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麵的記載中不難看出，雖然雙方爭奪的重點是平城和太原，但真正的戰場是在平城與太原之間的樓煩、雁門一帶。記載中屢次出現的馬邑，今屬朔州市，與寧武相距不過三、五十裏，有雄關可據的寧武自然就成為雙方激烈廝殺的戰場，因而周勃才會“還攻樓煩三城”、“複敗之（韓信）於樓煩”。而且，同趙武靈王驅逐樓煩相比，平城之役顯然更像一場戰役。無論是冒頓單於還是漢高祖劉邦，也無論是韓信還是周勃，均非等閑之輩。整個戰役，從戰略的部署、計謀的運用，到作戰的規模、激烈的程度，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寧武這塊土地也又一次經受了戰爭的洗禮。
這場對漢王朝來說至關重要的戰役，不可避免地要在寧武和忻州留下曆史的印跡。劉邦與漢軍從平城突圍後，馬不停蹄地逃到如今忻府區與原平市的交界處才擺脫追兵，於是“六軍欣然”，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下。因“欣”、“忻”相通，從此這裏便得名“忻口”，後來的“忻州”亦來源於此。
在寧武，則有一個與劉邦和韓信有關的小山村——蒯通關。相傳，當年劉邦和項羽爭奪天下，大將韓信手下有一名謀士叫蒯通。有一天，蒯通對韓信說：“我會相麵，給將軍相相麵吧。”待韓信摒去左右，蒯通將其打量一番之後說：“相君之麵，貴不過封侯；相君之背，乃貴不可言。”韓信問：“此語怎講？”蒯通說：“貴賤在於骨相，成敗在於決斷。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當今，劉邦、項羽二人的命運都掌握在將軍手裏。將軍依劉則劉勝，將軍歸項則項勝。將軍若打倒劉、項自立天下，豈不是貴為天子嗎？”韓信說：“容我考慮幾天再說。”
過了幾天，蒯通問韓信考慮得怎麼樣了。韓信說：“劉邦待我不錯，給了我高官厚祿，把我抬舉為人上之人，我不忍心背叛他。”蒯通說：“將軍聽說過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說法吧？將軍今日不聽我言，必有後患。願將軍三思，千萬不要坐失良機。”韓信說：“讓我再考慮幾天。”
又過了半月，蒯通再次催促韓信，韓信仍舊下不了決心。蒯通回到自己帳內，仰天長歎道：“韓信這小子氣量太小，不足以共謀大事。”隨後便裝瘋離開了韓信。
後來，韓信果真在權力鬥爭中被呂後殺死在長樂宮。臨死前說：“唉！真後悔當初沒聽蒯通的計策。”
劉邦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著人把蒯通絹拿歸案，並親自審問：“當初你是不是曾教唆韓信要把我打倒？”蒯通說：“是的！可惜那小子沒聽我的話。要是聽我有話，你還能當上天子審問我嗎？”劉邦氣得大叫：“烹死他！”蒯通連忙大喊：“烹得好冤枉啊！”劉邦問：“你還有啥冤枉？”蒯通說：“當時我是韓信的謀士，並非高祖的謀士。假如您把我用起來，我還能給韓信獻謀反的計策嗎？再說，當初秦失天下，群雄並起，想當皇帝坐天下的人多得數也數不清。不過貴賤都在命運，您當了皇帝是命中注定。試問，您當了皇帝後，能把當初想當皇帝的人都烹死嗎？”聽完蒯通的話，劉邦慢慢點了點頭說：“我不過是跟老先生開個開玩笑，哪舍得殺你。”說罷便命武士把蒯通放掉。
蒯通獲釋後便雲遊四方，最後在汾河源頭山青水秀的地方隱居了下來，直至去世。後來，鄉人懷念蒯通的大智大勇，就把他隱居的地方稱為“蒯通關”，一直延用至今。
這一故事究竟有多大成分與曆史的真實相符，我們無從稽考。但寧武民間何以會流傳這樣一個有鼻子有眼的故事？顯然不是空穴來風。“若問朝中事，山中問野人。”我們猜想，故事的生活依據或許就是前麵所述的“平城之役”。也可以說，故事本身是戰爭留給寧武這塊土地的精神遺產之一斑，它既是經受戰爭洗禮之後民間所進行的一種反思，同時也寓含了一種普通百姓的道德評判。
7
