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戰略形勢延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諸多特點，並進一步深入發展，其中三大趨勢尤為突出。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力量差距繼續縮小
從國家群體分野的視角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麵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凸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實力增強，這兩個大的國家群體之間的力量此消彼長，差距不斷縮小。
首先，在經濟方麵，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西方七國”（G7，美、加、日、英、法、德、意）從2007年到2012年底，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在世界GDP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從54.82%下降為47.3%，外彙儲備總和在世界外彙儲備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從22.92%下降為15.51%，出口貿易額總和在世界出口貿易總量中所占比例從41.16%下降為33.54%。相比之下，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呈現比較快速的群體性的梯次崛起態勢。其中，“金磚五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的整體實力提升明顯。從2007年到2012年底，五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和在世界GDP總量中所占比例從13.79%增長為20.52%，外彙儲備總和在世界外彙儲備總量中所占比例從34.03%增長為41.17%，出口貿易額總和在世界出口貿易總量中所占比例從13.96%增長為16.4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3年7月發布的預測，美國和歐元區2013年的經濟增速預計分別為1.75%、-0.5%，2014年可能達到2.75%、1%；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2013年和2014年的經濟增速仍可能達到5%和5.5%。
憑借不斷累積的經濟實力，“金磚五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的影響力持續上升。在2012年3月於印度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上，五國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繼續落實2010年的投票權改革方案，並在2014年全麵重新審議投票權分配方案。2013年4月在南非舉行的峰會發表了《德班宣言》和行動計劃，決定建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外彙儲備庫。盡管從2013年到2014年，金磚國家經濟增長普遍放緩，但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土耳其構成的“薄荷四國”（MINTs）以及其他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依然保持較快速度的增長，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梯次群體性崛起態勢繼續保持。
其次，在政治方麵，美歐等主導和塑造國際事務的意願和能力有所減弱，在全球和地區問題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有所下降，對新興大國和地區重要國家的倚重明顯增大。基於此，美國領導的北約國家加快從阿富汗撤軍，在烏克蘭問題上應對乏力，對俄羅斯的攻勢采取守勢；在中東事務特別是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上施壓手段有限，以尋求政治和外交談判解決為主；在朝核問題上繼續奉行“戰略忍耐”；在國際金融體係改革、核安全、氣候變化應對、糧食危機處理等全球性問題上的著力有所下降。相比之下，新興經濟體在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金磚五國”峰會、二十國集團（G20）峰會、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等多種多邊機製中積極開展合作，群體性崛起的合力以及經濟實力增長轉換而來的政治影響力繼續增強，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更趨活躍，話語權擴大。根據2010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的股權結構和職能要進行調整，前者已經向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增加到6%，後者把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投票權提高為3.13%，未來還將進一步展開改革。
最後，在發展模式方麵，西方資本主義尤其是美英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遭受質疑，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力量上升，社會政治生態加快演化，激進思潮有所抬頭、影響力增大，不同政黨之間、不同種族和族群之間、不同階層尤其是少數富人和大多數中低收入者之間、本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等多重矛盾有所激化，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和脆弱性上升，這些問題使得發達國家作為世界發展引領者的道義優勢和感召力受損。相比之下，中國等新興大國的發展模式在應對危機方麵彰顯優勢，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各種非西方道路和模式的發展潛力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二）亞洲整體性崛起態勢及其效應不斷凸顯
