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誰？他跟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這在今天的中國不會再是一個什麼問題了。
今天的問題可能在於，我們也許在問（公開地或者私下地）：為什麼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始終“跟隨”著我們的成長？從小學課本裏的偉人成長故事到中學教材裏一篇接一篇的魯迅作品，直到我們今天的大學生活，魯迅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一門主幹課程的主幹部分。也許有人已經在私下裏不止一次地疑惑道：憑什麼？憑什麼就是“這一個”如此緊密地進入了我們的知識體係？
然而平心而論，其實並不是魯迅本人在“跟隨”我們的人生，不是魯迅一定“要”進入我們的知識係統，因為他早在1927年9月就說過：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以魯迅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設想，還有他那深刻的“中間物”意識來說，他顯然就無意“占領”曆史，甚至根本就不看好這樣的“占領”的意義。然而，事與願違，恰恰是作為曆史後人的我們常常在主動地“拉拽”著他，“牽扯”著他，或者說是“魯迅之後”的曆史似乎很難離開魯迅的身影而獨自存在——無論在這一段曆史中的人們是怎樣具體地估價魯迅的意義：是將他送上曆史英雄的峰巔，還是打入晦暗的深穀。
這一現象本身就是中國曆史與文化的奇觀，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魯迅在“魯迅之後”曆史中的命運似乎首先就表現為一種獨特的“兩極牽掛”。
一、現代中國的“兩極牽掛”
所謂“兩極”，就是曆史評判的兩個端點。魯迅的奇特之處就在於他幾乎從一開始（當然也是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就被置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體係之中，同時哪一種判斷體係又都不斷在針對魯迅“說話”。
其一，處於曆史巔峰狀態的魯迅。在這方麵，魯迅的價值首先是由激進的政治革命家來發現和肯定的。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於，無論是長期“在野”、艱苦奮鬥的共產黨革命人士還是尚在“革命”曆程中的國民黨人士，都相當“看好”魯迅這一文化資源，甚至就是在國民黨執政之後，也並沒有立即放棄對於魯迅加以“利用”的企圖。
眾所周知，國民黨一開始是重視魯迅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魯迅與國民黨人在反對北洋政府上的一致性。1925-1927年是魯迅與國民黨人關係最好的時期。魯迅在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影響使得當時的國民黨人相當看重他。1925年底北京國民黨主持的日報《國民新報》創刊，魯迅被邀請為該報《副刊》乙刊的輪流值編之一，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同國民黨人朱家驊、鄧飛黃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1926年8月魯迅南下到廈門大學執教，當時朱家驊擔任廣州國民黨中山大學校務的副主任委員，朱家驊電報邀請魯迅到中山大學去“指示一切”。未等魯迅答應，廣州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已經在1926年11月15日急不可耐地發表消息：“著名文學家魯迅即周樹人，久為國內青年所傾倒，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席。中山大學委員會特電促其來粵擔任該校文科教授，聞魯氏已應允就聘，不日來粵雲。”同一天，廣州國民黨的另一喉舌《國民新聞》也發表了同樣的消息，足見這就是國民黨人的“統一”部署與“普遍”期待。在中大，魯迅曾被朱家驊尊稱為“戰鬥者”、“革命者”，一些國民黨要人如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陳公博等也紛紛向他發出友好的邀請。當然以魯迅的個性，他對這一類官方半官方人士始終保持了一定的距離。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連克上海、南京，魯迅應《國民新聞》之約，於4月10日寫了著名的《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一文。
但1927年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接著廣州也發生了“四·一五”大屠殺，國民黨獨裁專製政權原形畢露。這時，魯迅同國民黨在政治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正是這一分歧促使他最後離開“革命大本營”廣州前往上海。隻是，此時的國民黨當局並沒有立即改變對於魯迅的拉攏、利用的設想，特別是魯迅在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朋友與學生更是繼續與他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係。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是魯迅“五四”時期的舊友，他在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之後，接受了許壽裳的建議，聘請魯迅為大學院的特約著述員，每月支付300元的固定薪酬。1928年10月大學院改為教育部，魯迅又轉為教育部“特約編輯”。這顯然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魯迅初到上海的生計問題。