經過幾年血雨腥風的廝殺，無論是匈奴還是漢王朝，似乎都已精疲力竭，都需休養生息。但戰爭的血雨腥風僅僅平息了五、六十年，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匈奴就又“入雁門至武泉，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三月，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死之。”之後，盡管有漢武帝的進軍漠北和人們嘖嘖稱道的“昭君和親”，匈奴勢力漸衰，可和平的局麵也隻維持了五、六十年。“世祖（即光武帝劉秀）建武九年（公元33年），驃騎將軍杜茂與雁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於繁峙，芳將賈賢率胡騎萬餘救之。茂等戰不利，引兵入樓煩城。”（《寧武府誌》）這裏所說的盧芳，本是今寧夏固原人，自稱是漢武帝曾孫劉文伯。王莽執政末期，其聯合羌、胡貴族起兵，後稱上將軍、西平王，被匈奴單於立為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底，在匈奴扶植下割據五原、朔方等五郡，都九原（今包頭市西南）。上麵所述戰事，就是在這之後發生的，樓煩又一次處在了抗擊外侵的前哨和刀光劍影的戰場。
其間，今寧武所屬地域的區劃也屢有變動。先是一部分為崞縣（今原平市）地，一部分為汾陽地；後來，又成為武州縣（治所在今山西左雲）屬地；東漢末年，武州縣廢，匈奴人入居，直到西晉末年才又重設樓煩縣。應該說，這時的匈奴人同二、三百年前的樓煩族一樣，是寧武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可惜，包括《寧武府誌》的編撰者在內，曆代史家往往受“民族正統論”的影響，總是將漢族當作中國的主宰，而別的民族則是來與漢族爭搶政權的侵略者。史藉中不時可見的“寇”字，不論是作為名詞，還是作為動詞，都非常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結果，我們在各種史藉中便幾乎一點也看不到曾經是寧武曆史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匈奴人的正麵記載，隻有在民間的世俗生活中，我們才偶爾能看到一些匈奴人留下的蛛絲馬跡，這同樣不能說不是一個曆史的遺憾。其實，在我們許多晉北人的血液中，很可能還不可避免地保存、流淌著匈奴人的遺傳基因呢！
也是在這期間，匈奴亦開始分化。先是分為南、北兩部，南匈奴附漢，北匈奴則留居漠北，並為東漢和南匈奴所擊敗西遷。再往後，南匈奴又分為五部，並於西晉時先後建立趙、夏、北涼等國。而就在北匈奴西遷的同時，樓煩故地的邊境上卻又出現了另一個北方遊牧民族——鮮卑族。
8
從大興安嶺鄂倫春嘎仙洞向我們走來的鮮卑族，原本是依附於匈奴的一個遊牧部族。其中的拓跋部通過兼並整合，不斷地發展壯大，成了最為強大的一支，所以史稱鮮卑拓跋，也有的幹脆稱之為拓跋氏。北匈奴西遷之後，鮮卑拓跋“乘虛而入”，進而又建立了以平城（今大同市）為首都的北魏政權。於是，後漢“自桓靈獻之世，邊郡為鮮卑所鈔，無有寧歲。”“魏明帝青龍元年（公元233年），鮮卑軻比能誘保塞大人步根使叛並州，自將萬騎迎之於陘北，遣其子率兵與並州刺史畢軌將蘇尚董弼會戰樓煩，尚等敗死。”晉懷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代拓跋猗盧取陘北地。初，並州刺史劉琨與猗盧相結，托為外援，表為代公，猗盧乃從琨求。勾注陘北之地琨不能製，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以其地予之。（《寧武府誌》）
