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浩如煙海的史籍，曆朝曆代都在寧武這塊古老土地上留有或多或少的蹤跡卻又若隱若現，這裏曾發生諸多關涉江山社稷的重大事件卻又撲朔迷離。在重巒迭嶂般的曆史迷霧後麵，究竟湮沒藏匿著多少鮮為人知的實情和故事？又有多少耐人尋味的懸疑和秘密等待著人們去破解、去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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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進寧武，品味寧武，首先要了解寧武所處的地理位置，因為一個地區的曆史總是發生於這塊土地上的曆史，曆史的寧武必然是也隻能是這塊土地上的寧武。
應該說，我們對寧武所處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它位於山西省北中部。“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穀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其確切位置是在呂梁山北端的管涔山麓，地處北緯38°31′至39°8′之間，正與坐落在太行山北端的五台山遙遙相對。由省會太原沿同蒲鐵路北上，或是由煤都大同沿同蒲鐵路南下，恰好都是180公裏的車程，列車便可抵達與縣城一河之隔的寧武車站；若是乘汽車由市府忻州出發，不到兩個小時（正在修築的忻州至保德高速公路竣工後則僅需一個小時），亦可抵達寧武縣城。但寫下這段文字之後，我們自己便產生疑問：這樣的描述有什麼用呢？無論是誰，隻要找張中國地圖或山西地圖稍作研究，都能得出同樣的結論。而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寧武的神秘、神奧、神奇，千百年來在寧武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與其地理位置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如果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我們對寧武的介紹也就成了空中樓閣。
於是，我們打點行裝，再次踏上寧武這塊熟悉卻又陌生的土地，希望能就上述問題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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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在分水嶺找到的。
分水嶺位於寧武中部，顧名思義，是因“分水”而得名——嶺之西南方向為汾河流域，東北方向為恢河流域。換句話說，汾河和恢河都發源於這裏。人所共知，汾河是山西的母親親河，也是黃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流水嘩啦啦”的歌聲多少年來一直在全國傳唱，我們就不再細說。至於恢河，即便是在忻州市，知道的人恐怕也很少。但它卻是另一條著名河流桑幹河的源頭——它出寧武，入朔州，便換了個名兒，叫桑幹河。桑幹河橫貫晉北、冀北，之後並入永定河，最後入官廳水庫，所以恢河同時也是永定河的源頭之一。俗話說得好，“母憑子貴”。原本默默無聞的恢河，籍了桑幹河和永定的大名也漸為人曉。
那天，我們登上發源了汾河和恢河的分水嶺，心中忽然生出一種茅塞頓開之感：這不正是我們要找的答案嗎？因為我們想起了我國史學大家錢穆先生的一個觀點。他認為，精密言之，中國古代文化並非賴籍於黃河本身，而是發源於黃河各條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黃河時兩水相交的那個三角地帶。照此觀點推斷，汾河流域和恢河流域（以及桑幹河流域）理應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之一。而且，根據史籍記載和現有的自然植被情況判斷，遠古時代的管涔山並非如今這般模樣。那時，山區古木參天，完全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所覆蓋，山下的汾河穀地和恢河穀地則是茂密的草原和肥沃的灘塗。森林，草原，山泉，河流，百獸出沒，草肥水美，正是古人類棲息生存的理想去處。
事實上，這並非我們一廂情願的妄自揣測。經文物部門幾次普查，截至目前在寧武境內已發現陽方口、楊莊、前石湖村等多處舊石器中晚期古文化遺址和石家莊、暖水灣等多處新石器時期古文化遺址。其中既有屬於仰韶文化時期的遺址，也有屬於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還有在龍山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青銅文化遺址，證明從30萬年前開始，寧武境內便一直有原始人群生活繁衍。特別是地處汾河岸畔高地上的石家莊遺址，龍山文化特征非常突出，表明當時這一帶的畜牧業相當發達，農業文明亦已出現。
