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遲先生
維度·紀念徐遲百年誕辰
作者：謝冕
永遠之悔
我認識徐遲是在北大上學時，我是大三的普通學生，他是全國詩歌第一刊的副主編，而且是大詩人，他跑到北大學生宿舍找我。那是冬天，他穿著很厚的呢大衣，進屋時嗬著寒氣。他受《詩刊》主編臧克家先生之托，要我聯合幾位同學集體寫一本中國新詩史，那時（1958年）國內還沒有一本這樣的書。當時全國上下敢想敢幹，《詩刊》也好，我們也好，都充滿了大躍進的情結，“做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們終於寫出了後來叫做“新詩發展概況”的書稿。此書記載了我們的幼稚和魯莽，更記載了徐遲對我們的信任和愛心——他成為我們幾個人後來學術的啟蒙人，引領我們走上詩歌、文學研究的道路。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時局動蕩，我們無一例外地被驅使著做各種各樣與專業無關的事。那時剛畢業的我被下放到京西齋堂，徐遲他們也是漂泊無定。《詩刊》停刊了，我們無法見麵，就靠通信往來。那時我在百花山下，雖然孤寂沉悶，但那裏的青山秀水和四季花時倒可聊慰寂寞，我在給徐遲的信中經常寫些此地風光。在我，是借以忘卻內心的落寞，不想因而引發了詩人的文思；在他，也許客觀上因此釋放了禁錮年代久違了的詩情，他給我的回信中經常離開我們的話題，發揮著他美文的擅長。記得有一次，他在恣意抒情之後特別在括弧中寫道：“這段文字若單獨發表便是極美的散文。”
我保存了這一時期他給我的二十多封書信，它們是我的珍藏，被安放在最安全隱秘的地方。但是不幸，它卻無法逃脫那空前（但願也是絕後）的“史無前例”。“文革”中我被列入另冊，徐遲也從我的視野中（當然不是心中）消失。那時我白天被學生輪流批鬥，批鬥之外的時間，是和幾個“同案”被安排在北大鍋爐房燒鍋爐（冬季供暖）。時間是一分一秒地難捱，恐懼是一分一秒地逼近。那個瘋狂的年代什麼瘋狂的事都可能發生，我個人的安危已無暇顧及，倒是徐遲的那些書信令我寢食難安。我怕無端的文禍令早已身陷危境的他雪上加霜。我下了狠心，在一個寂靜的夜晚焚燒了那些書信，時間是1967年的寒冬時節，地點是北大暢春園12公寓的樓後。
我一生幾乎沒有太多的恐懼，無論是戰後海島的夜間單人值哨，還是任何讓人後怕的艱危境遇，我都未曾畏懼過。倒是那個年代，那些無時無地不作宣告破門而入的抄家，使從來不知害怕的我日夜如臨深淵。我知道，徐遲寫給我的那些信函，因為保留了人間最美好的情感，一定為那個黑暗年月所不容——當時的那場“革命”，是以仇視和滅絕一切良知和文明為目的的，那是多麼黑暗的年月啊！我一生也極少為自己的行事後悔過，然而那個夜晚，在我居所的樓後，因為怯弱，我做了我最不願做的事。
“文革”中我沒有處理（包括焚燒、撕毀或轉移）任何一件文稿，我甚至保留了數十年未曾間斷的全部日記——當然，那最可怕的日子裏，我還是不甘心地中斷了從少年時代養成的記日記的習慣，直至“文革”結束後方才有了接續。焚稿，是有生以來的“唯一”。正因這個“唯一”，使我始終愧對自己，也愧對我敬愛的先生。憶及此事，總有錐心之痛，以至於在他去世之後，我痛悔交加，臨紙不能書一字。
他喜歡這一碗陽春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