從地區格局變動的視角看，亞洲及其關聯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作為一個地緣板塊的整體性崛起尤顯突出，新態勢持續展現，引發的動力和產生的效應不斷變化和釋放。這種整體性崛起是從綜合性和全方位角度而言的，既包括地緣戰略角度的板塊隆升，又強調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實力和影響力的提升，還強調是由多個國家的顯著發展甚至不同程度的崛起所共同支撐。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快速發展和率先實現工業化；90年代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的快速發展開始顯現；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國快速發展，這些國家不同批次前後延續的持續撐托使得亞洲的崛起態勢變得越來越突出。
這種凸顯在經濟和政治方麵均有體現。在經濟維度上，亞洲地區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貿易、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等都呈現快速增長態勢，2013年底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前十位國家有四個在亞洲（中國第二、日本第三、印度第八和俄羅斯第九），整個地區的經濟規模占世界1/3。亞洲開發銀行預測，亞洲經濟占世界比重到2035年將升至44%，到205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52%。1在政治維度上，泰國、菲律賓提供了亞洲國家采取西方民主製度之後的發展範例，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提供了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工業化、民主化的例子，馬來西亞、印尼、土耳其等提供了伊斯蘭國家對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探索，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則提供了前蘇聯成員國轉型的經驗和教訓。
作為亞洲整體性崛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亞洲整體性崛起的重要效應之一，區域外的戰略力量紛紛加大對亞洲的關注和力量投放。美國為了掌控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亞的弧形地帶，進而掌控整個亞洲和繼續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在中東（西亞和西南亞等）和亞太進行“再平衡”或“轉軸”（Pivot），一方麵適度減少小布什時期因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而在中東過多投入的力量，但不離開該區域；另一方麵增加對亞太的關注和投入，以確保美國在該區域的存在和主導地位不受嚴重削弱，特別是著力加強在中東與亞太的連接部位即中亞、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力量部署，力圖形成強有力的戰略支撐。為此，美國奧巴馬政府持續加大投入，推進“新絲綢之路倡議”，打造以阿富汗為核心，囊括中亞國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在內的貿易和能源合作機製，為2014年撤軍之後繼續保持足夠的影響力進行相關部署；推進與菲律賓、越南、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亞等國的外交聯係、經貿往來、安全合作，進一步激活與泰國的安全同盟關係，改善與緬甸、老撾等國的關係。受美國戰略調整的刺激和推動，歐盟、澳大利亞等紛紛強化與亞洲國家的多方麵關係。歐盟《2020年戰略》強調重視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英、法、德等國均越發重視並不斷推進與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國家關係。澳大利亞更是越來越重視加強與亞洲的聯係，擴展在亞洲的利益。吉拉德政府在2012年10月製定並發表的《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白皮書認為，亞洲成為世界經濟龍頭的進程勢不可擋，而且加快了步伐；澳大利亞要在2025年前變得更加繁榮、更有活力並分享新機遇，進而成為亞洲世紀的贏家，就要成為一個更了解亞洲、更具能力的國家；要有明確的計劃，抓住即將湧現的經濟機遇，應對將要出現的戰略挑戰。
同樣既是亞洲整體性崛起的重要內生支撐和內在驅動，又是亞洲整體性崛起效應的重要體現之一，板塊內部不同層麵和不同領域的聯動持續加劇，包括：東南亞方向的東盟從加強自身一體化建設向牽引亞洲地區整合方向發展；上海合作組織作為亞洲中心地帶最重要的多邊合作機製的發展及其影響輻射，強化了東亞、中亞與南亞之間的聯係；西亞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在應對中東大變局的過程中進一步擴員和擴大影響；美國提出並推進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促進了南亞和中亞的聯係；俄羅斯力推的歐亞經濟聯盟則增強了前蘇聯成員之間的合作。這些機製從五個不同方位，各有側重和特點，在不斷推動次區域合作的同時，促進了整個地區範圍內部的聯動，增強了整體性及其凸顯。以經濟內部聯係為例，區內貿易從21世紀初的8000億美元增長到如今的3萬億美元，貿易依存度超過50%；區內已經簽署的自貿協定從2002年的70個快速增加到2013年初的250多個，成為全球自貿區建設最活躍的地區；大多數國家的入境遊客80%以上來自亞洲內部。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經貿聯係更是日趨緊密，已經成為許多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重要投資來源地，前十大貿易夥伴中1/2來自亞洲，對外投資約70%投向亞洲，截至2012年底，在亞洲國家開設了66所孔子學院和32所孔子課堂，互派留學生近50萬人；同亞洲國家人員往來超過3000萬人次，入境中國內地的亞洲國家人員達1500多萬人次，占入境外國人總數的57%，外國人入境人數前十位的國家中有7個是亞洲國家。