麵對這樣的曆史記述，我們心頭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感覺。可能是我們忻州人引以為榮的金元文學泰鬥元好問就是拓跋氏後裔的緣故，長久以來筆者對鮮卑拓跋總是懷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後來隨著閱曆的逐漸豐富，才知正是鮮卑拓跋，開鑿了光耀千古的雲崗石窟；也正是在鮮卑拓跋的傑出代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執政期間，在五台山建造了佛光寺、清涼寺、顯通寺等一大批寺廟，為五台山最終成為佛教聖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又使我們對鮮卑拓跋在親切之外又多了幾分感佩。再往後，又得知為最終入主中原，孝文帝還以常人少有的氣魄和膽略，走了一條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看起來相反、精神實質相同的改革之路，那就是大力推行漢化政策，如下令鮮卑族一律改穿漢人服裝；禁止說胡語，改說漢語；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他自己首先帶頭娶漢族大姓女為後、妃，並給他的弟弟們也娶漢族大姓女為妻室，還把公主們嫁給漢族大姓；甚至連其姓氏也改“拓跋”為“元”，以及把丘奚氏改為奚氏，把步陸氏改為陸氏，等等，創造了燦爛的北魏氣象、鮮卑文明，於是在親切和感佩之外，讓我們對這個民族又添幾分崇敬。
與此相關，我們還想到，寧武與大同近在咫尺——較五台山還要便捷，且有獨特的山水，不會不會引起尊崇佛教的鮮卑拓跋的注意，也肯定會留下其蹤跡。仔細尋覓，果然，在寧化鄉壩門口村東百餘米一處石壁上，就有一處疑是北魏時期的五佛造像。造像坐西向東，五佛鑲於一龕之中。龕高83厘米，寬86厘米，深33厘米。中間大佛高47厘米，跏趺坐；左右各一侍立菩薩，高43厘米；頂部各有一小佛跏趺坐，高20厘米；須彌座下部還雕有雙獅守護圖。經專家鑒定，整個雕刻為北魏風格，很可能與雲崗石窟雕於同一時代。
無獨有偶，位於石家莊西北二公裏處洞兒窪石壁上的青龍山天花洞，人們也疑為北魏時開鑿。其洞址選在地形險峻難以攀登的半山崖處，坐北向南，藏風聚氣，負陰抱陽，溫暖而又清靜。洞前設有月台，長4米，寬1.5米，洞前有台階五級，高1.35米。洞口用方石砌成，寬1.2米，高2米，上方鑿書“青龍山天花洞”六個大字。洞總高3.6米，底部呈長方形，南北長3.1米，東西寬3.06米，高出地麵78厘米處有石料圍洞三壁。洞內設有佛像基座，石條寬1.4米，上置泥塑菩薩九尊，呈蓮花瓣形。洞頂分為五層，第一層為八角形，每邊長1.2米，厚22厘米，每角上端設有石雕仿木結構，半拱呈五鋪作，高42厘米，兩頭和昂嘴部雕有人麵獸，鬥拱旁雕有花鳥人物圖案八幅。第二層至第四層為圓形，其中第二層雕有石佛17尊，第三層雕有石佛18尊，佛高25厘米。佛後有梅花形和橢圓形背光。二、三層兩邊及第四層雕有花卉日月圖10幅。第五層為洞頂，呈圓凹形，深10厘米，直徑50厘米，壁上刻有八卦圖案。中部下垂一石柱，設有掛燈鐵環。洞內另存兩端上卷的長方形石案一條，長80厘米，寬40厘米，厚28厘米。洞內還存有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重修天花洞殘碑一通。整個石洞雕工精細，藝術價值頗高。隻是規模不大，難以與雲崗石窟相比，似乎不值得考古專家做什麼文章。但它卻是鮮卑拓跋當年在此傳播佛教的一個證明。而且，從此後唐、宋兩代寧武境內佛教空前興盛的情況看，其基礎正是奠定於北魏時期。
此外《寧武府誌》還記載：“北魏高宗和平六年（公元465年）春二月行幸樓煩宮。”“顯祖皇興元年（公元467年）八月幸武州山。”“高祖延興元年（公元471年）五月幸武州山。”“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四月幸崞山，（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這裏屢屢擔到的武州山，並非與寧武樓煩風馬牛不相及，而是“疑武州山即蘆芽山。”筆者查閱《漢書》之《高宗紀》、《顯祖紀》和《高祖紀》，也均有相同記載，隻是時間上稍有出入——“高祖延興元年”應為“延興五年”，因為“延興元年”高祖孝文帝剛剛登基，年僅五歲，怎麼可能外出“巡幸”呢？顯然是《府誌》的編撰者給弄錯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宗（即文成帝）、顯祖（即獻文帝）和高祖這三代北魏皇帝都曾巡幸寧武一帶。這三代北魏皇帝為何都把寧武一帶作為巡幸之地，且如此密集？是不是寧武的奇山異水吸引了他們？考慮到當時交通的不便，如果沒有值得“到此一遊”的景觀，三位皇帝又何必長途跋涉，經受無謂的勞頓之苦？對這幾次巡幸，史藉中沒有更為詳細的記載，倒是有一個以孝文帝為主角的民間故事在寧武廣為流傳。