魯迅與國民黨關係的全麵惡化是進入1930年以後。作為一個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與人權而卓絕奮鬥的現代知識分子，魯迅當然不會對任何一個獨裁專製政權妥協屈服。他先是發起並參加了批評政府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後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又是主要領導人之一。這都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革命日報》開始將魯迅推向政府的對立麵，宣布魯迅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許紹棣更借此呈請國民黨中央對魯迅加以通緝。不過，應當說國民黨高層依然沒有完全放棄“利用”魯迅的念頭。據錫金先生提供的材料顯示，就在浙江國民黨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魯迅之後，當時任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的蔣介石還試圖透過教育部內部的“關係”繼續收買魯迅，並許以種種好處，直到“毫不領情”的魯迅加以拒絕，才最後裁掉了魯迅的特約編輯的職務。左聯內部“兩個口號”論爭發生，國民黨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拉攏魯迅的機會。上海《社會日報》很快登載出“魯迅將轉變”的消息，不久，魯迅過去的學生，當時任南京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高級教官的李秉中也頻頻來信、來訪，傳達出解除“通緝令”的和解信號，魯迅再次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於是，直到魯迅逝世，國民黨當局也沒有解除對他的“通緝”。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位早期共產黨人以自己的真誠贏得了魯迅的信任，並最大程度地影響了魯迅的政治傾向。
從魯迅喜愛的青年柔石到作為共產黨高級領導的瞿秋白、馮雪峰，他們與國民黨要人的顯著不同就在於其作為“在野”的真理追求者的本色。雖然也可謂是資深革命家，但畢竟“無權無勢”的他們更體現出了一種民間知識分子的真誠、質樸與人文情懷，與魯迅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當這些同樣深受專製政治壓迫的革命者帶著更多的人生真誠而不是功利企圖走近魯迅的時候，也就比任何的“既得利益者”更能夠體會到魯迅之於中國社會發展與中國人自我精神拯救的巨大意義。在《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著名的文章裏，魯迅深情地描述過柔石：
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於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隻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麵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顯然，與國民黨顯貴們政治的成熟與老練相比較，年輕的柔石是這樣的真誠、稚嫩，這樣的襟懷坦白、胸無城府。就是這樣的品格，敞開了魯迅通往一個新的人生理想形式的大門。
馮雪峰是柔石浙江第一師範的同學。1928年12月，他在柔石的介紹下往見魯迅，求教日文翻譯問題，當時的馮雪峰正在從日文轉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作品——普列漢諾夫《藝術與社會生活》。從此常常登門請教。次年，馮雪峰初遷居景雲裏，與魯迅寓所相對，更是幾乎每晚都會過來談天。許廣平《魯迅和青年們》、蕭紅《回憶魯迅先生》等文都為我們描述過一個真誠、直率而富有個性的馮雪峰，在這樣的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與魯迅的親密關係：
敲門聲響，他來了。一來就忙得很，《萌芽》、《十字街頭》、《前哨》等刊物的封麵、內容固然要和先生商討，要先生幫忙。甚至題目也常是他出好指定，非做不可的。有時接受了，有時則加以拒絕。走出了，往往在晨二三時。然後先生再打起精神，做預約好的工作，直到東方發亮，還不能休息。這工作多超過個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進忠告了。先生說：“有什麼法子呢？入手又少，無可推委。至於他，人很質真，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
——許廣平《魯迅和青年們》
……在桌子邊坐著一個很瘦的很高的穿著中國小背心的人，魯迅先生介紹說：“這是一位同鄉，是商人。”
有一天晚上×先生從三樓下來，手裏提著小箱子，身上穿著長袍子，站在魯迅先生的麵前，他說他要搬了。他告了辭，許先生送他下樓去了。這時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繞了兩個圈子，問我說：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嗎？”
“是的。”我說。
魯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幾步，而後向我說：“他是販賣私貨的商人，是販賣精神上的……”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
瞿秋白30年代在上海從事文藝著譯，經馮雪峰介紹引起魯迅注意，後交往密切，幾乎日日晤談，一同從事文藝活動。魯迅三次為瞿秋白提供避難之所。瞿秋白根據雙方晤談的思路作有《王道詩話》等12篇雜文，以魯迅筆名（何家幹、洛文等）發表，後也由魯迅收入雜文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與《準風月談》）。瞿秋白著名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第一次從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角度，高度評價了魯迅的雜文”，“正式把雜感作為一種文體形式給予崇高的評價並基本正確地闡釋了它產生與發展的社會曆史原因”。瞿秋白開篇即將魯迅置於“革命作家”行列加以定位：“革命的作家總是公開地表示他們和社會鬥爭的聯係；他們不但在自己的作品裏表現一定的思想，而且時常用一個公民的資格出來對社會說話，為著自己的理想而戰鬥，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紳士藝術家的虛偽。”進而提出了如下判斷：“魯迅雜感的意義，不是這些簡單的敘述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著他前進。”