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締造者們的腦袋進水了嗎，怎麼製定出這麼愚蠢的製度來？
王朝的締造者們一點都不笨，他們在刀光劍影的五代十國中一路廝殺過來，曆經千辛萬苦建立了北宋王朝，比絕大多數人都聰明能幹，也比絕大多數人要珍惜北宋王朝。殘酷的政治鬥爭告訴他們，五代十國亂世的根源是武人爭雄，掌握槍杆子的將領們割據一方，廝殺不止。其間的血腥陰謀、宮廷政變和王朝更替都離不開兩樣東西： 槍杆子和武將。宋太祖趙匡胤本人就是在部下一擁而上，半推半就地披上龍袍當的皇帝。如今身份地位轉換了，趙匡胤、趙匡義兄弟反過來要防止武將們有樣學樣，也披件龍袍把自己趕下台。為此，他們才製定了高度中央集權和權力複雜製衡的製度來，寧願把武將和軍隊都養起來也不願意他們造反。任何事物在它產生的當時當地都有合理之處，日後讓北宋王朝羸弱不堪的製度在它產生之初存在著合理的因素。隻是，害怕狗叫也不能活生生把狗的舌頭剪掉或者把狗活活打死--畢竟狗的作用擺在那呢。在鞏固權位的問題上，趙匡胤、趙匡義等人矯枉過正了。
軍事領域是矯枉過正的重災區。宋朝曆代皇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原則，把防止將領擁兵自重作為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為了防止將領和軍隊形成固定的上下級關係，北宋實行“更戍法”，每年不是調動部隊將領就是調動軍隊，力求“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結果，北宋的軍隊官兵每年都在東南西北調動之中，去年還在河北今年就去江西了，沒準明年就去四川了，至於前年的部隊指揮官是誰幾乎沒有人記得了。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將帥無權，指揮失靈。
在北宋當將軍非但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而且地位尷尬、殺機四伏。種種製度限製了將領們有所作為（宋朝最有作為的將領都出現在朝廷控製力弱的時期，比如北宋建立初期的楊業，比如宋室南遷時的嶽飛），即便個別幹得出色的最終都受到文官的排擠和朝廷的猜忌，下場悲慘--想想楊業和嶽飛吧。朝廷不信任、不重視，將領們不主動、不作為，都渾渾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清代王夫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曹、潘二人都在宋太祖時期征戰南北，是戰功赫赫的名將；王朝建立後，二人卻在宋太宗北伐中表現拙劣，畏縮不前。潘美甚至在楊業孤軍深入、奮勇殺敵的情況下擁兵自重，坐觀成敗。這兩個名將是出了問題，可問題的根子在於宋太宗的猜忌和鉗製。
到宋真宗鹹平二年（公元999年）秋，遼軍深入河北。鎮守定州的宋軍主帥傅潛擁兵八萬而不敢出城門一步，即便宋真宗屢次下旨催促出兵，最後禦駕親征了，傅潛依舊抗旨不前。
這就是宋真宗從父輩手中接過來的家業。
宋真宗很想在自己手裏把宋遼關係這個難題解決掉。
即位之初，宋真宗曾經就這個難題征詢過眾臣的意見。大將曹彬認為宋太祖時期的宋遼關係最好，兩國“和好”，建議宋真宗與遼和好，擱置爭議，努力恢複到宋太祖時期的狀態。大臣朱台符也主和。他的建議更加具體。朱台符建議宋真宗繼承宋太祖當年的“贖買”思路，和契丹講和，通過饋贈、邊貿等發展關係。宋真宗總結道：“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可見，半個多世紀過後，北宋王朝也開始現實起來，主和成為對遼關係的主流聲音。
和平的意識有了，客觀條件卻不允許和談迅速進行。就在傅潛畏敵不前的鹹平二年，遼軍再次大舉入侵河北，河北各城孤立防守，處境危險。當年九月，宋真宗在臣僚建議下禦駕親征，十二月，親臨大名府戰陣，“躬禦鎧甲於中軍”。遼軍意在劫掠，一看宋真宗來真的了，就主動撤退了。宋真宗在第二年正月才返回汴梁。他前腳剛走，遼軍就南下騷擾搶劫。宋遼爆發遂城、望都等戰，兩國又結下了新仇。宋軍依然是敗多勝少，尤其是以善戰聞名、時人稱之為“二楊”的楊延昭、楊嗣在保州損兵折將，使全軍士氣進一步下挫。
雙方都厭倦了攻戰不斷的動蕩關係，希望一個和平協議能夠穩定宋遼關係。公元1004年的秋天，遼朝用南征表達了建交的心思，宋真宗君臣能夠把握住這個機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