如果僅此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我們不妨再引點“旁證”。在同為忻州市所轄、同處呂梁山區、與寧武縣相距不過百裏的保德縣，曾經有過兩大考古發現。一是“保德紅土”。該縣境內的新第三紀“紅色粘土”相當發育，距今2500萬年。紅土中含有豐富的以三趾馬為主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二十多種，形成一個罕見的古脊椎動物化石群，因而於1927年被國際地質學界命名為“保德紅土”，保德全境也因此成為山西全省古脊椎動物化石保護區。二是“保德銅貝”。1971年冬，該縣林遮峪公社林遮峪大隊的農民在修造大寨田時，出土銅貝109枚，海貝112枚，還有禮器、兵器、車馬器等35件。經專家鑒定，文物屬夏商時代，極為珍貴。尤其是銅貝，鑄於商代晚期，約在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是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被認定為中國鑄幣之濫觴，故被命名為“保德銅貝”，證明早在商代這裏的商貿活動就已十分活躍。由此我們便可想到，與保德一山相連的寧武整體狀況應當不會有太大差別，經濟、社會的繁榮程度已達到相當水平。
但這還隻是事情的一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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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麵，發源了汾河和桑幹河的寧武，地形地貌同樣得天獨厚。
寧武多山，是典型的山區。全縣山地麵積1888.32平方公裏，占總麵積的95%；平均海拔1800米至2000米，即便與同樣多山的周圍縣份比也是“高高在上”。境內山連山，峰連峰，有名有姓、算得上數的大小山峰就有99座。其中海拔在2000米以上者49座，占山峰總數的54%。海拔2784米的荷葉坪山，既是寧武全境的最高點，也是整個晉西北的最高峰。這些山脈大都為東北、西南走向，並以上麵提到的分水嶺為界，中部高，兩側低，呈“馬鞍形”。如果我們立足分水嶺舉目眺望，且假設能目及千裏，那麼穿越汾河河穀，便可將三晉首府太原和忻定盆地、晉中平原攝入眼簾；穿越恢河河穀，則可將金沙灘古戰場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塞外大漠盡收眼底。
從軍事的角度考慮，這樣一種多山而又呈“馬鞍形”的地理狀況，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十分有利。倘若在此“占山為王”，境內有穀地可供耕種，有草原可供放牧，有森林可供狩獵，有河流可供舟行；如想擴張領土，則可順勢而下，長驅進擊；若遇外敵侵犯，又有雄關險隘可供據守，有崇山峻嶺可供周旋。因此，在以刀槍劍戟為主要兵器的古代，這裏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便受到執政者和軍事家們的青睞，常常成為征戰和爭奪之地。
於是，獨特的寧武便有了一部獨特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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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無可稽考的蠻荒時代不說，自民族和國家形成以來，究竟是什麼人最先出現在寧武這塊土地上？翻閱我們所接觸到的文獻典籍，最先躍入眼簾的是一個叫“樓煩”的北方遊牧民族。《寧武府誌》載：“寧武之地在上古時無所考，至殷末而北戎樓煩居之。周成王世略通中國，後絕不聞。”
對於“樓煩”二字，我們多年以前就已接觸過。那是我們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次到寧武，見城內鼓樓上有一醒目的牌匾，上書“樓煩重鎮”四個大字。當時來去匆匆，並未深究。這一次，為撰寫此書，特地查閱了有關辭書資料，才對“樓煩”有了較深了解。
依照《辭海》的解釋，樓煩既是縣名、郡名，又是關名、族名。一是縣名。“（1）戰國趙武靈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寧武附近。西晉永嘉中廢。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高帝破韓王信，乘勝逐經至此。有鹽官。（2）唐初為樓煩監牧地。龍紀元年（公元889年）置縣。治所在今山西靜樂西南婁煩。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1221年）廢入嵐州。唐及北宋初期，曾為憲州治所。”二是郡名。“（1）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分雁門、離石兩郡治置。治所在靜樂（今縣）。轄境相當於今山西忻縣、靜樂、嵐縣、五寨、岢嵐、興縣、保德、河曲、偏關等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為管州。（2）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嵐州治。治所在宜芳（今嵐縣北）。轄境惟東部較隋郡為小，不包有今忻縣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複改嵐州。”三是古關名。“在今山西寧武東北。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煬帝北巡至突厥啟民可汗廬帳，還入樓煩，即此。”四是古族名。“春秋末，分布於今山西省寧武、岢嵐等地。精騎射，從事畜牧。後活動於今陝北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秦末被匈奴征服。移駐‘河南地’（今鄂爾多斯草原）。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127年）為漢將衛青所破。”
