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實踐促理論，以創作促教學”之踐行
藝術探索
【內容摘要】2014年，中央戲劇學院表演專業的17位教師參加了由俄羅斯知名導演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彼得羅夫執導的契訶夫名劇《櫻桃園》的排演。作為中央戲劇學院的教學示範演出，《櫻桃園》的中青年教師身體力行，以紮實嚴謹的創作態度，為觀眾和學生奉獻了一台充滿詩意和學術活力的作品。作者以自己參與演出的實踐經驗，通過以實踐促理論、以創作促教學、建立學術自信等方麵闡述了對於《櫻桃園》的表演創作探索。
【關鍵詞】《櫻桃園》 表演創作 文化差異 劇本翻譯 台詞處理
自2009年以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係進行教學改革，院長徐翔要求教師“既是知識淵博的教授，也是舞台上神采飛揚的藝術家”，進行“以實踐促理論，以創作促教學”的探索。2014年盛夏，中央戲劇學院表演專業的17位教師參加了由俄羅斯知名導演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彼得羅夫執導的契訶夫名劇《櫻桃園》的排演。眾所周知，對名劇的詮釋是有難度的，《櫻桃園》作為世界戲劇藝術的巔峰之作，更具學術難度，這無疑給教師的創作帶來了很大壓力，國內知名導演徐曉鍾、林兆華均導演過此劇。在以往的演出中，不同的演員對各個角色的詮釋以及個性化的處理不盡相同，正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麵對一個個經典的角色，時常“折磨”得大家寢室難安，夜不能眠。如何拉近自己和角色的距離？這是每個演員在創作過程當中都不可回避的問題。回頭看去，在創作過程中，每一次痛苦的、自我折磨式的思辨，對演員都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提升。演員創造人物形象化身為角色的過程，就好比是一個戀愛的過程：愛上一個陌生人（角色），彼此從生疏、相識、相知，再到熟悉、默契、親密無間、水乳交融、心靈相通、互為彼此（化身為角色），解決“演員——角色”的矛盾是一個既痛苦又有成就感的過程。角色就像演員的愛人，演員的創作就是追求愛人的過程，總會經曆一個刻骨銘心的、從挫敗到成功的過程。下麵，筆者總結《櫻桃園》的排演，其難點主要體現於幾個方麵。
一、文化差異給準確解讀劇本帶來的困難
首先要解決文化差異的問題，才能對劇本進行準確無誤的理解。有些中國劇本曾經一度被西方觀眾誤讀，甚至有國外劇團創作的《雷雨》中，劇中人物還都紮著清朝的小辮子……我們是否也常犯這樣的初級錯誤？由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們對彼此的解讀都會有偏差，往往會以自己的文化背景為基礎，以自己對作品的主觀認知替代劇本所反映的客觀存在，以至於造成不準確、誤讀甚至歪曲的詮釋。每次創作初始，尤其對外國劇目需要深入了解的東西太多，需要探求的未知領域太多，對劇本所提供的國家的人文背景、社會環境、民俗風情、文化特性等要有深刻、透徹、全麵的理解與認知。如果沒有這一點為基礎和前提，演員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劇本、詮釋人物、揭示角色精神世界。知名社會人文學者霍夫斯坦特對文化這樣定義，所謂“文化”，是在同一個環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文化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會經驗，受過相同教育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人，這種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有差異，因為他們受著不同的教育，有著不同的社會和工作，從而就有不同的思維方式。所以，如不首先解決文化差異的問題，作為生活在東方的現代人，與俄羅斯人沒有“共同的心理程序”，沒有相同的社會經驗，也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維方式，不可能透徹理解其在100多年前發生在俄羅斯一個封建農莊裏的事情，不可能理解劇本中的人物帶有當時鮮明的時代特征及一些特定的所作所為。也就是說，不把解決文化差異作為前提和基礎，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生活、詮釋人物、創造人物。
所以，教師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要在舞台上成為一個100年前“地道的”俄國人是多麼困難。演員要化身為角色，要成為別人（角色），在舞台上過著“別人”的生活，在創作初始一定要為此做好充分準備，對劇本進行案頭分析，主要內容有：1.時代背景；2.規定情境；3.中心事件；4.矛盾衝突；5.主題思想；6.貫穿行動與最高任務；7.風格與體裁。
對角色進行案頭分析的主要內容有：1.角色行動發展的線索；2.角色的貫穿行動與最高任務；3.角色的內外部性格特征；4.角色與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5.角色在全劇中的地位與作用。這些都是比較熟悉的創作步驟，難點在於如何做到準確無誤地分析與解讀。
上述演員必須清楚的12條，都是對劇本生活的反映，要進行客觀、全麵地反映，前提就是要解決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誤讀。準確地理解劇本，深入劇本所提供的生活，這也是現實主義創作法則必須要堅持的工作方法。
二、解決劇本翻譯的準確性問題
劇本翻譯需要文字上的準確，演出時更需要語意上的準確。再優美的語言，隻要翻譯成異國文字，就會在藝術性和文學性上有一定折損。翻譯，對母語來說本身就是一種損失。地道、貼切的譯文不用表演，原本就是一種增色添彩。筆者在俄羅斯看過幾次契訶夫劇目的演出，隨著演員的表演，全場觀眾的反應敏感而積極，此劇令人感受到了契訶夫台詞創作帶給觀眾的享受感。但是，契氏作品的中文譯本在很多國人看來枯燥無味，其實這是典型由於文化差異和翻譯的折損所帶來的結果。契訶夫的字裏行間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充滿了生活情趣，又不乏幽默因素。文化差異使我們對發生在異國他鄉的人和事不能直觀、正確的理解；而翻譯的折損，有時候是因為在中文表述中找不到可以和俄文相對應的，可以體現原文生活情趣和潛在意義的語意準確表達，所以造成了外文台詞的翻譯隻翻譯台詞的字麵意思（表象），而沒有準確揭示隱藏在其字裏行間的真實含義（本質），這對於演員台詞創作來說是莫大的損失。例如我們的唐詩宋詞，不管翻譯成哪國文字，漢語中所蘊含的文學性、藝術性、意境、詩化特征都會有明顯的損失。很難想象《茶館》由外國劇團演出後會出現什麼樣的風格和藝術特色，“白日依山盡”翻譯成英文以後是否還有詩的意境？我國清末新興啟蒙思想家嚴複在《天演論》中的“譯例言”講道：“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指意義不悖原文，即譯文要準確、不歪曲、不遺漏，也不要隨意增減意思；“達”指不拘泥於原文形式，譯文通順明白；“雅”指譯文時選用的詞語要得體，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簡明優雅。所以，中央戲劇學院的《櫻桃園》在兩個月的排演中，導演彼得羅夫帶領我們用了將近三個星期的時間，結合三位翻譯家的譯本，逐字逐句地把劇本中每一句台詞反複琢磨，揣摩用什麼樣的中文表述更接近俄語的真實含義，同時還不有損原文所蘊含的生活情趣。翻譯要翻“意思”，並非隻翻文字。經過三個星期對劇本的再理解、揣摩、翻譯、推敲、合理、整理，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本嶄新的、充滿生活情趣的文字表述。對於台詞的意思，一旦譯文準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生活情趣、社會背景、職業特征，甚至人生觀、價值觀都會被揭示出來，這就為演員創造人物形象做好了紮實的準備工作，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就躍然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