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追述，我們可以感受到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魯迅的思想與藝術世界是由他自己一係列十分獨特的概念所構成的，魯迅有著屬於他自己的語彙，也有著他自己的對於文學思想和藝術建構的追求。如果我們不能夠最充分地考慮到這樣的“獨特”性，而僅僅滿足於從一般的主流思想概念出發完成對於魯迅的解讀和闡釋，就很可能嚴重地曲解魯迅，畢竟，魯迅的思想與藝術觀念直到今天也並不為中國大多數人所擁有，並沒有真正屬於過現代中國的主流（雖然在十年“文革”期間他也曾意外地受到了推崇）。這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單純從社會革命的追求來肯定魯迅和今天有些人又從“功利性”追求來否定魯迅都很可能遠離了魯迅本身。
要全麵理解魯迅的“為人生”，就必須回到魯迅自己的語言方式中去，回到魯迅自己所建構的藝術世界中去。
為人生，魯迅道出了我們文學活動與人類自身的現實聯係，道出了所有文學活動的“原點”，特別是道出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麵對和解決的重大的生命問題，正是這樣一個現實生命的問題決定了現代中國人的其他所有問題，人生問題幾乎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眾多命題的“原命題”。
為人生，魯迅建立著屬於他自己的文學主題、感受方式，“直麵慘淡的人生”是魯迅文學區別於許多現代中國文學的獨特的一以貫之的追求，是他與現實世界密切對話的同時堅持自己思想藝術個性的最好的方式。
為人生，魯迅以這樣的語義編碼傳達著與當時許多藝術旨趣的差異，他的藝術不是空虛的幻景而是現實人類生存的需要，“並非人為美而存在，乃是美為人而存在的”。隻有深味於傳統中國文學藝術空幻的人才能體驗到魯迅以“為人生”強調現實生命觀照所具有的真正的“現代性”。魯迅說得好：“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隻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麵，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這裏，為了人生，甚至一切傳統的藝術模式都可以被打破，小說是如此的奇異，而雜文這一獨特的方式也進入到了文學的世界，不理解魯迅“為人生”的思維，就不能意識到魯迅雜文這一最獨特的魯迅文體的現代性與藝術性。海外漢學家輕視魯迅雜文的根本原因即在於他們還沒有真正進入到魯迅的藝術世界。
為人生，魯迅尋找著幾乎就僅僅屬於他自己的文學樣式——一種與當時形形色色的“先進”思潮與藝術流派都有所區別的魯迅自己的“形式”，這是一種兼有強烈的現實寫照又包含突出的自我精神特征的書寫方式（因為，現實的關注與精神的觀照對於“人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魯迅的精神性追求使你很難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概念來概括，它顯然具有突出的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特征，然而一旦你將魯迅文學納入到所謂的西方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藝術框架之中，就又會同樣覺得那是一種同樣勉強的分析。與象征主義、現代主義的追求所不同的在於，魯迅更關注的還是現實中國人的生存，《狂人日記》、《野草》並不就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中國版，更不是西方的存在主義。魯迅：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傳統研究強調了第一、第二，當代研究又在極力突出他“並不落伍”的後麵幾點，他激進否？先鋒否？抑或保守？落後？在當年創造社、太陽社的青年看來他屬於後者，而今天的某些新保守主義者與海外的漢學家又將前者作為魯迅的“局限”加以攻擊。其實，所有這些意見的分歧恰恰說明魯迅不屬於任何一個既定的框架。魯迅，在現代中國數十年的紛爭與糾纏之後，仍然屹立著，因為，他僅僅屬於他自己！
在我看來，認真閱讀和理解魯迅文學世界中的“為人生”的實質意義，將有利於我們對魯迅文學基本思維的細致勘探，有利於我們從魯迅自己的文學基本姿態出發來清理魯迅留給現代中國文學與現代中國文化的重要遺產，這種遺產既不是任何政治家的學說能夠代替的，也不是任何“新銳”的西方思想所能包含的。隨著我們對“為人生”及其他“魯迅概念”的解讀，新世紀的魯迅研究有可能打破近年來的沉寂，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
為人生，更確切地說，是為了現代的人生，魯迅作出了他獨特的文學選擇。
這給我們的閱讀提供了一個新的值得特別注意的角度，讓我們就此出發，再一次回到文學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