峙中形成的以中原農耕文化為主體，融會遊牧文化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而形成的一種區域性亞文化。
陝北，有史以來就是民族融合的交彙地帶。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原農業文化和北方草原遊牧文化在這裏摩擦衝突開始激化的時期，由於陝北高原一帶因接近中原王朝政權的中心區，遊牧部落和農業族民之間的征戰就非常激烈、頻繁，我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中，就有不少反映獫狁與周王朝的戰爭狀況的詩篇：“靡室靡家，獫狁之故”、“獫狁子熾，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國”以及“天之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襄”。秦漢時期，陝北高原一帶形成了以農業文化為主體，融會遊牧文化的文化格局，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從長期激烈對抗走向長期的和平，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使漢民族的政權版圖大規模地向北擴張，為中國曆史上實現第一次民族和睦“漢匈一家”400年互為兄弟的時期奠定了基礎。這從《史記》“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畜牧為天下饒”記載可知。這一時期，由於“戰爭”及“和親”締造的邊境和平，加上陝北高原一帶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使陝北一帶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經數百年人種血緣與文化的融合，結成了以農業生產和畜牧生產為經濟基礎的、區域性的亞文化共同體。農業、畜牧業並存的情況在該時期文化遺存物中也得到證明。從陝北各地出土的大量東漢時期墓葬畫像石和其他兩漢時期文化遺存物的文化內涵看，其文化內容、文化形式的主體屬漢族農耕文化，但與同時期漢畫像石相比，卻更多地增添了遊牧文化內容。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分裂和戰亂的時期，但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時期，這一時期，陝北地區戰火蜂起，延安就是匈奴、突厥進攻關中的邊陲要地。
隋唐時期，陝北的民族成分更加複雜，除有長期羈留雜居的稽胡諸族，還有一些在吐蕃脅迫下內附的西北遊牧民族，唐王朝特設羈縻州予以安置，使陝北地區成為漢民族農業文化、北方遊牧民族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疊壓、融合的交彙地帶。唐代是各民族交流的繁榮時期，在強大的中央政權的統治下，各民族的對立政權少了，雜居陝北的各民族基本上友好交往，和睦相處，自願融合。北宋、遼、西夏、元時期，陝北一帶被大量開墾以應軍需，宋金、宋遼一百多年的戰爭及長期拉鋸式的爭奪，致使陝北成為災兵之地。在曆史上，作為“方外”之地的陝北，先有南匈奴的此起彼伏，後有南北朝時赫連勃勃建立的大夏國。隋末又有梁師都據夏州稱帝，唐末宋初黨項人建立的西夏國。元代，蒙古貴族大批進入中原，北方遊牧民族也大批南遷，圈占土地，陝北始終處於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交鋒的前沿。
明清大規模的軍屯與民屯，再次將中原等地發達的文化帶入陝北。明永樂三年，朝廷曾將大批耕牛運往這一帶，規定每百名將士必須分到耕牛四十頭，以用於耕作；明成化九年，陝北一帶長城修複竣工後，朝廷向這裏廣積勞力，對“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到了清代，清政府更以優厚的獎勵鼓動長城以外的人民入內墾荒，並宣布三年不納糧；清初，朝廷曾將江浙、金陵一帶大官宦、大富商全部合家遷至陝北一帶屯田。明清兩代，江南遷入陝北的戍邊將士、達官貴人將江南地區的文化生活、藝術品種帶入陝北，如“榆林小曲”就是江南官宦歌伎攜帶到陝北的江南明清小曲。正是這樣的曆史地理環境形成陝北相對封閉而人種雜居混合的局麵。作為軍事要衝和戰爭前沿，曆朝的屯兵戍邊，難免將天南地北的文化習俗帶到這片封閉的邊塞。本土文化在無中原主流文化的幹預下得到保存和發展，故清人王端芬作為欽差大臣在巡視陝北後的上書中稱，“塞外荒丘，土靼回番族類稠，聖人傳道此處偏遺漏，因此上把禮義廉恥一筆勾。”這形象、準確地道出了陝北文化獨特的實質性內涵，即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交彙而形成的陝北人的思想意識。
陝北一帶的現在的居民基本為漢族，還有少量的滿族和回族，但這是長期民族融合、同化的結果。曆史上，這裏的人種結構特別複雜，從商周時代起，鬼方、獫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盧水胡、鮮卑、氐、突厥、黨項、羌、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先後在這裏入主或流連，從而形成多個民族血統的混合，使這裏成為形成華族（漢代以後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這種長期為多民族錯居雜處之地，族源紛繁，其融會民族之多在中國各區域民族交流發展史上極具特色。作為多民族融合的前沿而顯示出一種明顯的人種優勢，男人魁偉高大、鼻直口闊，女子則濃眉大眼、挺拔秀美、潑辣嫵媚，素有“米脂的婆姨綏德漢”的美譽。《隋書·地理誌》曰：“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戎……皆女美而婦麗。”從上述記載，可以想象曆史上陝北婦女的風采。他們共有的特點就是沒有儒家文化那種繁文縟節的束縛而直率勇毅。