這些解釋，無論是古縣、古郡，還是古關、古族，無一例外都與寧武有關。其中，對“古郡”的解釋中之所以未出現“寧武”字樣，是由於當時寧武屬靜樂。可見，在被趙武靈王破滅之前，寧武一直是樓煩這個以畜牧為主、精於騎射的北戎部族活動的中心地帶。金代詩人蔡可賢所作《樓煩》詩曾對樓煩部族的活動範圍和生活方式作過描繪。詩雲：
山前山後十六州，
天涯盡處是偏頭。
雲開大漠風沙走，
水斬長河日夜流。
萬戶金繪愁見月，
千群鐵騎畏逢秋。
卻思大汗無中策，
一曲哀笳依戍樓。
清代詩人張彥坤也寫有一首題為《樓煩》的詩：
無數青山入望寬，
蘆芽隱約掛雲端。
磴盤鳥道三秦接，
人擁羊裘六月寒。
水漲巉岸諸嶺隔，
穴居煙火幾家殘。
從來巴蜀稱天險，
不比樓煩道路難。
清代大詩人朱彝尊亦有《樓煩》詩一首：
百戰樓煩地，三春尚朔風。
雪飛寒食後，城閑夕陽中。
行役身將老，艱難歲不同。
流移嗟雁戶，生計各西東。
這些詩作同樣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樓煩”這一概念曆朝曆代一直在沿用，人所共知，相當普及，隻是我們自己知識貧乏，過去沒有在意而已。
此外，《晉乘蒐略》卷三十二還有這樣的記載：“周王會（繪）圖有樓煩國。”《山西通誌》亦有“寧武古樓煩國”字樣。這就在《辭海》所說的縣、郡、關、族之外又多了一個“國”！想來，這樣的記載絕非憑空想象或主觀猜測。從殷商末期到趙武靈王時代，前前後後七、八百年，一個長期活動並定居於一個相對固定區域的部族，在此建立自己的國家，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相反，他們如果不建國，反倒有點不可思議。由此我們似乎可以作出這樣的推理：當年，一個叫“樓煩”的北方遊牧民族曾長期活動並定居於寧武一帶，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樓煩國”；正是由於這塊土地上曾經存在過一個“樓煩國”，“樓煩”二字才得以在後世沿襲，才有後來的樓煩縣、樓煩郡、樓煩關，也才有“樓煩重鎮”的牌匾。
那麼，這個樓煩國的“國都”又在哪裏呢？綜合方方麵麵的曆史記載，或許就在寧武境內。近年來，人們在寧武天池東北濱發現一處神秘的古城遺址。遺址占地3平方公裏，遺址上陶片、瓦礫、瓦當極多。當地農民犁耬下種時，不得不把這些瓦礫撿出來，堆積於地埂上。經多批考古專家現場考察，認為這些瓦礫中戰國、秦、兩漢、南北朝、隋、唐、五代、遼、金等各代遺物均有，原占地麵積比今遺址還要大出好幾倍，所以一致認定這裏不僅是一處人類世世代代聚居之地，而且可以確定為是一座古城遺址。於是，有的專家便懷疑這裏便是古樓煩國國都，但也有專家認為可能是古樓煩郡或古樓煩縣治所。因雙方均無有力證據，所以至今尚無定論，成為一個有待破解的曆史之謎。
有待破解的曆史之謎還不止於此。既然這塊土地上曾經有過一個叫樓煩的部族和國家，而且時間長達數百年，我們便完全有理由相信，這裏曾經發生過許多許多的故事，有的故事還可能非常精彩。可惜，這個叫樓煩的部族或許同其它一些遊牧民族一樣，整天東奔西馳，忙於騎射，因而雖有自己的語言卻沒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未能像文化較為發達的華夏族那樣，將那些精彩的故事記錄下來，結果給後世留下一大曆史遺憾。時至今日，我們隻能展開想象的翅膀，在腦海中描摹他們生龍活虎、豐富多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情景。當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考古事業的發展，也許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應用現代化的手段，將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情景複原呈現於世人麵前？
此外我們還主觀猜想，正是由於文化發達程度遜於華夏族，所以樓煩部族不僅未能將自己的曆史記錄下來，而且最終還被逐出寧武一帶。落後就要挨打，曆史就是這樣的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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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樓煩部族逐出寧武一帶的是趙武靈王。
從今天的行政區劃看，忻州市所屬東部幾個縣、市、區——忻府區（原忻縣）、原平市、定襄縣、五台縣、代縣、繁峙縣，三國分晉之前便為晉國所轄，三國分晉之後則在趙國版圖之內。據民間傳言，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趙氏孤兒”的故事，就發生在這一帶。市府所在地忻府區，至今尚有程嬰墓、公孫杵臼墓、七賢祠、七賢巷等有關古跡和街道名留存。定襄縣亦有藏孤台、趙武溝、趙武道等村名、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在代縣，則發生過趙襄子於夏屋山（今代縣草垛山）誘殺代王並興兵占領代地（今河北蔚縣一帶）的事件，此事在《史記·趙世家》中有明確記載。