桑幹河上遊的恢河，由於河床多為滲水性極強的沙礫石，底部又是很深的不透水層，所以河裏的水滲到一定深度後便不再滲漏，而是呈過水形式向下遊流去，人們便稱這一上麵看不見、下麵湧暗流的奇特現象為“恢河伏流”。伏流的恢河上接分水嶺下的天池，下通朔州境內的桑幹河，流量則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朔州誌》對此亦有記載：“恢河伏流至州南五十裏，出寧武軍山口，至紅崖兒村伏流十五裏。”
這一奇特現象究竟是何人何時發現的？我們不得而知，反正北魏時期人們已經有所了解，於是便引起前來巡幸的孝文帝的注意。從《寧武府誌》的記載看，起初孝文帝對“恢河伏流”似乎不大相信，為驗證真假，便用金珠穿魚七條，放入天池。結果呢？真的在下遊的桑幹河又見到了所放之魚。但他“猶為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著此大魚。久之，又於桑幹河得所射箭。”這一來，“恢河伏流”便得到驗證，成為人們爭相遊覽的一大景觀，後來還被列為寧武古八景之一。
是否真有其事？如同蒯通關的故事一樣，我們很難考究。但透過故事本身，我們仿佛看到了孝文帝的身影和他在寧武這塊土地上留下的足跡。此後，北魏便遷都洛陽，而孝文帝也隻活了33歲，病死在了南伐途中。其繼任者則一代不如一代，隻過了三十多年，經過一係列大膽改革興盛一時的北魏便分裂為東魏、西魏兩部分。東魏、西魏都很短命，前者一帝17年，後者三帝23年。但短命的東魏，卻在寧武曆史上留下一段類似於“昭君出塞”的和親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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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北匈奴西遷之後鮮卑拓跋“乘虛而入”一樣，就在鮮卑拓跋建都平城的同時，另一原本附屬於拓跋部的遊牧部落柔然（亦稱蠕蠕、芮芮、茹茹）隨即進居陰山一帶，五世紀初又遷居漠北，合並鄰近各部，組成聯盟，創立軍事編製，並於公元464年建年號為永康。當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魏後，柔然的勢力便乘機擴張到了樓煩一帶。麵對柔然咄咄逼人的氣勢，懦弱的東魏孝靜帝元善見隻好效仿“昭君和親”，於其稱帝的第二年即東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將蘭陵公主許與柔然的阿那環。翌年四月，阿那環遣使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時任相國、實際掌控東魏大權、後來被尊為北齊高祖神武皇帝的高歡親自送蘭陵公主於樓煩之北，且隆重接待柔然使者，博得阿那環歡心。雖然，“蘭陵和親”很難與“昭君和親”相比，但“自此，東魏邊境無事。”（《寧武府誌》）東魏統治者用女人換取一時的苟安雖然不值得稱道，但寧武的百姓倒也因此少受些戰亂之苦。