宋元以後，江南的士兵在今天的綏德、米脂、清澗、子洲一帶屯兵，鎮守邊陲，導引江南文化的傳入，在與原遊牧文化和土著人融合的過程中，將粗獷、豪放與江南的柔媚、婉約相結合，從而產生了根於粗放、起於婉約、表於柔媚執著的陝北文化藝術。如果說，陝北本源文化是以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那麼宋元以後的陝北，還汲取了江南吳越之地的漁獵文化而形成的多元複合。否則，就很難理解陝北人的多神崇拜，南北朝的佛教，宋元以後的儒教、道教，在陝北地區為各類不同精神需求的人們所信奉。或許是由於惡劣的生存環境和自然條件，逐步改變陝北遊牧文化的原始品格，使他們並不把哪一種宗教作為基本信仰，加上地處兵火前沿，宋元以來南方來此屯墾的將士，把江南各地的文化習俗和當地的原始文化相混合，從而在陝北地區形成小交融，特殊的多文化的融合造就了陝北人多神崇拜的實用原則。陝北人敬龍王、敬娘娘、敬財神、敬山神，見廟就拜，逢神叩頭，儒、佛、道三教在陝北各有信眾，甚至多重信仰。筆者在采風中見到，在陝、山、蒙交界的府穀縣麻鎮保存完好的清代龍王廟內三教的祖師並排供奉在一神龕，據當地廟會會長說這在全國的寺院是唯一的。如果說，陝北人對儒、佛、道三教的選擇以實用為原則，那麼他們選擇的更多是關乎自己衣食住行，更樂於關懷凡人瑣事的世俗化宗教——道教。如佳縣的白雲山道觀就是西北現存最大的道觀，也是陝北宗教文化活動中心，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在陝北較其他宗教更為盛行。陝北群眾的心態重點是生存為主的生存文化和生存觀念，民間世俗文化圈層的主體就是弘揚本土家園意識，服務於生存需要，道教文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因而產生了生存信仰，生存信仰為道教文化的傳播創造了條件。生存信仰又解決了文化生存、交往和心理的實踐性需要。陝北的環境心態文化中，綜合了自然法則、心理因素、價值取向、生存觀念，將民間世俗意識與宗教文化意識合而為一，形成了陝北人特有的文化模式。
陝北文化與世隔絕，封閉、保守，民間一直保持著殷周遺風，巫術、星占、卜卦非常盛行，人們在生存的獲取方式上、愛情生活上、家庭婚姻上、謀生文化方麵、家庭文化方麵、精神生活方麵，以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麵，都要到廟會上諸神的簽簿子上去探討未來，祈求獲得簽簿上肯定的解釋，於是，精神得到了滿足，開始了新一輪的麵對生活的抗爭。在陝北人看來，儒教太高深，是文人們的事，與自身的生老病死關係不大，佛教則太嚴肅，隻有道教更加平民化、世俗化，更能顯示出民間通俗文化的特質，更容易為陝北人所認同。正是這樣一種多神崇拜和鄙視儒教那種把人教化成侏儒還要以“內聖”顯示出正人君子風度的虛偽，陝北人情感熾熱而豐富，粗獷而豪放，細膩但不俗氣，愛得死去活來，追求得大膽熱烈，少有儒家文化教化下的農耕人民那種含蓄隱秘，忸忸怩怩。
滋生叛逆的遊牧文化底蘊使得幾千年的陝北從未有過安定，極少儒家文化浸淫的陝北以其天高皇帝遠的獨特地理環境孕育和保存了一塊民族文化的淨土。感情豐富、奔放、熾熱的陝北民歌；細膩大氣的剪紙藝術，線條粗獷而質樸的陝北石刻，大都體現了陝北文化的地域個性和封閉、偏居一隅和自成一體，多宗教崇拜和不受主流文化束縛的特征。
在許多陝北人的理想世界裏，還有一種和這塊貧瘠的土地、這種貧困的生活極不相稱的斯巴達克式的“英雄情結”與蔑視權貴的自我表現欲望及堂吉訶德式的浪漫性格。
文學評論家肖雲儒在其《陝北牧歌》中寫道：陝北“這塊正在富裕而依然貧窮的土地，這塊幾度成為曆史的鬧市而終於因為現代經濟的遺忘而成為曆史後院的土地，永遠無法忘卻那曾經擁有過的夢幻般的輝煌。當他們依然在坡坡溝溝裏攔著羊群，為了宣泄心中的豐富和排解眼前的寂寞而對著白雲吼起信天遊時，那已經遙遠了的曆史鬧市、文化鬧市，就會海市蜃樓般在天邊出現。昔日的喧囂給他們一次一次的滿足，也一次一次誘發眼前的孤寂，使他們墜入一種失落之中。”作家高建群在其《扶路遙上山》中寫到：“在這個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著一群有些奇特的人們。他們固執，他們天真善良，他們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他們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們大約有些神經質。他們世世代代做英雄構想，並且用自身去創造傳說。他們是斯巴達克和堂吉訶德性格的奇妙結合。他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最後的騎士，盡管胯下的坐騎已經在兩千年前走失……。”
兩位先生對陝北和陝北人的描述真實而深刻，這從陝北民歌反映的文化內涵中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證。有人說，陝北民歌“大氣”、“土氣”、“俗氣”，那是因為陝北民歌具有農業文化與遊牧文化的雙重特征，具有明顯的曆史時代烙印，具有特殊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活長期積澱、作用而形成的。陝北人長年累月麵對的是深溝巨壑、荒漠風沙等艱苦的環境，但他們並沒有逃避現實，而是用基督徒般的虔誠、執著地憧憬和創造著美好的生活，生性倔強的他們堅信，隻要與天鬥、與地鬥，定將“日月換新天”。盡管他們曾失敗了，曾痛苦過，但陝北人無法泯滅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並將他們融入民歌之中，當然也不乏有些對命運的哀歎和自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