與東部幾個縣、市、區的情況不同，西部幾縣的寧武、靜樂、神池、五寨、岢嵐、河曲、保德、偏關，無論是三國分晉之前還是之後，大部為樓煩以及另一精於騎射的部族林胡所占據。雄心勃勃的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00年）執政後，既不甘於固守祖宗留下的疆土，更不願在枕側有一個虎視眈眈的樓煩國存在（事實上，慣於逐水草而居、流動作戰的樓煩部族一直在威脅著以農耕為主的趙國的邊境安全），便於趙武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2年）開始著手進行軍事改革。他通過長期戰爭實踐，意識到中原人的長袍肥袖遠遠不能適應戰爭需要，因此決定改穿西北方遊牧或半遊牧人民的服飾，並學習騎射。於是，他以舉國動員的宏偉氣勢和前規模掀起一場富有傳奇色彩的改革——“胡服騎射”，使趙國的國力和軍力迅速提高，成為威震諸候的一流軍事強國，相繼滅中山，破林胡，逐樓煩，並將其一直趕到陰山之外。應該說，“胡服騎射”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一場劃時代的變革，從此古代戰爭形式便逐步由車戰和步戰為主的時代過渡到了騎戰為主的時代，趙國則是這場變革的發祥地。
趙武靈王驅逐樓煩的戰鬥過程和曆史細節我們不得而知，但卻留下一塊“試劍石”——
民間相傳，當年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招兵買馬，操練隊伍，準備北逐林胡樓煩。可胡人究竟有多厲害？上上下下都不知底細，隻是聽說樓煩人銅頭鐵臂，高鼻藍眼，像牛一樣凶悍，因此趙國將士都不免有點心虛膽怯。趙武靈王覺察後，便暗裏命鑄劍能手鑄造了一雙趙王劍。
趙王劍鍛造成型後，用寧武境內林溪山龍眼泉泉水淬過火，又經過七七四十九天開刃砥礪，直磨得截銅如土，削鐵如泥。趙武靈王看過寶劍，重賞了造劍者，隨後就佩劍上馬，率精兵強將巡遊山林。行至一塊狀似香爐的巨石跟前，他略一思忖，便揮劍向香爐石頂部劈去。一聲巨響過後，石頭頂部已破綻開裂。接著他又左挑右砍，前劈後掛，九削八刺，將巨石削刺得遍體鱗傷，而手中之劍卻不損絲毫。見此情景，隨巡將士歡聲雷動，士氣大振，隨後便出師北征，大破樓煩。如今，香爐石仍在，就在林溪山深處、馬侖溝半路、龍眼泉旁邊、城牆梁腳下的公路一側。其背山麵水，高大雄偉，遠看狀似香爐，近看頂部裂成兩瓣，軀體九孔八竅，因為是趙武靈王試劍所為，故又稱“試劍石”。
傳說畢竟是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寧武一帶一定是趙武靈王驅逐樓煩的重要戰場之一，已經盤踞數百年的樓煩部族也一定會憑藉上天賜與的地形地貌進行頑強的抵抗，隻是未能抵抗得住改革後同樣精於騎射、更為強大的趙國軍隊。從此，這裏便劃歸趙國版圖，開始融入中原漢族的農耕文化圈。緊接著，趙武靈王又在此置樓煩縣，如前所述，治所就在“今山西寧武附近”。“樓煩”二字便沒有隨著樓煩國和樓煩族的消失而消失，又成為一個固定的地名，為人們所認可、沿用。同時，樓煩族的退出，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和消失，僅僅過了一百年，這裏就又出現令人矚目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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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趙武靈王進行“胡服騎射”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後的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剛剛建國的漢王朝發生一件大事：“韓王信叛降匈奴，與寇漢邊至太原。七年，絳侯周勃擊韓王信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裏，還攻樓煩三城。十年秋九月，信與陳狶合兵寇代、雁門，勃複敗之於樓煩，定雁門十七縣。”（《寧武府誌·事考》）
這裏說到的匈奴，早在戰國時就已存在，主要在燕、秦、趙以北地區活動。秦漢之際，冒頓單於統一匈奴各部，勢力日益強盛，先後統治了大漠南北廣大地區，並經常南下攻擾。漢王朝建立後，冒頓單於乘其立國不久，又一次興兵南侵，戰火很快就漫延到平城（今大同市）、雁門、樓煩一帶。漢高祖便遣韓信駐守雁門、樓煩，阻止匈奴南犯。——此時，今寧武所屬地域一部分屬雁門郡樓煩縣，一部分屬太原郡汾陽縣。但匈奴並未因此撤兵本土，反而大舉進攻，包圍了韓信。韓信無力抵抗（抑或是不敢抵抗、不願抵抗），便“叛降匈奴”，並與匈奴合兵，擊樓煩，攻雁門，直逼太原，嚴重威脅到漢高祖劉邦剛剛打下的江山。在這種情況下，劉邦隻好於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率32萬大軍禦駕親征，以便奪回失去的領土，平定這場邊界風波。因爭奪的重點是平城，所以有史家稱之為“平城之役”。
對於這次戰役，《史記·高祖紀》中亦有記載，但韓王信叛降匈奴不是在高祖五年，而是在高祖七年：“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史記·韓王信盧綰傳》中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明年（高祖六年）春，上……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複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複破之。匈奴複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穀。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結果呢？漢軍卻被冒頓的四十萬精兵強將圍困在白登山上，長達七天七夜。後來，劉邦采納了陳平的離間計——讓冒頓之妻閼氏拉冒頓的後腿，冒頓“罷去”，劉邦才脫險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