（三）國際格局多極化趨勢發展更顯深入
從主要戰略力量之間的力量對比看，“一超”與“多強”之間的實力差距縮小，“多強”之間綜合實力的均衡化趨勢日益突出。
首先，美國作為“一超”的綜合實力依然突出，但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體係演變的主導力與其世紀之交的頂峰時期相比進一步削弱，與其他大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從2007年到2012年底，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總和在世界GDP總量中所占比例從25.02%下降為21.87%，外彙儲備總和在世界外彙儲備總量中所占比例從3.75%下降為1.28%，出口貿易額總和在世界出口貿易總量中所占比例從10.46%下降為9.73%，進口貿易額總和在世界出口貿易總量中所占比例從14.82%下降為12.35%，軍費開支占世界總量的比例從41.7%下降為40.76%。加上國際體係的轉型和國際事務日趨錯綜複雜，中東大變局和烏克蘭問題等駕馭和處理難度增大，這使得美國獨自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能力和意願下降。對內，在推進金融改革、對汽車等傳統產業進行“再工業化”、實施醫療改革和移民管理改革、加強教育和科技創新、設法刺激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同時，謀求在新能源、新網絡等新技術和新產業方麵的新優勢，力圖增強經濟競爭力；對外，開啟接觸與合作時代，與47個國家開啟服務貿易協定談判，與歐盟進行全麵的貿易與投資協定談判（TTIP），加快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TPP），加強對國際貿易秩序演進的主導；積極調整和鞏固與歐、日、韓、澳等傳統盟友的關係，推進與中、俄、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關係，促進合作和減少競爭，注重發揮“巧實力”和利用多邊機製以彌補綜合實力的下降，使“多極世界”轉變為“多夥伴世界”。當前，美國這種戰略在烏克蘭問題上遭遇俄羅斯強勢出擊的考驗，雙方客觀上已經形成抗衡態勢。
其次，“多強”在彼此力量對比扁平化的形勢下加快調整內外戰略。歐盟力圖轉變為一個提供高就業、高生產率與社會凝聚力、智能化、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體，進而重振科技和經濟優勢；在應對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的過程中強化共同的金融監管和救助體係建設，促進與貨幣一體化相適應的財政聯盟、預算協調和銀行聯盟建設，穿越“轉型時刻”邁向一體化建設的新階段。對外強化行動能力，注重向其周邊的西亞北非、西巴爾幹和前蘇聯國家傾斜；製定真正的戰略，把中國、巴西和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係中，以歐盟未來作為國際格局一極的地位。俄羅斯對內著力推進遠東地區開發，對外把獨立國家聯合體和歐洲作為外交優先方向，堅決抵製歐盟和北約向烏克蘭和格魯吉亞一線的擴展，以促進其歐亞兩部分的經濟聯動來突顯其獨特的地緣戰略優勢，推進歐亞經濟同盟建設來強化對前蘇聯成員的掌控和鞏固周邊戰略依托；注重借助“金磚五國”機製和上海合作組織來提升和保持國際影響力。日本戰略焦慮和右傾保守化趨勢日益凸顯，對內以量化寬鬆、日元貶值以及稅收改革等措施來促進經濟發展，從武器裝備、軍費投入、人員和相關法律修改等多個方麵大幅加強軍備建設，積極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對外借助美國的支持不斷突破二戰後形成的戰略束縛，積極擴展與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度等國的合作，把中國作為首要對手展開戰略競爭，力圖重振國際地位和維持地區主導權。印度力求以推動科技創新加快經濟增長，以航空航天開發和國防建設為抓手增強綜合國力；對外以強化對南亞和印度洋的主導權為基點，北上更多介入中亞，西向加強與中東國家能源經貿合作，東進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等東亞和西太平洋國家的合作，積極推行大國平衡和強勢周邊外交，大國心態和相應外交路線持續凸顯。此外，巴西、澳大利亞、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國家自主發展的意願、能力和實力都在不同程度地持續走強。加上各種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國際傳媒以及其他組織和團體等各種非國家行為體，憑借各自優勢，利用信息化趨勢深入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傳播影響作用，對國際和地區事務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對大國的地位和作用造成製約衝擊。在此進程中，中美分別作為新興大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代表的引領地位和作用日顯突出，兩國關係變化既濃縮體現新興大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兩大板塊關係的變化，更加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新興崛起國與霸權守成國之間關係的特點。兩國在全球、地區和雙邊的互動，將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牽動著國際和地區格局的演變，以及新一輪大國關係的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