就在送親的同時（也許是另外一次出行），高歡還順便遊覽了天池，且獲得“瑞石”一塊，石頭上隱約可見“六王三川”四字。照其大臣楊休之的解釋，六王就是指高歡，因高歡表字賀六渾；至於三川，俗稱黃河、洛水、伊川為三川，涇、渭兩河加上關中地區也叫三川。這就是說，高歡應當擁有八百裏秦川和三千裏西北地區，王於天下。——這顯然是高歡在玩“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矣”之類的把戲，為其廢魏立國造輿論，但天池卻從此名聲大振。其次子、實現廢魏立國的齊文宣帝高洋就曾數次北巡，遊覽天池。但是若論對寧武天池的迷醉，高家父子還遠遜於隋王朝第二任皇帝隋煬帝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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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220年漢獻帝為曹丕所廢、東漢滅亡開始，中國經曆了長達360年的“亂世”，也就是史家所稱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如前所述，地處大漠與中原交界處的寧武一帶，由於統治者的不斷更換，隸屬也屢屢變更，時而歸北秀容地，時而屬北靈州地，時而又為庫莫奚人所居。直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楊堅滅周建國，才使三國以來連續三百多年的戰火得以熄滅，再次實現大一統的局麵，寧武一帶也才相對固定下來——屬樓煩郡靜樂縣。
隋文帝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比較開明的皇帝，也是一個較為傑出的政治家。正如史家所言，秦始皇創秦製，為漢代以後各代所沿襲；隋文帝創隋製，為唐以後曆朝所遵循。秦、隋兩代雖然存在時間都不長，但對推進封建社會的進程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可是，勤於政事、儉於自奉的隋文帝，卻生了一個既奢侈又殘苛的兒子——次子隋煬帝楊廣。說到隋煬帝的奢侈淫逸，古往今來世人詬詈最多的是開鑿運河、三遊江都（即今江蘇揚州）。殊不知，就在三遊江都的同時，他還南北交替，三遊（一說四遊）寧武天池。與三遊江都比，其聲勢規模也毫不遜色。
史載，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乘坐周長兩千步的“行城”，帶領五十多萬甲士和十多萬馬匹巡遊北疆，旌旗輜重千裏不絕，令胡人大驚，以為天神降臨。就在這次巡遊南返中，隋煬帝曾一覽寧武天池之瑰麗秀美。回到東都洛陽後，便於次年（大業四年）下詔在天池建造汾陽宮。史書上說：“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曆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資治通鑒·隋紀五》）雖然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對，但他不僅不聽勸諫，還逐年增修，將整個建築一直延伸到汾源、寧化，使亭台樓閣、宮宇殿堂迤邐百裏。其中天池為上行宮，寧化為下行宮，汾源則處於中心。《大業拾遺記》載：“敕於汾陽西北四十裏臨汾水起築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也。當盛暑月，臨河輿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上有名山管涔山，高萬千仞，上幹青霄。造亭子十二所，最上為翠微，次閬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輝、凝碧、紫岩、澄景，最下名尚陽亭……上下皆有臨汾殿”，可見汾陽宮之規模。為了使浩大的巡狩隊行走方便，還在太原西北天門山修築棧道，直達汾陽宮，全長300裏，名為“楊廣道”。也是因為建汾陽宮的緣故，隋煬帝還下令割離石郡之汾陽、臨泉和雁門郡的秀容三縣，置樓煩郡，令張衡在督造汾陽宮的同時，修建了樓煩郡城（今靜樂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