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識
品史
作者：劉夢溪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後轉為國文門。他是“五四”新思潮的學生領袖，他當時辦的刊物就叫《新潮》。陳獨秀、胡適之都很賞識他的才幹，李大釗的思想對他也很有影響。1919年5月4日那天的愛國大遊行，他擔任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麵。但火燒趙家樓的意外行為發生後，他退而回到學校。當年年底考取官費留學，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學習。1923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文學院，比較語言學和曆史學成為他傾心鑽研的新的學科領域。
趙元任、陳寅恪、俞大維、羅家倫、毛子水、金嶽霖、徐誌摩等青年才雋，是他在德國期間經常往還的朋友。1926年回國，應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院長兼文史兩係之係主任。1928年就任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分別是史語所第一、二、三組的組長。他的“拔尖”政策使他有辦法聚集全國最優秀的學人。
他的最有影響力的文章是就任史語所所長後撰寫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說：“我們反對疏通，我們隻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說：“史學便是史料學。”他說了這麼多容易斷章取義、容易被誤解的話，但真正的學術大家、史學重鎮，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詣，很少發生誤解。不僅不誤解，反而承認他的權威地位，感激他對現代史學的建設所做的貢獻。其實他是受德國朗克史學的影響，有感於西方漢學家的獨特建樹，目睹中國曆史語言學的衰歇，提出的振衰救弊的主張。
傅斯年一生的壯舉，辦《新潮》、五四扛大旗、創建史語所，固也。但他還有炮轟宋子文、攻倒孔祥熙兩項壯舉。1938年抗戰開始後，傅斯年對國民黨高層的腐敗非常憤慨，他直接上書給蔣，曆數當時任行政院長職務的孔祥熙的諸種貪贓劣跡。蔣不理睬，他便再次上書，態度更堅決。國民參政會也成了他抨擊孔的舞台，使得社會同憤，輿論嘩然。蔣不得已設宴請傅，問傅對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這成了傅斯年“史學便是史料學”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後來終於被罷去了一切職務。傅與蔣在維護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無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慘案發生後，傅直接受蔣之命處理學潮而未負所托。蔣對傅的能力膽識是欣賞的。但傅本質上是一名書生。抗戰勝利後蔣邀請他出任國府委員，他堅辭不就。北大校長一職，他也不願擔任，為等胡適返國，隻同意暫代。對胡適麵臨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的要職猶豫不決，他大動肝火，寫信給胡適說：“借重先生，全為大糞上插一朵花。”勸胡一定不要動搖。並說蔣“隻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
另一方麵，毛澤東對傅也很欣賞。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參政員到延安考察，毛澤東如對故人，整整和傅暢談一個晚上。臨別毛應傅之所請寫一條幅相贈，附書：“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間陳涉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語以廣之。”條幅寫的是章碣的一首詠史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盡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兩人談話時，毛稱讚傅在“五四”時期的功績，傅說我們不過是陳涉、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劉、項顯指國共兩黨的領導人。毛所書詩句“古典”、“今典”均極對景，回答了傅的謙遜，也稱讚了傅的以學問自立。
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因突發腦溢血死於演講台上，終年54歲，當時他擔任台灣大學校長的職務。他以耿直狷介著稱，他以脾氣暴躁著稱，他以疾惡如仇著稱，他以雄才獨斷著稱。史語所的人私下裏稱他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對學問充滿了眷愛，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充滿了溫情。他與陳寅恪的特殊關係就是一顯例。對曾經幫助過影響過自己的人，他不忘舊。1932年陳獨秀被捕，他為之辯誣，說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釗就義，報紙上發表消息有謂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駁說，不是“就刑”，是“被害”。
難怪陳寅恪對傅斯年那樣服膺感佩，寫詩稱：“天下英雄獨使君。”
選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