這樣的評價顯然給後世深遠的影響。魯迅錄何瓦琴句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也足以見出他們之間的友誼。1935年6月28日，瞿秋白在江西長汀羅漢嶺就義。魯迅感慨不已，抱病親自為瞿秋白選編遺文集《海上述林》，演繹了中國現代文壇的一段佳話。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反應折射出了各種政治力量對魯迅意義的不同估價與認同程度。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在唁電中高度評價了魯迅的價值，這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共對“魯迅資源”的高度重視。《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奉魯迅為“中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權威、文壇上最偉大的巨星”，稱魯迅的逝世是“中華民族失掉了一個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中華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文告宣布了蘇維埃政府的六大舉措：1.下半旗誌哀並在各地方和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2.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10萬元；3.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4.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5.搜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6.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對於一位現代知識分子，這樣的舉措無疑是空前絕後的。同時，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還致電國民黨中央及南京政府，提出8大要求，進一步樹立起了自己正義的道德形象：1.魯迅遺體國葬，國史館立傳；2.改紹興為魯迅縣；3.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4.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5.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6.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7.魯迅家屬享有與革命先烈同等待遇；8.廢止魯迅先生生前國民黨政府所頒布的一切禁止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法令。
當然，魯迅逝世後，國民黨人也有一定的表示，如在上海的國民黨高層人士孔祥熙、上海市長吳鐵城也送了挽聯。但國民黨《中央日報》那幾日卻充斥著胡漢民國葬的大幅報道，還有蔣介石祝壽的新聞，僅僅在20、21、22、23日第四版偏下角落報道了“名作家”魯迅逝世及喪葬情況。22日在第四版左上角發表署名“津”的文章《談談魯迅先生》，對魯迅文學作品及為人予以追述。文章稱魯迅作品讓人感到“痛快”，“迎合”了一些青年對現實的不滿，但同時又認為，魯迅對“中國”的苛刻批評卻不能與蕭伯納等相比，尤其是為人的刻薄與好鬥更無甚可取。在魯迅逝世的這些日子裏，從頭至尾也看不到一點官方的表態與意見。據說，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統一新聞報道的口徑，曾下達“密令”，確定了報道這一巨大事件的“指導”方針。其主要內容為：“一、魯迅在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創作小說於文化界自有相當之貢獻，此點自可予以讚揚；二、自轉變為左翼作家後，其主張既欠正確，著作亦少貢獻，對於此點，應表示惋惜。至盲從左翼分子之無謂捧場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應絕對禁止刊載。”
與國民黨專製政府的警惕與戒備相反，當時代表著民主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高層進一步肯定和發掘著魯迅的偉大意義。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演講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魯迅論》）1940年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著名的判斷：“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這顯然是從根本上鞏固了魯迅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地位。後來我們看到，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屠殺文化的非常時期，魯迅也被繼續置放在絕對神聖的殿堂上受人膜拜，當然，其膜拜的理由在今天看來是相當扭曲和滑稽的。如1966年14期《紅旗》雜誌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在早年曾經有過‘彷徨’，但是，當他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找到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之後，他就下決心，俯首聽命，甘願做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前卒’和‘小兵’。魯迅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不顧托洛茨基匪幫的造謠中傷，不顧周揚們的欺騙攻擊，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