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談論企業家的領導藝術時，經常會說“王道”與“霸道”兩個詞，其實“王道”與“霸道”從古到今都是中國執政所用的兩個很重要的方法和手段。“王道”以道德感化為主要執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德服人基礎上的管理形式。“霸道”以行使權力為主要執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力服人基礎上的管理形式。在曆史上，無論是李世民的“王道”還是秦始皇的“霸道”執政方式，在一段時間內都使社會繁榮和穩定，但是時間一長，兩種執政方式都出了問題。曆史證明，隻有辯證地處理和應用好“王道”與“霸道”的關係，社會或組織才能長治久安。
關於“王道”與“霸道”的論述，早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有過如下論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句話的意思是，隻用政令及刑罰來管理和規範人民，人民就會隻求免於刑罰，即使犯錯，但隻要沒受到刑罰的處罰，心中就不會有羞恥感。用道德和禮數來管理和教化人民，人民就會從內心產生羞恥感，從而自動自發地遵守社會規範。由此可見，以力服人的“霸道”雖然可以震懾組織內的成員，卻不會達到自動自發的管理目的。隻有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終感化組織內的成員並自覺遵守規章製度，從而達到管理的最終目標。
在2000多年來的中國曆史中，湧現出了許多偉大的管理大師，其管理的哲學理念與西方2000多年後的理論如出一轍，不得不說我們古代聖人先賢的智慧已經超越了曆史的時空。我們現在重拾曆史的思想貝殼，就會有許多意外的驚喜和收獲，就會感知中國化管理的精髓和魅力。
現代西方管理學中對“製度”和“文化”的管理關係做了許多論述。在西方，許多製度很容易被人們接受並被執行下去，因為西方人有宗教契約精神。在中國，隻有好的製度才能被執行，壞的製度或不合理的製度，從開始就會被人們詬病而無法執行下去。曾經流傳甚廣的管理故事就證明了這一點：一位管理學者，在德國和中國各選了一個公用電話亭，在兩邊分別標上“男、女”二字。德國人見到後很自然地男女分開使用，即使在一邊排隊一邊空置的情況下，也絕不會去違例。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視若無睹，“男、女”二字形同虛設。在中國，製度也一定要體現其合理性，如果是不符合中國人思維習慣的製度，即使再“霸道”也很難執行下去。中國神話中玉皇大帝的天條，也因為不合理而被孫悟空在中國人的叫好聲中砸了個稀巴爛。
中國有句古語叫“法不責眾”，在中國“情、理、法”的傳統文化氛圍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應該是建立在“王道”基礎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即使執政者再強硬，製度也執行不下去，從而使其統治和管理的組織產生反抗，最終使這個組織無序化。三國時期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就是“王道”與“霸道”間辯證關係最好的例子。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獲，但是為了能讓孟獲自動自發地從內心歸順，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六次放了孟獲，最終用“霸道”與“王道”的結合使南方地區長治久安。從這個曆史故事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發，沒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管理主體就是“王道”。“霸道”必須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如孔子所論述的，必須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才能達到管理的效果。
就現代管理而言，“王道”就是文化的管理，“霸道”就是製度的管理，管理不僅要有科學合理的製度，而且還必須有符合這個組織特點的優秀文化。企業在規範約束員工行為的同時，應該給員工們留下自由發揮的空間，形成以德服人、以人為本的良好文化氛圍，使員工自覺自願地進行自我約束、自我規範、各司其職，這是科學製度貫徹的保證和前提。所以，“王道”是“霸道”的前提和保障，“王道”能帶來員工自我激勵、自我約束和自我協同的管理終極目標；而科學的“霸道”又是為“王道”服務的一個管理手段，沒有合理的“霸道”，組織就陷入了無序的狀態。
當下中國企業，“霸道”的製度建設已不是最大問題，但製度建設以後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執行遵守它，是一個挑戰。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王道”管理模式可以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是教會員工怎麼做人的管理方法，隻有懂得怎麼做人，才能主動去遵守“霸道”管理製度，否則製度永遠都是寫在紙麵上的。
如何處理好“王道”與“霸道”的關係，是企業管理的關鍵。掌握了“王道”與“霸道”的辯證法並合理應用，管理者就找到了管理的本質，用“霸道”來規範員工的行為，用“王道”來內化員工的自我管理認知，就能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